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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公民运动随着许志永、丁家喜被判刑而告一段落，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新公民运动的7个“新”：一是借助新技术：互联网和手机上网技术；二是借助新媒体：社交媒体如微信群、QQ群、Viber等等；
三是新形式：聚餐活动和维权活动；四是新身份：新公民，这不仅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身份证上明确标明的公民；五是全新模式：无领袖、无组织结构、无章程、无固定成员、无固定场所的“去中心化”的特点；六是新手段：和平手段，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权利的民主转型；七是新理念或宗旨：自由、公义、爱。
新公民运动的7个教训：
一是没认清习李新政的独裁本质，过早暴露自己行动。
二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三是组织松散，没有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四是没有严格的分工，没有明确的目标。五是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六是没有和劳工运动相结合。七是没有和大学生相结合。
公民维权
2013年2月26日，当我看见许志永发起28日在京经商务工的北京家长到北京市教委门口站街行动时，我作为教师当然积极支持和响应。28日上午我赶到北四环北京奥运大厦时，已经有上百人在大楼底下站着了。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直到中午时分，天气变得灰蒙蒙，又起风了，又冷又饿，我衣服穿得也不多，我就走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被国保带着四五警察保安拦着，不让走要求查身份证，不想这是个阴谋，其实就是把你的身份证号输入到公安系统中去，由此也开启了我和许志永人生交集。
当我看见许自己写的《这十年》，2003年-2013年许志永所做的工作，件件都影响非常大，这里没必要重复，特别是下面的这几件事：2003年5月14日，由孙志刚事件使得他和俞江、滕彪博士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城市收容遣送管理办法》违宪审查，并要求废除该办法。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废除此办法，并将“收容遣送”改为“救助”，这一事件影响深远，被看做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起点。同年7月，“阳光宪政网”、“一塌糊涂BBS”论坛被迫关闭，也就是切断了和北大青年学生的联系。2005年他走进访民村，实地调查感受来北京的访民生存情况。2006年维权律师陈光诚、高智晟律师入狱，他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并成功当选。2007年揭露山西黑砖窑事件，让山西省省长下台。2008年9月，组成律师团，为10万三聚氰胺毒奶粉患儿争取国家赔偿，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2009年被以偷税罪的莫须有罪名被捕打压，公盟关闭，被剥夺上课资格；和王功权联手启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动教育平权，酝酿“公民”的责任和义务，2012年正式提出以“自由、公义、爱”为宗旨的“新公民运动”，通过公民聚餐、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等多种形式在全国推广开来。《这十年》我读后感觉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并不知道许志永做了哪些具体好事，在百度中看到一些，但将信将疑。而他自己对过去十年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大事件的回忆，让我知道了一个立体的、多方面的许志永。看完这个材料后，我第一反应是为他联系香港的《明报》记者，我和许志永用邮件联系了，他没有马上回复。我与记者联系后，记者也看见了《这十年》，有意向采访。记者将提纲发给我后，我发给许志永。过了几天，许志永回信了，说他被国保看着，信看见晚了，他不方便接受采访。很遗憾，这事没能促成。如果不被国保打扰，很多外媒会专访他的，我相信！我有幸在2012年底加入了此行列，2013年初在聚餐时见过许志永、丁家喜等。《这十年》上传网络2个月后的7月16日，许志永被带走，从此开始牢狱生涯。我也于同月25日因转发要求释放许志永的声援联署签名信和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图片，被房山警方暴力殴打并且刑拘，以“编造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在房山看守所期间想过给许志永写信，被管教训斥。等我8月30日出狱并取保候审不久，王功权在9月13日也被从家中带走。
经过漫长的等待，期间我因发表“学习杨佳、以暴制暴”的言论，又再次被房山警方暴力殴打且以“寻衅滋事罪”刑拘37天。2014年1月6日我重获自由，被取保候审。因被窦店镇七里店村的治保多次上门威胁，房东要求我搬家。担心再次被暴力殴打，我只得搬出房山。在昌平区马池口镇北小营找到房子。1月21日被房山警方传唤，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8点半，我被房山警方派4人用车送回，目的就是想知道我住在哪里。当晚受到马池口镇派出所国保的传唤，并与第二天派3人日夜看着我，不让我出去，22日是许志永开庭的日子，北京的公民朋友冒着刺骨的寒风、星夜兼程赶去石景山区北京一中院门口围观，声援许志永。我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网上的消息。
这里穿插一个小故事：宋再民是北京平谷区的公民，多年来在网上建了多个民主群，唤醒了全国很多访民和网民。他为了去围观许志永开庭，提前一周把自己家的窗户拆了，担心自己身材太胖爬不出去，还减食减肥一周。因为平谷警方也派4人、车日夜在他家门口守着，前门出不去，他只好爬窗户出去。22日凌晨3点，宋再民从自家后面的窗户爬出，避开了警方看守的眼线，打车到了石景山区的北京一中院声援许志永，接受了外媒的采访。但当天他就被北京警方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30多天后才出来。当时很多人问我，宋再民怎么样了？我的确不知道宋再民的情况，也无法联系到他的家人，他家人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这是他获自由后的3月份聚餐时才说的。当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人在一中院门口声援，像宋再民一样被抓的至少有10多人。年前开庭的还有丁家喜、赵常青、李蔚、袁冬、张宝成、侯欣等多人。法院门前依然戒备森严，靠近的人都会被抓。这是黑社会还是黑法院？明明门口挂着“人民法院”的牌子，最好改改吧。很搞笑吧？
