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周恩来

刘自立（北京）

　

一

　　周恩来是怎样一个人？其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评价？其与世界政治家和世界政治之关系又当如何考虑……这些都是大问题。之所以说其大，因为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和痘町举证，就可以完全说明白。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跟随这样几种逻辑。一种是，在毛时期，极权主义发展、分化为弱极权和强之；在弱，强之间，尚存在周恩来系统的不弱，不强之派系；这个派系，以对于毛的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为中庸之道，以恃保存其观点和实力为基准，施行毛的某些方面的体制内运行和维持经济（生产力论），而反对施行完全的、彻底的、不要经济和教育的，纯粹的群众运动。第二种是，周恩来系统实际掌握的国际外交权力，让毛在西方左派和右翼政党的马基雅维力主义之相对主义均衡政治中，占得一席之地，而提出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反殖民主义观念（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西方政治错误论和殖民主义失去支持；而支援世界革命和以革命的名义沆瀣西方资本（日本，西德，香港等等），让周－毛政权既有资本还原的余地而又消除了世界根治毛主义的可能（比如，64年和法国建交，周恩来访问十四国，后来，后周时期，CCP加入联合国和与美建交；等等）。第三，由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某种混乱和混淆，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其国际战略，均势政治乃及无原则资本运作，让中，美，苏（――俄罗斯）等国家的地域政治和策略政治，占据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益之政治的上风——而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导致的民族独立－民族独裁，使之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博弈，变为一种对抗曼德拉民族－民主独立的、几乎是主要力量；这样，周恩来外交遂取得在中国彻底丧失人权，饥荒和死人政治后，不被追究地获得了所谓亚非拉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对于周恩来外交旋风的崇拜（这当然不是上帝和西方赐予之之克里斯玛崇拜）。最后，作为对于周恩来现象的总结，我们势必要论证极权主义中国的某种政治比较学；这个政治比较学的细节不能也无法施行虚无主义方式予以忽略。当1976年周恩来死时，万众上街纪念而痛斥毛为当代秦始皇的情形，大家记忆犹新。这不是万众之错，而是万众之不错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课题。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不能不区隔毛－周之间的异同。不加区隔地施行一锅端方式，就像说，对于文革和七千人大会，毛刘一体，毫无区隔之论，也正好是这种对于极权主义细节不加区隔的虚无主义方法。以下，我们稍加细节而简单评述之。
　

二

　　关于强弱极权之间的间性关照，可以回顾文革中的这个故事；比如说，文革中，周保陈毅，不保贺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贺龙，毛不保——陈毅，毛保——姑且就算如此。但是，在保不保陈毅这一件事情上，周起到某种他人不能起到的作用。而出席后来陈死追悼会（毛穿睡衣仓惶出席），在北京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凡是记事不枉之辈清楚知道，这是一种毛向周，其实是，达成退让或言达成妥协之行径。这个行径和后来毛反悔整贺龙，周给贺龙鞠躬七次，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即便如此，毛－周之间关于林彪问题的博弈尚在进行——而周临死之际发出的、关于他“不是叛徒”的叫嚣，也不像坊间述说那么简单——而他关于他在历次路线斗争的错误之表白，提醒人们毛僭越其领袖地位而让延安整风变为整肃周恩来之历史……这个两面的说辞，正好是周－邓之间于毛施行某种“死谏”之方法——乃至四.五运动邓被打倒后，毛亲自让汪东兴照顾搬去北京东郊民巷之邓，且给起配备厨师和伺员（这是一段少有人知的细节之一）。至于毛究竟何以不置邓于死地而促其再生，难道与周死后之类似诸葛亮木象吓司马之举，毫无干系？毛，周出席文革中陈毅追悼会，说明所谓文革的“第一次文革“之战略转移——此转移，就是毛从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返回到某种体制内专政方式的重新使用和偏重之；而周代表的、杨小凯等人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开始在陈毅追悼会后，重振其营，且保持了在“二月逆流”派，周恩来黄埔系派和四人帮之间的某种平衡。记得陈毅追悼会后，很多被批被整的老干部欢呼（小声地……）雀跃，奔走相告，一时间，好像真的有点小阳春味道。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在毛施行我们所谓强极权和民粹文革时期，周在旁施行一时间的帮助和“制约”，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把周简单看成毛之替身，很多事情将无法解释；抑或说，毛身上甚至保存了周的某种“正统“统治策略——就是反文革大嗡大轰之策略——周－毛，施行某个阶段的合一之道。

