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乔新生

　　中国领导人到西方国家访问，应当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经验，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有效地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孤芳自赏。道路自信应该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制度自信应当体现在民主科学决策基础之上，而理论自信则应当体现在实践检验基础之上。假如游离于世界人民之外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表达系统，并以此为依据论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技术上的修修补补，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必然会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当年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无法挽回败局，今天的执政者仍然无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力挽狂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揭示了旧制度的各种诡异之处，而且展现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对旧制度的过于迷恋，才是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彻底摒弃传统的制度形态，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出现大革命的结局，执政者才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分析国际政治关系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历史。当年大清帝国船坚炮利，可是，却被日本打败。当时中日两国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中国的满清大臣李鸿章出访欧洲，不仅购买了克虏伯大炮，而且期望把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移植到中国；日本首相出访欧洲，虽然没有购买世界最先进的战舰，但是，却全面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而使日本很快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段惨痛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如果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政治的发展，没有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政治制度，那么，经济发展并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败局。中国晚清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将近五分之一，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民族矛盾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因此，当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中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之所以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是因为当今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当中国执政者强调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曾经的失败，忘记晚清时期中国曾经遭受的厄运。说到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为了造福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人民的愿望，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外强中干，就会不堪一击。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财富的积累问题，而是如何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人生的价值。中国可以从欧洲国家采购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从欧洲国家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对于解决社会矛盾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没有加快民主政治建设，那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平衡。当年日本之所以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改革，之所以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观，找到了民族发展的方向。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整个国家出现了金钱拜物教，每个人都在积累财富，可是忘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忘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政治和谐。

　　当满清大臣李鸿章周游列国，扮演散财童子角色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拼命效忠的国家之所以岌岌可危，就是因为国家的统治者强调道路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才是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主权在民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那么，即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积累，也未必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执政基础。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晚清时期朝野各界只有技术上的争论，而没有价值上的判断；可是在政治发展问题上，朝野各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革命党希望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封建统治，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则出现了保守派和改良派，保守派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思进取，改良派则希望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可以这样说，由于执政者在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晚清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革命党充分利用执政集团内部的矛盾，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执政集团，从而使执政团队内部的实权派选择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推翻满清政权之后，执政者希望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通过建立类似于英吉利国家那样的政治体制，从而使中国尽快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但很遗憾的是，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很快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革命党试图通过建立共和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执政党与革命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之中。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近代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从来都没有成功。中国历代统治者希望通过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是，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问题，只要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稳步增长。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政治的手段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才能有效地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才能不断地缓解社会的矛盾，才能让市场经济在中国有序地运行。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短板。但很不幸的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几乎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动力。强化中央权力，实行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有利于控制局面，提高中国的决策效率。但执政者必须意识到，这样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决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事实证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之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既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散决策体制，充分考虑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需求，建立一种广泛民主的政治形态，确保每个阶层都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整个国家才能处于平稳的状态。

　　政治的高度集权与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格格不入。部分学者之所以醉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正是由于中央高度集权，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实现简政放权的改革，自下而上实行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利，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革，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矛盾迅速爆发。进入本世纪之后执政者试图通过平衡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结果导致中国的改革无疾而终。本届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经济，把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现在看来，简政放权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一种紧张关系，如果经济上简政放权而在政治上高度集权，那么，经济上的简政放权最终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

　　国务院在推行简政放权改革过程中之所以遭受越来越大的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上的简政放权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发生了矛盾，当经济上的简政放权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经济体制改革，扭曲简政放权的经济改革政策。中国改革必须彻底消除传统的路径依赖，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笔者之所以对中国当前的改革感到忧虑，就是因为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格格不入。中国实行垂直的司法管理体制，破除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从表面上来看有利于司法独立，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但是，这样做不仅彻底背离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更主要的是，可能会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受制于司法机关。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才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央的高度集权非但不能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反而有可能会滋生更多的“大老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绝对不能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积累新的问题。

　　笔者的建议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师们应当认真研究古希腊以来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原则，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社区自治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改革有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决策者必须把握全局，必须从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中央高度集权不可能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权力的不断集中，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必须在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政治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不能在经济上简政放权而在政治上高度集权。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处于平稳的状态。经济的缓慢发展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而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反过来为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度集权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内，政府不可避免地拥有资源的支配权。如果执政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缺乏热情，或者在落实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缺乏积极和主动性，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指望技术上的革新，解决政治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才能确保我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领导人到西方国家访问，应当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经验，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有效地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孤芳自赏。道路自信应该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制度自信应当体现在民主科学决策基础之上，而理论自信则应当体现在实践检验基础之上。假如游离于世界人民之外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表达系统，并以此为依据论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技术上的修修补补，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必然会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当年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无法挽回败局，今天的执政者仍然无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力挽狂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揭示了旧制度的各种诡异之处，而且展现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对旧制度的过于迷恋，才是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彻底摒弃传统的制度形态，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出现大革命的结局，执政者才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