自由、公义、爱
有关许志永新公民运动是如何提出以“自由、公义、爱”为主题的？我想他肯定受到从《圣经》中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在《圣经》中都有原话：《约翰福音》（8章）“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哥林多后书》（3章）又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
关于公义的叙述就更多了：《诗篇》（7章）“求耶和华立义人”中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9章）“称颂耶和华的公义”；（10章）“为公义而祈祷”。《以赛亚书》（32章)“公义的王”：“看那，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籍公平掌权。”等等篇章都提到公义的内容，证明公义是圣经里的主旨之一。
公义顾名思义就是公平正义。行公义就是行公平正义。现代行公义的政府机构就是司法机关，主要是以法院为代表。但是中国的法院有公义么？答案很显然：没有！中国甚至连法都没有，有法的话，新公民运动的所有被逮捕判刑的人，都没有违反《宪法》，而《宪法》恰恰在中国是一纸空文，从49年以后一直没有执行落实过。
关于爱的描述，《圣经》的《诗篇》“新娘”中，有很多具体的爱，《约翰一书》（4章）“神就是爱”中指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许志永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受洗过没有？为此我想问许志永的夫人崔铮，没人能提供她的联系方式，问张庆方律师，他说：“崔铮不想受到打扰，扯进这个圈子。”他没有给我她的联系方式。
我只好专门将这两个问题求证许志永的同学张庆方律师，张律师说：“我问他（许志永）心中的上帝究竟是什么，他说接近人格神，但和基督教的不一样。”
我又问和许志永、王功权交往密切的笑蜀，许志永有没有受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笑蜀回复：“没有受洗，但有信仰。这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也就是说许志永还是在慕道阶段，没有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对《圣经》肯定不陌生，也肯定研读过。
丁家喜的律师张科科说：“北京饭醉者很少人认同赵常青、许志永的宗教思维的意识形态，包括袁冬、张宝成，所以勿跟特务笑蜀乱扯新公民运动。把雄鹰困在孔雀之下，或者相反，都总体损害反对派。”至少我去年参加了一年的北京公民聚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议论，而且我本人也是基督徒，也没有人对我有陈见。当然从政治主张角度看，不赞同某人的政治主张很正常，不同意某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理解，比如暴力和非暴力不合作，我就有自己的看法，不轻易认同。有人提出和平对话，我也不认同。而事实上，我看见很多访民后来都成为受洗的基督徒，这是我在家庭教会亲眼目睹和见证的。而且很多著名的民运人士也都是基督徒。信耶稣基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人数据说在中国已超过1个亿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基督徒越多的国家，民主宪政意识也越强，如韩国的基督徒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西方国家这个比列就更多了。最新资料表明：在18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其中有17个是信耶稣基督教的国家，只有1个不完全信基督教的日本。而日本的自由宪政也是由美国引进来的，日本本土只有佛教和道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
我猜测说这话的张科科律师也是一位没有信仰的人。中国人没有信仰，所以上下5千年的历史都是专制独裁官僚的流氓保证国家，中国教育也是洗脑教育，儒家文化是完全被政府所利用，来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因此说，中国的文化中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技术，也发展不出自由宪政的各种人文学科，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世界公认的。在这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师级的人物的，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这是过去65年的经验所证明，也是为近30多年高考状元出不了科学大师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流氓暴政只能是实现少数人的中国梦，不可能是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这种洗脑教育的魔鬼文化、欺骗文化，只能培养出暴力制造者、山寨制造者、溜须拍马官僚权贵、“金丝鸟”“二奶”“小三”等等，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创新和知识产权，有的是压抑成年人和孩子的思维、思想。所以在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2013年教育的投入只占到GDP的4.2%，这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教育排在世界的末位。少数人为了利益绑架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的腐败充斥着中国的官场，而因为腐败而判刑的贪官只是占到公务员队伍的10%都不到，如果按照越南的标准，贪污10万元就枪毙的话，至少全国有70%以上的官员要被枪毙。
去西单举牌的“四君子”之一侯欣在今年3月末公民聚餐时，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她说：“许志永是完美无瑕，一点把柄都没有的，一身干干净净，两袖清风。”
