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请习李，为中国两千年噩运解套

　

黎 鸣

作者的书法

　　——“习李”既是习近平、李克强二位，也是学习、习得的“习”和“老子李耳”的“李”

　　——我期待“习李”能够习得老子《道德经》的“道、宝、德”（“真理、规律、逻辑”）的伟大思想，从此开辟新政；

　　——从而习李新政“应运而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噩运彻底解套；

　　——什么是中国两千年噩运？即两千多年来中国恶俗、恶政、恶果（国）的历史噩运；

　　——恶俗、恶政、恶果，害国、害民、害子孙，这种噩运的中国历史延续了两千多年；

　　——两千年孔儒文化说谎的恶俗和孔儒政治禁言的恶政，是中华民族从来最大的祸害；

　　——它致使中国历史永远进入不了人类文明史；

　　——它致使中国人永远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

　　——它造成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全都丧失了“人”的崇高、和谐、自由的精神品质；

　　——上述罪恶的总根全都集中在四个字：“说谎”和“禁言”，实质上是彻底地禁止说真话；

　　——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也即自然逻辑）规律：不能说真话即必不能做善事，不能做善事即必不能做美思，不能做美思，即必匮乏思辨能力，匮乏思辨能力，即必愚昧。所以中国人从“不能说真话”开始，按照自然逻辑必然的规律，就只能成为愚昧的民族，中国人产生不了科学，产生不了高技术，产生不了高（思维）艺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始终都成了周边少数民族入侵的亡国奴，成了被屠宰的羔羊，成了世界上实质意义上的劣等民族，总之，成了地球上生生世世噩运缠身的最倒霉的人类；

　　——中国人最终倒霉在谁？即倒霉在始终主张“说谎”、“禁言”的孔丘及其儒家啊！！！

　　——“禁言”绝对是人类之中最不人道的政治，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所执行的即是这种人类之中最不人道的政治，“禁言”的恶政，以及“说谎”的恶俗，这一切，全都得“感谢”孔丘及其儒家的两千多年来的悠久的谆谆的（罪恶的）“教诲”啊！

　　——正是因此，我恨透了孔丘以及后来所有的儒家，我鄙视痛恨所有尊孔读经学儒的文人，他们实质上即是一群“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的天下废人，更是“为虎作伥”的伥鬼，是他们永远推波助澜了“说谎”的“恶俗”和“禁言”的“恶政”；

　　——“禁言”既是中国“恶政”之恶首，更是维持中国“恶俗”、“恶果”之恶首；

　　——“禁民言”的目的即在“图民财”，“图民财”的恶果即在“害民命”；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经济”刮尽了民脂、民膏、民汗（汉）、民血，高耸起了皇天（皇宫），深筑就了后土（陵墓），广聚成了官财（棺材）；

　　——“禁言、图财、害命”的“恶政史”即是“害国、害民、害子孙”的中国“噩运史”；

　　——自从中国出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后，中国就已完全地被恶俗、恶政、恶果、害国、害民、害子孙的历史噩运彻底套牢了；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次的亡国，许多次的屠杀，许多次的奇耻大辱；

　　——很遗憾，近代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最后全都回归了上述中国历史的噩运之套；

　　——近代国民党的蒋经国以“打开报禁”、“打开党禁”为局部中国台湾的噩运解了套；

　　——敦请共产党的习李新政也能立即以“打开言禁”为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噩运解套；

　　——请立即为新闻立法，把中国媒体的最基本权利归还给全社会的公民，报纸、出版、电台、电视台、网络等社会舆论的媒体，决不能再被官方所垄断。社会舆论原本就应该是全体社会公民自然而然的舆论，而不应该是被官方强奸的舆论，因为社会舆论是社会自动进化系统的“安全、进步、发展”的“观察器”，它的真实的“观察”恰恰是帮助处于“控制器”地位的官方发出正确控制社会“指令”的重要信息的基础；而强奸民意的官办“媒体”所发出的虚假伪饰、自吹自擂的错误信息，只能造成全社会系统“伪反馈”的极为有害的“恶性循环”。如此的逻辑道理，实在是最简单不过了。可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恰恰就是在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逻辑”问题上，由于孔丘及其儒家的无知和邪恶，永远地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而且两千多年来一错再错，永远都在错。

　　——人类之中一切人为的造“恶”，事实上全都来自对于“错误”的极端冥顽任性的固执；

　　——我敦请中国共产党当局立即撤销从来就只会“说谎”和“强奸民意”的“宣传部”；

　　——因为“宣传部”既继承了纳粹希特勒和苏俄斯大林的外国的极坏传统，更继承了孔丘及其儒家的永远“说谎”和“禁言”的“三恶”、“三害”的本国的极坏传统，我对“宣传部”的人们没有任何偏见，而是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误导和毒害社会的累赘，它对所有的媒体发号司令，运用的却是“说谎”和“强奸民意”的信息，它不应该具有这种邪恶的“权力”，因为媒体只能属于社会，而不能属于权力，权力只能通过法律管理媒体，而不应该以任何人为的命令控制胁持媒体；

　　——所以撤销“宣传部”，“打开言禁”，这才是当前中国最关键、最重要、最“当务之急”的“政改”，更是实行一切“新政”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不会有任何新政；

　　——这更是彻底打破两千多年来中国“三恶”、“三害”噩运的最伟大的一举，也是最准确最安全最可靠的一举，因为它完全顺应了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最大的心愿；事实上，互联网的产生，也早就已经敲响了传统中国“禁言”恶政和专门“说谎”、“强奸民意”的“宣传部”的丧钟了。如此的“改革”在今天，实际上已到了最“顺应民意”、最“水到渠成”和最能够体现“四两拨千斤”（“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历史顺势的最好的时机了，所以，这应该就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改”；

　　——当局对政改的“恐惧”完全是虚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形势并不能完全类比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完全不可能类比于当年的法国人，更重要的是，仅仅会用类比思维是根本找不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路的。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全息逻辑的思维，至少必须学会演绎分析和综合推理，只会类比思维的中国文人们的思维，将只会延误一切有利的时机，永远是前怕狼后怕虎，停滞不前。事实上，今天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旧是切望上层“明君”的中国人（不论对与错，这都是中国传统既成的现实），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仍旧是上层领导者的“明智”而“果断”的改革，而不是面对下层激烈“情绪”的恐惧的“乱动”或迟疑的“昏庸”，应该说在中国的近代，已经错过了太多改革的良机，这全都是愚昧造成的，我怀疑，中国上层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智库，而所有只能迎合领导者的文人，决不可能会是真正的智者。

　　——撤销“宣传部”，“打开言禁”，让“媒体”回归社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继续成为官方独揽的权力，这就是今天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而当下也是最好的时机，我认定，如此真实改革的效果将只会一顺而百顺，否极而泰来，这既是救国，更是救党的最佳的一举，中华民族的“崛起”大业，将会因此而“万事齐备”，不欠东风，而是迎来东风。

    （20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