　　这个证明，在召开所谓四届人大时期，复又发生。毛在最后关头让周组阁，摒除了王洪文、张春桥的组阁戏。记得好像是在那年的十一节，周出席宴会，带着病弱之躯，发表了本来索然无味的例行讲话。但是周的出现本身，起码引发了大、小干部阶层里面同样的弹冠相庆，窃笑于兹。于是，街头巷尾，茶室隅堂之间，都有放松一口气的感觉。（那是所谓“民主与法制”之提法首次登台献艺——而其关键之点，就是施行所谓社会主义法制——而这个东西本来被作为文革异端思潮提出，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后来CCP施行所谓社会主义法制之提法的全部实践的总括，其本质就是反对法治——就像杨小凯提出的极左毛式“第一次文革”与反对第二次文革倒退论一样，它不过是巴黎公社屠戮全部法国知识分子的戏码的重演……）当然，最后一种，就是周死后，十万人街头相送。如果说，这是愚民和受蒙蔽之举，也未尝不可；但是，民心在当时当地如此，难道就是一句所谓不知真相，民使由之，克里斯玛……，可以概括的吗？比如，我请教过李慎之先生后人。谓之，你父亲可最后写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他们回答，写了一个头，没有完成，大概两百字。但是，李写的关于人民国外交政治之文章，可以从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侧面，关注周恩来这个人。（见下）以上所谓几次起码的、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圈子中引为放松的（小“解放”的？）那种喜悦，人们固然可以一棍子现在打死，说，他们不过是一些愚民和奴才之媚——笔者于终极意义上也赞同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整死贺龙，和贺龙整死其他国人人命，都是无法容忍之现象一样——你是为贺龙整死者辩护，还是为贺龙辩护——还是为不能保护和整死贺龙之周辩护……；大而言之，整个文革造反派整死N多的CP，无论高官还是小吏，他们都和整死贺龙的逻辑保持一致而受难；但是，这个逻辑成立吗？这是并不重要的议论。更加重要的议论是，在整死贺龙这个问题上——结合刚才所谓保护陈毅这个问题，成为衡量文革进入第一阶段和文革进入第二阶段之历史判断，作出史释。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文革，是毛之“八.一八“检阅之纯粹，之整体，之全盘的群众运动，民粹运动和极权运动，可毛还是有并不民粹而是反民粹之纯粹专制极权之统治，其治理也还有亦张亦驰，文武兼备（这个武，这个文，也都是极权主义）之货色。但是，极权主义的常态化生活并不仅仅是运动，而是镇压以后的蛰伏时期（杀鸡取卵－抑或养鸡取卵之异。）这个时期在专制历史中，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简而言之，专制也好，极权也罢，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而过日子，就不能总是运动，还要有不运动之运动；这就是蛰伏时期的日常生活——用毛的话说，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人民，都是向毛那样施行百万遍、千万遍的八.一八而不思其他，试想，这样的文革或者革命，如何可以持久？于是，毛和周都知道文武之顾，张驰之变；而要放松，要生产（也就是，施行对于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绝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毛知道周，允许周，迫于周，势必要让他出场，继续出场，也许是最后出场，以维持局面而不是继续革命——文革真正的民粹主义时期，也就是一年有余。于是，在那个时期的媒体上，人们知道周，一直在那里演戏；而毛，一直在那里看戏（虽然毛说他是导演——但是他这个导演在经济，外交上，其实是让位于周的）。自从高岗施行预谋掌握经济大权（大计委一类东西……）失败后，毛就知道他无法以其红区党，统治白区党——也就是，政治党，不能驾驭经济党——而文革之所以没有停止经济运作，就是因为有一个“红色资本家”（周恩来）在那里施行经济干预，经济维持续和经济统制。这是百姓误认或者并不误认的一种见识。此等见识，也可以用毛－周沆瀣59年庐山会议，抵制七千人大会批毛，以至于整死林彪为反驳。但是，毛不得不在政治以外的，无法直接干预国务院的经济领域，腾出一块地方给周，也是不争之事。也就是文革里面说来说去的“抓革命－促生产”之说法——这个“生产”，秩序和维持，就是周恩来主义及其本钱。这个“生产力论”一来，林彪和其他人，例如陈伯达一类，就可以正面上史书乎？这就是类似要吃饭，找总理，一类国话之出处；读者诸君以为如何呢。

