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强国梦

（又名：中国意淫下的强国梦）

郭予豪

　　观世界历史，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璀璨文明古国，它的文化和思想曾一度影响着周边其他国家，朝鲜，越南，琉球这些亚洲国家主动向中国称臣为的是能成为受中国保护的属国，就连现在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曾在清朝前向大明建文帝称臣，并允诺每十年一供，至于西方传教士们，也在明朝后期以蛮夷的身份陆续抵达北京，这些人可没有晚清时期到中国的那些传教士那样高傲，而是让跪就跪并努力学习中国话，同时他们一面以本国的“奇巧淫伎”试图打动中国皇帝，一面费力的向中国大众传播基督教，可惜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因为在天朝臣民的眼中，这些黄发碧眼的人虽然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这里，但蛮夷终归是蛮夷，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也对蛮夷的神没有一点兴趣。

　　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道德思想却在西洋大受欢迎，中国被西方人凭着马可波罗的著作描述为一个富饶强大的亚洲强国，西方贵族们以搜集中国家具瓷器来装潢他们的家为荣，欧洲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也对中国的孔孟之道了如指掌，甚至中国到了大清王朝以步入衰落的时期，西方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仍旧执着的写文章对中国的道德思想赞不绝口，在这种情形下，不光是蛮邦小国，就连荷兰，葡萄牙，俄罗斯人也曾经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屈膝下跪向中国称臣。综上所述，中国没有理由不继续以超级大国的身份引领世界潮流

　　然而，当大清朝以救世主的姿态入主中原后才经营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却迅速衰落了，一场场的灾荒让神州饿殍遍野，而每一次闹灾大清地方官员的腰包都会鼓胀起来。民间物价开始上涨，以前上街买东西揣几两碎银子就行现在要带着银票去买，但与之相比老百姓的收入却逐年下滑，大家为了生存都在不择手段，久此一来中国社会·逐渐养成了一种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土豪凭向上行贿大量钱财就可买官，上任后在加紧搜刮民脂把钱挣回来，名妓则靠炫富来搏出位，以便抬高身价让更有钱的人来包养她。

　　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讲理，官差不但可以随意向百姓征钱征粮还仗着天朝赋予给他们的权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肆意捕人在胡乱编织罪名，县官在断案的时候完全是靠人治，尽管厚厚的一本《大清律典》就摆在那里却完全被当成了摆设。至于令中国自豪的中华文化在这几十年间也没有得到半点发展，由于政府鼓励八股文以占据了每年高考的所有篇幅，能否金榜题名不在你有多少才华而是看你的死记硬背程度如何，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失意的才子龚自珍发出了“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感叹。

　　几乎是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中国，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开始飙增，尽管多数入教的中国人还理不清上帝和耶稣的关系但为了得到洋人的照顾就稀里糊涂的受洗了。这也体现出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活命，勤劳的中国人把每一块能耕种的地都种上了庄稼但仍难以应付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天灾人祸，不得已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那片曾经令天朝臣民嗤之以鼻的蛮夷之地，如今却忽然成了谋生的好地方，于是中国人告别妻儿，拜别祖坟不顾官府的警告，就算是偷渡也争先往欧美国家跑，到了那里他们从事的都是最低贱的工作，当地人不愿干，中国人却干的兴致勃勃，尽管洋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但就算是这点钱中国人依旧很满足，虽然中国人在海外从没有被平等对待过甚至有时还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依旧坚守在那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

　　而对于这些漂泊在海外的天朝子民，大清政府却彻底的将他们遗忘了。清政府除了不定期的发公告提醒海外的中国人一定要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外，别的一概不管，作为大清王朝的臣民，中国人命贱如狗，不要说在欧美国家的中国人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援，就连东南亚的印尼小国，一次内乱中西班牙殖民者一口气杀害了2万名中国人，大清政府也是不闻不问，最后此事曝出，面对国内一片谴责舆论大清政府的官方解释是：“这些被杀的人在印尼生活了几代已经不算是中国人了！我们不能干涉别国内政”。