他的家乡人说，许志永是河南民权县人的骄傲。公益、维权、宪政、民主，做这些的人不是什么反党人士，也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推动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努力，请不要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当然，作为一个法学博士，看的书肯定不少，文科类的专业一般看的课外书比理工科学生多多了，而且对《圣经》的了解比理科生多，宪政民主理念比理工科更清楚，因为文科大多数学科也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特别是译著和参考书特别多。中国现在的大多数学科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以前没有的，就是得益于《圣经》，得益于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没有这些宗教的传播，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文学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学科就是为专制服务的奴才文化——四书五经，或说是愚民和洗脑教育，为皇帝权贵提供奴役百姓工具的诸子百家，这些可以说都是附庸权贵的文人发明，哲学里包含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这都是中国文人用西方科学和人文学科来诠释中国哲学等的结果。而此前的学科分类都是有问题的，反正都是一个大杂烩。让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懂、搞不懂。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学者”。
新公民“新”在何处？
新公民运动网站上说：新公民运动是由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和民间机构“公盟”发起的全国性的公民运动，始于2012年5月，以“自由、公义与爱”为宗旨。主要依托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联络全国各地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呼吁同胞承担公民责任，积极履行公民权利尤其公民政治权利，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并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具体包括公民同城聚餐、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推动教育平等权等公益维权活动。因具有无领袖、无组织结构、无章程、无固定成员的“去中心化”特点，
虽然自2013年3月以来数十名活跃人士（包括许志永）遭抓捕关押，但新公民运动仍在继续，并获得国际社会和国内主流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新公民运动已将2003年以来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段话至少说出了“新公民运动”的7个“新”：一借助新技术：互联网和手机上网技术；二是借助新媒体：社交媒体如微信群、QQ群、Viber等等；三是新形式：聚餐活动和维权活动；四是新身份：新公民，实质上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这不仅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身份证上明确标明的公民，不管是访民、网民、农民、维权人士、民运人士、学生、劳工等等都是公民；五是全新模式：无领袖（人人都可以是领袖）、无组织（人人都可以自己组织一帮人）、无章程（人人可以自己立规矩）、无固定人员（随时都有新人加入）、无固定场所（避免被一网打尽）的“去中心化”的特点；六是新手段：和平手段，以温和的方式推动民主宪政，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权利的民主转型；七是新宗旨：自由、公义、爱，这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温和的自由民主的诉求，而且提倡的是自由，来去自由，自觉自愿，自我约束，即使答应要去做，由于临时有急事，也可以不去。公义就是公平正义，我们从事的是公平正义之事业，是指有条件的拥护政府，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它；不是反社会、反人类、反国家、反政权、反党的事，是推动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推动社会法治建设的正义的大事。爱就是在实施新公民运动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体现爱的原则，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爱家人、爱惜生命、爱国家、爱文明、爱进步、爱科学、爱自己的新身份，做国家的主人，推动民主宪政的大业。
新公民运动的教训在哪里？
这场新公民运动为什么会被抓这么多人呢？用国际媒体的话说是，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全军覆没。不错，抓的人的确不少，从案件的本身来看，北京我计算一下共有被判刑的有：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李蔚、张宝成、袁冬6人；被判无罪的侯欣1人，无罪并取保候审有孙含会、王永红、马新立、李焕君、周泽、王功权等6人，共13人。北京2013年-2014年5月，被抓的公民就达到150多人，全国就更多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当局逮捕而没被判刑呢？为什么警匪对细节知道得那么详细、准确呢？是不是他们有立功的表现被释放的呢？我想是当然的。但究竟哪些人是叛徒？哪些人相互咬出自己的兄弟？我就不得而知了。据媒体报道，李刚就是一位十足的叛徒。
这次运动的教训有哪些呢？我想是值得深刻总结的，但至今没有人总结。见仁见智，或许他们参与者来总结更为妥当，作为旁观者和坚守的声援公民，我的想法只是一家之言罢了。我想了一下这次失败至少包括以下7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没有认清习李新政的独裁本质。采取了盲目行动，过早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和行动。
二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人最多的第一次是2月23日，从清华西门到中关村广场，但有人光着膀子有损团队形象，横幅内容还算温和，只要负责人丁家喜等多人事后也被喝茶了；第二次在西单的横幅内容就有出格之处了，袁冬的演讲内容也较激进；第三次在SOHOO社区前，我也去了，但他们提前1小时结束，据说是大喊口号了。