　　这绝对不是说，周恩来同意某种经济领域里面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类说法（含鸟笼经济，市场＝社会主义一类说法——此类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看看于光远一类货色））之观念——最后，无非演变成为权－钱交易一类经济模式。不是的。我们是说，毛不要经济，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做法，在周恩来同意之下，勉为其难地，让，这个“社会主义的草”，继续生长……难道周恩来也是不要苗，不要草之类——这是一个问题。这即是周恩来一类人的、给“剩余价值”一些活命可能，而不是毛之就连剩余价值也不给活命的绝对主义，“第一次”文革，人民可以暂时不吃饭、白吃饭、抢吃饭，但是这个革命（串连白吃饭等），不可能持续；要回到生产，回到秩序，回到体制，就是“反革命”主义之一个反拨。这个反比，是十分、百分、千分可怜的；但是，正是这种可怜，使得周给了当时的北京人，全国人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达致高潮，就是周死的时候那个场景。人们没有任何权力指责那些在场者之男女老少，更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硬性桎梏于时，于史。在实际上，在理论上，周兼顾白吃饭和要吃饭两种极权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起到了导致“二月逆流派”和毛派绝对革命观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平衡”。我们将此还是称为弱极权主义和强极权主义之别。弱之，可以有教育，有学上，可以经济一下，生产一下，还要有苏联文化（后来又有美国，日本，西方电影在内部上演……，江青甚至请来奥曼迪和阿巴多），有人们穿戴打扮的可能……而强极权主义，取消一切，关闭学校，整死教授，打死老师。于是乎，人们就此可以搬出一个另外的课题。毛的持续两年不到的文革民粹－民粹文革，在周的支持和“制约”下，逐步地回到弱极权主义秩序——也就是刘邓陈等人的，要资本主义尾巴之主义（或其精神残余）——而毛在林彪死后，施行中美媾和，批周（谓之右倾投降）而挺周（让周获得世界影响），也是施行弱极权主义——这个主义直接走向改革开放——就是既要社会主义的草，也要资本主义的苗。（至于周恩来主义何以开辟出邓模式，人们逐渐将其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
　

三

　　中美媾和，牵涉到世界国际政治之大局。在此局面下，周的运作具备其罕见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就此而言，周恩来评价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无法切割。当然，尼克松一类政客给予周充分肯定的克里斯玛评价——至于那个基辛格，更是自此成为中美资本之间的肮脏掮客而勿须多言之。人们在所谓战略课题上煞有介事地大放厥词。一句话，周恩来外交在美国两党的外交获利中迄今受到褒奖而不肯稍事反思。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先打倒苏联而利用中国——在施行对于中国之打击。这个说法完全无法成立。早在周恩来和马歇尔斡旋国共内战时期，这个说法就被拿上台面；说是如果蒋介石不停止追击东北林彪之军队而预消灭之，那么，美国利益将会因为触怒苏联而受损，诸如此类。蒋介石果然退让于兹，且自此种下失败由此而来之连败于兹。这是美国战略后来又放弃守顾朝鲜之艾奇逊白皮书放出的，让斯大林，毛和金肆意进攻汉城之始因。所以，老美自二战后认可其最初的G-2也就是苏－美共治世界后，他们本来也不像逾越有限主权论之界限。和毛的某种迎合，不过是他们的不知苏联会垮的前机会主义策略而美国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单有国家利益和资本需求，还有民主价值和普世观念。这就让美国出现里根所谓推倒柏林墙之呼喊，乃及正面冷战的所有举动。故此，在美国两面价值论的背景下，周恩来利用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和放弃主义（就像他们放弃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见基辛格《大外交》）。于是，他们不是放弃蒋介石而是迎合毛泽东——自史迪威组建迎合CCP之所谓小组以来，谢维思，斯诺，拉铁摩尔……一类人，就极力鼓吹CCP之民主，延安之自由，和毛之资本主义（他们说CCP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他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七十年代），共襄CCP乃及周恩来主义的开始之篇章。