　　与此同时之前龟缩在广州港口只有靠买办做中间人才能和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们却不知为何忽然神气了起来，先是日本废除了和中国历史上称臣纳贡的不平等条约，接着又有来华的英国使团大使马尔嘎尼无论如何也拒绝向中国皇帝下跪，最后还是中国妥协了，先例一开，以后其他国家的洋人使臣来华也不再给中国皇帝下跪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昔日受中国影响的那些汉文化圈国家此时也开始纷纷脱离中国，先是日本发明假名片宣布不再用汉字做官方语言，接着越南也在他们新主子法国殖民者的帮助下用一套字母组合代替了他们之前使用的汉字，而对于这一切，大清政府看在眼里却只能装聋作哑。现在唯一和中国保持表面附属关系的只剩下朝鲜，但这是个喂不饱的国家，朝鲜对中国的恭敬程度实则完全取决于天朝每年支援朝鲜的粮食和银子决定，统治朝鲜的李氏政府及其腐败，且一代不如一代，朝鲜国一旦遇到灾荒和起义，就要由中国替其买单。所以与其说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如说是清政府出于虚荣和为了换取朝鲜表面上的臣服才不停地用本不富裕的国库去支援另一个腐败昏庸的邻国独裁政权。

　　尽管自“康乾盛世”后，清政府的虚弱和外强中干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看透，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天朝依旧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一副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样子，各省地方官员争先在辖区内向百姓广布皇帝的“恩德”和“圣谕”，却全然不顾民间百姓们苦难的生活，以此营造出一种全国上下一盘好，人民都沐浴在大清皇帝广施的无限恩惠之中的假象，为了树立领袖威严，天朝的官员们不惜运用所有能想到的方法把领袖崇拜推到极致，皇上出宫到老字号吃口萨琪玛，事后那家店立刻就被吹捧上了天，分店一下子都开到南方去了，尽管南方人从不吃萨琪玛。不光如此就连皇上的一次公开出游，所过之处的地方官员都恨不得把皇上坐过的椅子给围上栅栏供起来。更有好事者还嫌造神运动不够火，又杜撰出某日皇上突然微服出行并雇了一辆马车一路上与车夫亲切攀谈，下车后还手写一副对联送给车夫的传闻，实际上，在民间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大清皇帝的举手投足呢？中国的百姓每时每刻都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关注但都全部和吃饭有关系，因为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讲，一次旱灾或政府的利率调整就足以让一个农民家庭破产甚至居家自杀，所以不是中国的百姓们不在意他们的皇帝，而是因为生存压力迫使着他们没有时间去爱国。

　　大清王朝执政了几十年以后中国就一直在衰落这本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天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但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还努力的营造一副中国正在崛起并在大清朝领导下马上就要一跃为世界强国的假象，以便继续哄骗国内没有多少见识的大众和随时都像是打了鸡血要为国家干死这个或干死那个的愤青们。为此大清政府可谓是费尽苦心，对内，在老一代领导人乾隆皇帝宣布退休大清政权换代后，新上台的嘉庆皇帝为了得到国内和海内外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决心，他宣布要将反腐进行到底，同时在朝内开始“打老虎”，上一届的许多政府官员随之纷纷落马，而这些落马高官中很多都是乾隆时代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和珅的党羽，而自从乾隆退休后和珅也识趣的自动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新皇帝却依旧没有放过他，很快已经宣布退休的和珅就被一纸圣旨逮捕下狱了，罪名依旧是“贪污受贿”和“通奸”，但也有人称和珅的这种结局是因为他在乾隆皇帝快过世时不想坐以待毙所以孤注一掷发动了一场针对嘉庆皇帝的失败政变，从而迫使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打算放过他。

