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岸”？

陈奎德

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

　　多年之後，当後人翻到中国史书的2012时，“变局元年”四字注定将跳出页面，嵌入他们的记忆库中。

　　2012中国，犹如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産品：叛逃、追捕、投敌、放毒、谋杀、焚屍、毁证、取证、阴谋、栽赃、情杀、灭口、诱敌、拘捕、审判、车祸、裸女、灭迹、权斗、政变、外媒……所有惊秫肥皂剧的要素应有尽有，几无遗漏。环环相扣，眼花缭乱，纷呈于国家高层的舞台上。

　　而中南海当局，一改以往“讲政治”老调，也极力引导并促成2012事变的好莱坞化。他们惨淡经营，浓墨重彩，把事情努力涂抹成一出纯粹的鲜廉寡耻、道德败坏、金钱与性的都市肥皂剧，使之非政治化。从而试图与年底的政治大舞台（十八大）相切割，杜绝任何可能的政治联想。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无需良好视力，观衆也不难瞥见，在那舞台背景的上空，有两个巨大的政治幽灵——毛氏幽灵与邓氏幽灵——正在进行的全武行式决斗，难分难解，拼死拼活。

　　事实上，重庆“唱红打黑”的戛然而止，毛左根据地在重庆地盘的萎缩以及在网络空间的崩塌，在在标示了其政治性，标示了政治风向的转变。

　　是的，目前似已尘埃落定，老中少齐上阵过招的十八大，已经垂下帷幕。人们开始关心，王储登基之後，走向何方？

　　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是2012年之前的中国了。

　　2012，中国上层政治黑箱这一潘多拉盒子已然打开，政治变迁的火车已经徐徐出站，各派砥砺磨刀之声仍在隐隐作响。2013，作爲2012的延长版，将使滥觞于2012的政治博弈继续演义，政治惯性将继续延伸。鹿死谁手，目前尚难一言以断。

　　诉诸历史，人们注意到，政治僵局，有时可维系二、三十年。然一旦平衡打破，滚动起来，它的逻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就是明眼人之所见：中国变局，已经开场。
　

三十年“摸石过河”何处是“岸”？

　　北京的新当局甫一上任，观察家注意到，有一些新举措正在静静地释放出来，赢得了些许掌声。但仔细查勘，基本上都是一些亲民的小动作，面对重重的内政外交的实质问题和困境，他们尚不知从何入手。简言之，“新政”似乎难産。

　　在笔者看来，北京新主政者必须透彻想清楚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诚实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它。该问题是：

　　何处是“岸”？

　　中国政府，“摸石头过河”已经30多年了。现在该是确立其目的地——“岸”——的时候了。

　　今日之世界，宪政民主国家已达115个，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文明主流，是河之彼“岸”。像中国这样打着共産党旗号的（极权或後极权）国家，日益寥寥，仅余其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而且，即使是这些引人注目的稀有物种，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处于变迁之中。揭开世界日日喧嚣沸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泡沫表面上的五彩锦缎，下面呈现出来的，正是上述基本态势，它是中国困境的根源。

　　环顾全球，这种中国与世界主流秩序对峙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有可能长期撑下去吗？中国能够与基本人性长期对抗？这个世界有可能长期容纳共産主义？

　　这一问题想透彻了，想通了，确立了基本意向，则一通百通。所有目前令中南海焦头烂额的问题，多数将在登“岸”途中及登岸之後，迎刃而解。

　　这些问题包括：日益严重的中国财富精英与权力精英的向国外“大逃亡”问题，日益严重的制度化贪腐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日益激烈的群体抗争问题，超越军费的维稳费用问题，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中南海在地缘政治上所感受的“战略包围圈”的问题，香港的离心倾向问题、（由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等所显示的）外交孤立问题……等等。

　　其核心，是国家定位。
　

“行宪”爲纲，纲举目张

　　实践的问题是，如何到达彼“岸”？

　　最近，江华、张千帆、张思之等70多位中国学者联署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以及《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不约而同，指向了宪法，指向了宪政。

　　他们指出，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即是说，用“维宪行动”来行宪，来达成宪政，到达“彼岸”。　

　　要言之，“行宪”爲纲，纲举目张。

　　以宪法超越毛、邓的左右两极符号，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二者的崭新的宪政维度，摆脱中国长期在毛邓二者之间摆动的困境，特别是摆脱毛泽东的巨大而黑暗的阴影，才能阻断任何薄熙来式人物的政治复辟。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毛泽东的罪行没有被全部公开曝光、辩论、清算，只要没有判处他的政治死刑，在这面血红的旗帜下，在毛氏的土壤里，类似薄熙来一类的政客就总有机会会兴风作浪卷土重来、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由于其意识形态在中共的原教旨正统性，在其党内，毛左还常常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就像薄式“唱红打黑”一样。在这样的话语权不平衡的情势下，有意革新的主政者的权力，将受到致命的挑战和威胁。

