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历史抉择

乔新生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其政治价值甚至超过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影响，它必将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但是，暴露出的问题却层出不穷。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的数额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实际上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最大的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出现了挂一漏万的现象。或许是为了弥补中国《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的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执政团队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那么，将会导致政府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的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事实上，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革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其政治价值甚至超过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影响，它必将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他们不再对统治者产生任何幻想，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如果执政者不认真落实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彻底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尽快使协商民主让位于选举民主，那么，执政的基础就会发生严重地动摇，协商民主最终也会演变成为少数人的宫廷政变。

　　海外一些媒体不断传播中国政坛正在进行政治交易和暗箱操作的谣言，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开动舆论宣传机器转移视线，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他们用选票选举清正廉洁的官员，而不是只能对上级指派的官员行使监督权，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中国反腐败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借力发力，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让反腐败和中国的换届选举结合起来，让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自己的市长，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将会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能量。反过来，如果害怕反腐败动摇执政根基，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选择性执法，那么，反腐败很可能会成为党同伐异政治斗争的闹剧。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我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