　　再是，周恩来主义和尼赫鲁主义开始的，加之后由铁托施行的不结盟运动等，都给所谓欧美世界带来了他们外于中国和印度机会。这些机会的丧失，让中国和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单和亚非国家和平共处，而且逐渐作大，乃至周后来盖过尼赫鲁之威望，之影响。此外，正是中印等国家作大，英法国家和与之和平共处，与之建交，与之媾和。这是摒除价值含意的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苏联的印度和中国的越南，以后，又成为中，美，苏焦灼和博弈的焦点。于是，切入越南问题，让中，美苏三国的战略利益格局发生了因为周恩来出现而导致的变化。在胡志明葬礼上，中苏焦灼态势因后来柯西京－周恩来北京机场谈判而告一个段落。而美国撤出越南，成为价值论混淆和颠倒的后殖民主义西方政治之大悖论。这个悖论，当然，就像周恩来主义获得西方认可那样，成为一道政治难题。这个难题是，美国的越战是不是价值论和反共论的失败——如果美国反战，那么，毛，周，苏联之反美，如何估计？胜败于越南，美国的正确性如何？如果说它正确于战，它为何撤军？如果说它不正确，那么，苏、中难道正确？——更不要说，二十来年后，美国《时代》说，越南人谓之，以前，赶走美国人，越南一切问题可以解决；现在，招回美国人，一切问题可以解决。这样一来，周恩来甚至毛泽东对于越南的支持，难道会因为美国的撤军而享用了“政治正确”？……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挑战于西方国家的——美国在菲律宾的撤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撤军——印度独立（甘地主义失败于印－巴分裂——就像美国人支持果尔达·梅厄——而苏联人支持巴勒斯坦和埃及……）；英国放弃对于苏伊士运河的宰制……诸如此类。于是乎，我们还是回到所谓“两种帝国主义”之论调（见蔽文《帝国小论》）。这个论调就是，罗马帝国之衰亡不是因为它是帝国，而是因为它放弃了正面帝国的遗产——而这个遗产，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复又拾回：他们拾回的就是自治，共和和自由——就是威尼斯和佛罗伦撒的人权和尊严——而这是纳粹帝国和苏联帝国毫无遗产可言之反差。说罗马帝国衰落而等同于帝国之负面类型，实属荒诞和愚昧。话题回来。越南问题和早先的老挝问题等，都是周恩来（陈毅）联合所谓第三世界国家迎合CCP世界观和独立论的某种“正面”反馈。
　

四

　　这些简单绍述的事实说明什么呢？一，民主体制的欧美国家和政权，因为一直以来，处在民主——殖民——资本之悖论结构中，导致其政治正确性的结构之有限瓦解。这种瓦解，正好给周恩来主义带来可乘之机。这个机会，就是自列宁以来所谓殖民和民族解放课题之生成。这个课题，虽然，逐渐式微而衰败——因为欧美结束了殖民主义——但是，在殖民主义瓦解处于进行时间，周恩来主义，甘地主义，尼赫鲁主义——乃至本贝拉，恩克鲁玛，塞拉西一世等等独裁独立者，他们的面目，正在被沆瀣于周和CCP而十分模糊，丑陋和凶残。这个局面，要等半个世纪后，到了纳塞尔传人穆巴拉克政治解体而凸现，而诠释，而解决。也就是说，周恩来时期的人们（亚非拉人民）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必须和“民族民主”运动集合于一，就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那样——而昂山（预备）访华和曼德拉六.四以后来中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CCP机制。这是就连蒙格马利和萨特（他们访华谒见毛）也被搅得满脑浆糊。他们不懂周恩来，也不懂毛主席。呵呵。这是一个世界课题。这个课题回旋过来，就和如何评价周之课题紧密相连。换言之，不是周恩来自己和毛给了他一种地位，一种“正确”，一种威名，而是西方价值论和体制论在历史长河中的起伏沉沦，导致不单周恩来主义，就连再早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还不是一度，每每，人见人爱，趋之若骛？（张伯伦！）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断裂。这个断裂，让周恩来主义得以伺机发挥，而发展成为东、西方克里斯玛者之一也。这其实是一个笑话。
　