　　嘉庆打倒和珅后，抄没了和珅昔日贪污的巨额资金，民间也流传着“和珅倒，嘉庆饱”的童谣，但嘉庆帝却并未由此从民间获得多少支持，原因很简单，和珅抄家后嘉庆皇帝是吃饱了，但老百姓却依旧饿着，查没贪官充公的钱并没有被政府用于百姓的福利事业上，而是放在国库里不久便又被新的贪官以各种名义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虽然反腐未能引起老百姓多少兴趣，但大清政府的驭民之术何止与此，很快清政府又找到了能把国人凝聚在自己身边的新锲入点。

　　公元1879年，日本政府宣布正式吞并琉球群岛，而之前琉球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已长达500年之久，且琉球一直沿用清朝年号，虽为一国，但琉球人服饰，书写，生活习惯都与大陆无异，已经被看成了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就算是吞并琉球，也该是天朝，没想到却被不起眼的小日本揽入怀中，于是乎，市井的愤青们齐聚京城，写血书，喊口号，演绎了一幅幅壮观的场面，最后“爱国”的愤青们还组队上街去抗议，大清朝本是一个有着严格律法的独裁国家，为了防止民变，百姓游行集会是清政府严格禁止的，但这一次，面对上街抗议日本的群众大清政府却没有管反而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与此同时，为了显示大清王朝领导下的中国是世界强国，清政府对外公然宣布，如日本不退出琉球大清国将会为琉球出兵，然而就在最后国内外的目光都聚集琉球等待下一步的事态发展时，清政府那边却突然没了下文，出兵保卫琉球一事也自然不了了之，就这样日本到现在都还占着琉球群岛。而之前的那一幕誓死保卫琉球群岛的闹剧则不过是清政府又一次用民族主义玩弄了国内愤青一把而已。

　　诚然，民族主义是大清王朝用来忽悠民众与其一起做强国梦的一个道具，为了不被打扰继续意淫强国梦，清政府不惜与世界脱轨。但是面对中国的一幕幕现状，西方的观察家们看得很明白，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它永远也跻身不到世界强国的队伍中去，因为中国有一个贪婪的政府，它只顾压榨麾下的臣民却不顾他们的死活，这个政府平日里把时间都用在如何榨取它的国民们和维稳消除威胁它政权的不安定因素上，却从来没有想过花一点时间去教导臣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强国公民。

　　作为构成一个强国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要素，大清国臣民的表现也并不比他们的政府好到哪儿去，美国的传教士傅明恩为了研究中国人的品德，刻意花了几年时间深入到中国人群中去，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后，傅明恩出版了一本专门揭示中国人国民性的著作《中国人的德行》，在书中作者用客观的态度一分为二的对中国人做出了评价，傅明恩没有否定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勤劳节俭的美德，但同时也严厉的指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缺乏诚信和公共道德的民族，除此之外，作者还列举了他耳濡目睹的一系列中国人身上的劣习，招招正中中国人的要害，如缺乏同情心，过度自私，冷漠，善于内斗，没有原则和消磨时间。而正是这些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劣根，导致中国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由此让中国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毫不夸张地讲，傅明恩的这本《中国人的德性》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人为改正劣习自我救赎的圣经，因为除了傅明恩再没有一个外国人比像我们中国人那样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可惜此书问世后在中国反映冷淡，中国人对此要莫视而不见，要莫就像愤青的祖师爷辜鸿铭那样马上针锋相对的回写一本书《中国人的气质》去驳斥傅明恩对中国人的“污蔑”，而这样做虽然当时是解了气，但却让中国人永远错过了一次“改正错误，强大自我”的机会。对于中国人身上的这些劣根性，西方人的看法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对它的臣民们不好，拿他们不当人看，中国的百姓们受到官方的虐待后这种记忆就潜移默化的被受虐人吸收，然后又被其施加到周围其他同胞身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老郭看来，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多数中国人长期世代生活在一个极度贫穷，落后，肮脏的环境下由此激发了人们的原始本能，即不择手段地去生存，这种被人所激发出的本能要比动物的本能还要可怕，因为一条狗为从同伴那里获得一块骨头它的本能无非只会哀求和抢夺，却不会欺骗和为了骨头向对方出卖肉体，但人就会。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每天都在为生存奔命的中国人自然忽视了教育对作为一个高素质好品德的中国公民是何等的重要

