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探测

吴 庸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拉开帷幕，它将讨论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不难推断，习近平总书记于10月7日APEC峰会上宣布的“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无疑会影响三中全会内容，甚至可以说这项总体改革方案预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习氏指出：“我们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的经济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指出：“我们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等。看来，三中全会将以习氏这些规划为基础展开议论，衡量这类体制性改善对稳固中共统治的利弊而决定取舍。

　　习近平在上述总体改革方案中，特别强调“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这项转变，习氏政权已经喊了多年，现在所以还在喊，盖在其艰巨性而难于攻克也。

　　总之，预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什么高调出现，无非是唱惯了的老歌，经济改革咏叹、行政改革合唱，加上一曲结构改革低音伴奏，算是习氏舞台演出的对三中全会的献礼。当然，根据中共历来都用大话包装自己的惯例，此次三中全会的决议出台时会强调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表示信念坚定，会重复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用专制与民主的融合以欺骗公众。

　　出人意料的是，与习氏格调不同的另种改革方案出现了。《新纪元周刊》第345期刊登记者季达的报道，从诸多方靣陈述了新的改革方案的内容。

　　记者季达报道的这个改革方案有哪些令人注目的内容呢？试举数例如下：

　　（1）要求司法独立。它设想：“各地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北京通过最高法直接领导，拨款、人事都由最高法院决定。”成立这样的司法系统，意在实现司法独立，这一构思具有相当鼓惑作用。司法部门独立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力影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中共权力对司法部门的控制下，这个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成立由最高法院直接管辖地方法院的司法系统，只能给人以不摆脱中共权力（对司法部门来说，这就是外力）的控制却能实现司法独立的幻觉，其危害性在此。实现司法独立是正当要求，有其积极意义，但它设想的实现途径却是空想，是奢求。

　　（2）为农民争权益。它设想：“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使乡村居民最大程度享受集体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这个设想当然会使农民拍手叫好，他们会因土地通过市场流转而大获其益。可惜，地方政权对此会持坚决否定态度，因为他们有权在土地流转中大力压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价值，同时拼命抬高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后的价值，从此中的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构成地方政权的生存之道。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使乡村居民最大程度享受集体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表示农民对地方政权掠夺民脂民膏的不满，是维护农民切身权益的表现。

　　（3）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它设想：“加强人大代表豁免权，使人大代表真正作为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对官员实行监督，并立法赋予更大的弹劾权力。”这个设想如能付诸实施，犹如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体中生出一种搅动机制，使这具表决机器发生震颤。“人民代表”将在只是拍手与举手的纯表决功能之外增加前所未有的弹劾功能，指向滥用职权的官员。这会引起弹劾与反弹劾的实力较量，因之会引起社广泛关注。随着弹劾与反弹劾力量的此消彼长，预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伪民主、伪民意机制将发生些微变化。这是值得争取的。

　　（4）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它设想：“重新调整省市政府的职权划分。中央政府上收部分事权，提要中建议可上收的事权包括司法、社保、教育、医疗（包括全民医疗保险）、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方靣。”与此种立意相反，它设想：“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极为不平衡，中央的统一政策在各地形成的治理效果极为不同。如果要全靣发展，北京反而应该下放更多社会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决策权力，使得不同地区和地域发展出和当地水平适应的长期策略，甚至可以包括不同的税收政策。”这个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正是长久以来争议的话题。

　　（5）建立公民社会。它设想：“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放宽对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审批，并逐步过渡到登记制度。”这个设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非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积极呐喊，为它们的发展拓宽道路，其实质是鼓励社会公民自动组织起来，建立稳定的社会基层，推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反专制制度的完成，民主制度只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才能稳固地终结专制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公民社会的命题，对建立新社会的非凡价值，在这个设想中得到充分表述。

　　上述5例大体概括了《新纪元周刊》记者报道的内容。无需追寻记者的消息来源，也许记者只是假托“一位北京消息人士”的陈述，把社会不同群体对改造中国现有体制的设想和期望揭示出来，与习近平的改革方案一争上下。把记者报道的改革与习近平的改革加以对照，从而识别民间改革观与官方改革观的异同，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