　　因此，公开讨论毛时代，公诸其骇人听闻的祸国殃民罪行，牢牢地把他定位于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二十世纪三大反人类暴君的行列，将剥夺已有的与潜在的薄熙来式人物的政治资本，归零其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话语空间，杜绝其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这是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历史流程中，势必涉及对中共夺取政权六十三年来的总回顾。其间中共所犯的巨大罪错：土改、镇反、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公社化、大饥荒、文革、六四，……将一一受到公正的评价与审理。当真相与是非澄明之际，政治精英将不再被中共的遗産特别是毛遗産所绑架，一个全民大和解大宽容的时代才有可能降临神州，中国文明才可能真正走向伟大复兴。

　　人或问，如何保证这一伟大进程的降临？答案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可靠保证。你的意愿就是保证，我的意愿就是保证，他的意愿就是保证。通过各类渠道，让我们每个人的意愿成爲可见可闻可感知的意志，则所有人意愿的重叠部分势将浮现出来，那就是政治共识。那就是公共的保证。那就是对政治人物的“赋权”。虽然，目前中国尚缺乏制度化的凝聚共识的政治通道，没有制度化的授权通道，但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绝对的政治黑箱已不复存在。发挥你的表达想象力和创造性智慧，则我们的意愿就不会归零，它将被看到听到感受到。它将汇聚成坚实存在不容忽视屡仆屡起的公共意志，促成“权爲民所赋”的授权渠道的诞生。
　

文革一代中共政坛精英

　　着眼于公民社会的建设，着眼于民间共识的凝聚，并不意味着轻视上层政治精英的作用。他们在政治博弈中，特别在中国场景下，显然是重要的一极。对政治精英而言，除了其政治意愿外，责任伦理和能力潜质也极其关键。人们注意到，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与其前一代，有明显“代沟”。具体而言，他们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同时绝大多数曾是“知青”，曾坠入社会底层，对底层冷暖，有亲身体验，难于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戏剧性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笔者曾指出过，文革，作爲一次“微型的”“拟真的”政治过程的预演。其中的政治参与者，鉴于“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国门关闭，新闻封锁，长期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实历史的知识，不懂得基本的政治运作常识，因此，开初青年人的政治操作极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图的揣摩者跟随者和宣传机器的应声虫。但是，据笔者的仔细观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由于对文革前十七年来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准确直觉，在实际的各组织和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角逐中，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人们对政治领悟极快，进展神速。无论是在组织、宣传，还是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把一种“模拟政治”变成了“政治实验室”，马基雅维里式的诸种政治权谋和技巧在其中自发地出现。他们通过“阳奉阴违”，对毛指示的“各取所需”和“各自解释”，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变成了“真实政治”。很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谋略，开始出现在派别斗争中，逐渐玩起了复杂的政治游戏。短短几年的政治成长历程，某种意义浓缩了千年政治智慧的发展。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了中国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精神与行动都束缚较少，敢于行动，敢于出手。其基本问题在于忽视基本政治伦理，蔑视传统道德底线，基本不问原则，不择手段，不受约束，信奉“丛林法则”，信奉唯权力主义。

　　文革之後，他们进入中共官场历练。中国极其险恶的官场生态，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大起大落，惊涛骇浪，与经济领域的超强互动关系，同时又有与毛时代不同的大量国际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对现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经验与改革时代经验的交互作用，使这一代中国政客在其政治行爲方式和理念上，与其前辈很不相同。薄熙来是其中的一类典型。底层经历影响更深广的，也可能塑造出另类典型。无论如何，与前代政客比较，他们显然不那麽谨小慎微，瞻前顾後。这些政客，倘若继续实施暴政，势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彻；倘若真正确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阔斧，拼命向前。因此，在潘多拉盒子开啓的重要时刻，虽然执政空间仍然有限，但若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手段灵活，则不是不能做事的。如果主政者仍然无所作爲，历史给他的判决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突发性偶然事件的历史功能

　　在今日之中国，还不应忘记，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那麽，突发性偶然事变发生的概率就更加增大了。

　　之所以论及突发性事件，是由于在铁桶般束缚下的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即使尚有棱角的他们，所能发挥的余地也很小。但当出现突发性偶然事变时，他们大展身手之契机就降临了。回望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历程，不难看出，正是一桩桩突发性偶然事变，引领中国逐步走上文明之路。

　　用共産党之前他们的祖宗黑格尔语言来表述就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

　　这里的必然性，就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意愿；这里的偶然性，就是突发性偶然事变。衆所周知的有：1950年代毛岸英在朝鲜被炸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该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及其妻10月6日被逮捕的政变，1978年小岗村村民冒死立约包産事件，1989年天安门运动，2012年王立军事件，令计划之子车祸事件…..等等。笔者甚至愿意极而言之，突发性偶然事变，势将成爲宪政中国的第一推动，成爲中国自由的点火引信。

　　凡事预则立。面对突发事件，面对历史契机，有准备者与没有准备者所导向的历史後果是截然不同的。塞涅卡说得好：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的人，命运拖着走。

　　（本文一月三日完稿发出後，“南周事件”倏然而起，撼动朝野，戏剧性地印证了笔者的直觉。）

　　——原载:《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