三是组织松散，没有统一领导，统一部署。新公民缺少严密的组织、计划、部署，组织非常松散，完全自主行动，依靠互联网、手机联系。
四是没有严格的分工，没有明确的目标。比如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是哪一级别的官员，是从上到下等，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其实去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出击，并没有丁家喜、许志永的命令或许可，都是袁冬他们自发组织的，因为当时许志永被软禁在家，根本就自身难保，无力指挥或指使袁冬他们去做。而我与袁冬、张宝成、周晓山等在3月30日晚都在一起聚餐，他们没有透露第二天要去举牌演讲的消息，虽然我向他们表示愿意上街，第二天上街他们也没有通知我。
五是没有规则约束。俗话说，“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这点对于做律师、学法律的许志永来说，我有些匪夷所思。新公民运动对所有参与者没有行为约束，没有章程，没有规章约束，没有禁忌的规定，很容易出现叛徒，出现捣乱分子，规模大的行动肯定会发生无法控制的暴乱。比如你被抓了，你咬人做叛徒，没有具体惩罚措施。
六是没有和劳工运动相结合。王江松教授说，去年他曾和许志永谈起，能否把新公民运动和劳工维权相结合，推广到劳工群中去，许志永没有答应，不置可否。对此，王江松教授很失望。今年王教授和胡石根长老谈起此事，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各种劳工维权群，及时指导和介入劳工的罢工运动，使劳工罢工没有失去知识界的广泛支持。虽然东莞裕元罢工失败，但总结、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这使我想起64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没有劳工的参与，所以很快就被镇压。当时如果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的罢工斗争，再加上全国的罢课，那胜算就大得多。
七是没有和大学生相结合。新公民运动的民众基础是来自大量的访民群体和被关押、刑拘、拘留的人员，这个群体的数量很有限，因为遭受地方维稳人员的抓捕、扣押等因素，能够持续抗争的人就更少。许志永本人是北大的博士，也没有发展几个北大的学生参与；他还是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但也没有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参与到新公民运动中来，或许是有，但肯定数量不多。其实，如果把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动员起来，结局就不是这样惨烈，抗争行动规模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走上街头的人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年轻人几乎看不见，看见的都是老面孔，很少有新面孔。这我想和许志永、丁家喜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很有关系，毕竟组织新公民运动还是平生第一次，以前没有这种社会经验。人员从聚餐的人数看，也就200-300人左右，最多也达不到500人。这和有2000万人的北京算起来不到百万分之一。还不如去年5月3-7日京温服装市场的袁丽亚被自杀，南三环走上街头的安徽老乡至少上千人，也有说是3000-4000人，当局还出动了军用直升机、坦克、武警、特警部队等，规模比新公民运动的人数大多了。人数少了，影响的规模、知名度很有限，特别是在北京高校中很多大学生不知道新公民运动。即使现在我在群里发相关消息，有学生和年轻人也来问什么是新公民运动？
我想说，新公民运动并没有全军覆没，只是暂时失去了核心人物而已，受到严厉沉重的打压而已。因为我们国内的参加过此新公民聚餐的朋友，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上海，还是全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公民，都在艰难地继续许志永的道路在行动。只是我们一般不提新公民，而只认自己是公民，这些行动就是公民行动。特别是2014年以来的山东曲阜薛福顺被自杀事件、新疆恐怖事件、河南湖南教师罢课、广东及全国各地劳工罢工事件、东莞PX项目事件、建三江律师被暴力事件、围观许志永、丁家喜开庭事件、64纪念研讨会事件都是公民行动，表明我们在坚守，我们在继续，我们在抗争，我们在努力。
虽然打压一轮接一轮，我们没有屈服，我们以此为骄傲，因为我们正生逢其时，为子孙后代的付出很值得，为自由民主的宪政中国坐牢很值得。请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南京的郭泉博士说，坐牢在中国是一种工作。胡石根长老早就说，为自由民主坐牢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慕容雪村说，好男儿逢此世道，不坐牢更待何时？当坐牢成为一种荣耀、成为一种工作、成为一种自然、成为一种时尚，那么专制政权就摇摇欲坠了，他们害怕了，或许到处是监狱，到处是地狱，但是他们的末日也因此将会来临，民众的觉醒是必然的，我们将会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无怨无悔，抗争到底，直到天亮。
附许志永简历：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生，属牛，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并惩治腐败。2013年2月26日在北京地铁站口发放传单，呼吁在京无北京户口的市民在2月28日到北京市教委大楼前聚众，表达要求教育权平等的呼声，27日遭北京国保传讯。4月12日，许志永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滕彪的邀请，计划去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机场过了边检候机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从此被软禁在家。7月16日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刑拘，引发抗议。12月初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正式被起诉。2014年1月22日被判刑4年。4月11日，北京市高院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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