五

　　周恩来所谓忍辱负重和犬儒主义之面目自然让人想到同国宰相李鸿章。这是一个也许可笑，也许沉重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还必须加上俾斯麦（乃至俾斯麦对话李鸿章——蔽笔也不能免俗。：）因为这三人之比，或可以见出历史现实和未来人物与历史之结构，之走向。简而言之，俾斯麦代表德意志统一之文化政治走向——李鸿章代表历史，周恩来代表现实（现实中的历史，文革等等。）俾斯麦的文化政治或言传统政治有几。1，是其继承和改革的几十乃至上百的德国自治城邦乃及自治承下的自由（专制）；他的德国统一之盟，之梦，几乎可以说是普鲁士文化概念的辨正和发挥——2，他当然不是消灭政治文化，而是施行某种帝王文化，议会文化和专制（铁血文化）于一身者（——3，他的名言：“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无论如何也无法证实周恩来的反对反对党之政治——虽然在内战时期，他和张君劢等人一度联合草宪而迫于CCP原则而撤出……。）“但是，俾斯麦担忧的德国－普鲁士辨正‘统一’，是这样被表达的——“俾斯麦‘并不认同德意志的民族主权；他也没有像其浪漫主义朋友们那样具有德意志民族精神--然而在民族主权与民族精神背后，却还有一种历史的基石，亦即德意志民族力量。这正是俾斯麦所感受到的东西。’俾斯麦“不认同”德意志“民族主权”——俾斯麦“认同”德意志“民族力量”——这是多末可笑的，真挚的，天才的定语啊。这就是俾斯麦的结论，‘我们就必须将自治的大国--在其意义上的大国--标识为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的民族国家’。”（刘自立《帝国小论》））所以，俾斯麦具备李，周都不具备的自由政治和自由传统——当然，李具备他的继承曾国藩捍卫儒家文化之文脉——太平天国主要罪过就是消灭文化和儒家——而毛可以说是当一无二之后继者；而周，就连这一点也不具备——周到底在西方，在德国和法国学些什么？含混不清。于是，就李和俾斯麦关系，人们在很多文本中皆备以考。以下是大家知道的一段李－俾斯麦对话：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记录这样的对话：

　　李鸿章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由何？

　　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可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默然云。

　　可见，俾斯麦谓之“不认同”德意志“民族主权”——“认同”德意志“民族力量”——李鸿章当然没有这样的自治实体，精神宰制和文化系统可供其享用——周，就更加阙如0化了——他不是列宁，也不是普列汉诺夫，甚至不是托洛茨基；因为在这些社会党人的身上，具备一种也许是俄罗斯，也许是布尔什维克精神，但是，周的晚年，并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品质（他的无为是十分难以诠释的“是“与”非“——那么，他究竟是谁呢？所以，比较而言的逻辑即此生成。一方是俾斯麦对于李鸿章政治文化阙如的（其实是讥讽）评价；一方面是周对于李所享用的传统中央集权（而不是极权）文化的承载和继承之阙如（可见李鸿章诗文）——周，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文化承载之功能——到了文革，这个“文革”成为“革文”，乃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出现一个结局：李不如俾斯麦，周不如李鸿章。这是仅仅从文化遗产上面提供依据和内涵的人物评价论。至于他们在政治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单独而论，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政治之文化内涵和政治之无文化内涵，势必紧密关连，缺一不可；这是二十世纪的特点。严格说，周没有实际上的，文本上的与传统文化之关联；他既不是俾斯麦德意志民族力量和德意志统一力量的东方继承人，也不是他的前任李鸿章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中央集权）的传人，他只是区隔于毛的、那种无法无天的文革式的，非东方的，非西方的，不传统的，毫无文化遗产可言的，莫名文化的受害者和龃龉者（无言者——或者迫于无言者）。于是，周恩来的历史评价和历史本身几乎成为反向定位。他的文化价值是不是毫无价值可言？还待更加具体的研讨出世。
　

六

　　如何对待历史，德国梅尼克不单对于俾斯麦等历史、国家、文化、政治现象做出分析，尚提出“国家－个体”结构论（见其作）；或者，解释为德国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并和——这种观点在洪堡和兰克身上亦有体现。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标准，不是国家而是个体，才是人权和主权的核心。否则，德国文化之反之纳粹国家主体论，就会超越全体西方个体论而毁灭，而浩劫和而死亡。这个说法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解析俾斯麦，李鸿章和周恩来时发生的历史细节与历史框架之思考。这个思考，可以展开如下几个层次。