　　不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古国，它的道德，文化，思想都以被世界承认，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兵法》更是名扬四海，中国也不是没有讲究素质道德的人，中国的士绅们在出席外国人的酒会或拜会洋人时，他们得体的衣着，处事不惊的气质，文雅的谈吐都深深让洋人们所折服和赞叹，但和庞大数量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底层人相比，中国的文明人只占少数且集中在富户和士绅阶层，光靠这些人也根本无法影响和带动中国走向文明，中国就像是一座金字塔，它的文明却永远只局限于金字塔的塔尖上，所以中国并不缺文明，但它的国民们却怎么也文明不起来，而一个不文明的政府和一群同样缺乏文明的臣民组成的国家根本就无法成为世界强国，这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大清政府却刻意回避了这个事实，继续在国内大肆推广“强国梦”和“中国梦”。

　　到了晚清时代，大清国的领导人忽然热衷起参加国际会议了，希望借着在国际上频频露脸的机会以彰显中国是世界大国的形象，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大清国共派代表出席了24次国际会议，会议名称更是五花八门，从罗马邮政会、美国渔业会、再到柏林无线电会、正所谓无奇不有，大清政府甚至还派代表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墨尔本女工会！这让现代人无论从旁观者还是当事者的角度怎么都看不明白---那会儿中国的妇女都被你清政府要求缠足在家带孩子，连书都不让读就更不要提去做工了，你大清国内连女工都没有还去凑什么热闹？可大清国却偏偏连这个机会也不放过。

　　不仅如此，为了更加显示出中国“强国”的地位，大清政府已再不满足于去外国参展了，慈禧太后明确作出指示，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国成功举办几届全球国际会议，尽管那时中国国内已被几次战争赔款和接连不断的旱灾折腾的焦头难额，但在最高指示下，清国的政府官员们还是万众一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一番劳民伤财后终于在宣统元年成功的举办了广州农学会和上海禁烟会。特别是上海禁烟会，全世界各国首脑齐聚上海由大清国作为东道主，又多少让大清找回了一些以前万邦来朝的满足感，然而这次大会闭幕后没过多久，以至于大清政府还没来得及从这次会议带来的愉悦感中缓过来，随着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王朝这二百余年来苦心打造的“中国梦”便化为了乌有，清政府也在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共和的口号中灰溜溜的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

　　其实从一开始，自大清政府在打造“强国梦”的时候就已经曲解了强国梦，强国梦的本质并不是常在自己国家召开国际会议以营造那种太平盛世的虚假场面，也不是为了获得海外小国们的认可和支持，就不顾自己国内的情况不停地向这些小国撒钱。真正的强国不需要对外炫耀，也不需要时刻耀武扬威动不动就对邻国做出一副挥兵直下的样子，那都是弱者不自信的表现，现今北朝鲜就常常武力挑衅韩国，还自称其陆军是世界第三强国，但事实是朝鲜并不是一个强国，它国内的百姓一遇到灾荒就成片成片的饿死。以上种种只不过是朝鲜的独裁者在那里意淫而已。作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是需要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公民们一同合力去打造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开明的民主政府，以便完善本国的法制体系和带头树立文明，民主的形象，而这个国家的百姓也必须要成为受过普及教育具有高素质的公民，他的谈吐，举止，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国的形象，特别是在国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不卑不亢，处事不惊方能彰显一个强国的公民所表现出来的自信。

　　郭予豪于2014年12月13日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