　　1，东西方文化主流的政治结构，究竟是个体凸现，还是整体把握；周之所以缺乏中、西传统，就在于他没有针对主流文化的个体主义精神；（虽然他的表面，似乎让人有他可以代替最赋盛名之男演员金山（中国三十年代成名的著名演员），而走上具体与虚拟的文化舞台和政治舞台之可能；）这个阙如，表达在他的历史和革命当中。周恩来风格只是顺乎历史上国家主义和民族独立时期之革命风格；那个时期缺乏集体与个体具体把握和辨正考虑的环境，故而让周的作风得以以革命和国家的借口，维持局面和开拓其道。（比如，在召开万隆会议期间，周行座机被疑放置炸弹后，周让李肇基等随员依旧登机赴死；谓之，外交也是革命，也是战争，是要付出牺牲地——他自己是革命主导，所以，李氏等可以死，他，不可以死——这就是明确的涅恰耶夫革命原则。）

　　2，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被周用来作为左右平衡之妙方。这个平衡，原来在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时期用之对付毛。后来毛超越和取代周，且在延安整风时期巩固了他的领袖地位。于是周变成“儒周”和犬儒；以不作为，作为生存之法。

　　3，在经济党和政治党，红区党和白区党施行博弈的时候，周，成为这两股力量的中间枢纽（在高岗被取消经济权力的时候），周，逐渐成为经济权力的把持者（尤其在三年饥荒以后）和国务活动的具体执行人。

　　4，于是，从理论上、实际上讲，CCP出现一种凸现国家，权力，个体，观念之周氏作风和毛式淫威，乃及周氏与刘邓陈等等势力之间的较逐。这是一个重点。因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人们只能在比较政治中才能发现他们发现其前途，其轨迹，其本质，其命运。中国五、六十年代和六、七年代的比较政治，就是以毛为A，周为B，其他为C的政治分歧，整合和裂变。周作用，就是让毛在毫无借口和权当皇帝的情形下，让周于权，于势，于一部分。周可以毫无原则和人性地处死他的贺龙，孙维世等等，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刘邦无法扼杀张良——那么，林彪，是不是韩信呢？……

　　5，重复说，周代表的中间势力在刘邓代表的右倾势力面前，成为毛作用和平衡刘的一副王牌。（邓的观点就是后来的“模式”——不是毛的无资本，“继续革命”之托洛茨基主义——他的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托洛茨基要全世界社会主义——完全胡话。）

　　6，极权主义之所以也会分派，是因为他们各自强调自己的历史作用，自己的政治正确和自己的行为作风。于是出现1976年周死时期之毛、周反差之情形。

　　7，虽然，他们同为布尔什维克人。但是，苏维埃在1918年被列宁毁灭以后，周、毛的政治真理业已不复存在。

　　8，于是，不是历史结束了，而是意识形态主义结束了——只剩下虚以委蛇的苏维埃－列宁主义。

　　9，这样，周恩来主义就从上个世纪初丧失了他的全部价值论意含；但是这个价值论的替代物，就是沆瀣西方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世界政治利益论和地域政治均衡论。此论代替了东西方意识形态。这是周和世界西方领袖可以一飨以宴之缘故。那些西服革履的小丑煞有介事地作评周与之。

　　10，再后出现的中国革命，就是我们所谓打开一扇腐朽之门的第二种革命（——第一种革命是踢开一扇腐朽的门……）。这是周的革命，外交和“儒庸”（一种“CP儒家”）。

　　11，从那个时期开始，毛－周主义遂蜕化成为机会主义——而又没有马基雅维力机会主义的，与之相辅相成的君王教育论，共和人民论和自治城邦论——于是，周只留下国家，权力和自身的文化政治解构。

　　12，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强调周的历史地位，不是化毛入身，而是以其屈辱的，可耻，猥琐的，权谋的表面，施行“保住晚节”（＝其势力，其实力，其影响，其人脉……），以死，或者，以活，作为对付毛的手段和目的，以期在以后的历史中受到谅解？受到肯定？周死，他的政治胜利了——邓施行了没有周的周的路线而发挥之——而江青，被不讲“几个凡是”的人抓了起来——也就是，毛死，又如何？……

　　13，这样，周不如俾氏，李氏，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周夹在毛、刘之间的存在和本质，究竟是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乎？就要看后人的再诠释了。“吸呼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这段谚语说明了一个突出的事实；虽然很多人不以为然。那就是，杨小凯谓之之周恩来红色资本家的面目，也许并不清晰——但是，现在那些薄氏等等等红色资本家的面目和实质难道还不清楚吗？于是，周恩来究竟于史何谓，难道不是也十分清楚了吗？……那些西方资本大佬和无良政客，之所以喜欢死去的和活着的周氏，难道不是更加清晰可明了吗？两世为人者，一为布尔什维克——二为红色资本家＝？这也是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