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艰危与光荣

严家伟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派”其实都是无党无派人士。之所以称他们为自由派，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在一党专政“党天下”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能够极力保持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且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这中间既有名闻遐迩的“高知”型的公众人物如许志永、浦志强、高瑜、徐友渔、夏业良、余杰、焦国标……等，更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升斗小民。所以我所说的“知识份子”也不一定要学富五车，也不一定是硕士、博士，更无须有煌煌巨著问世，也不是某一领域、某一专业的权威专家。简而言之，就是有一定文化知识、敢于拒绝党国的“洗脑教育”，拒绝臣奴化，因而能明白是非、明白事理的人。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不是很多，但也有相当数量。然而在中国，这些人的处境往往都处于困难的境地，其中某些佼佼者甚至身陷囹圄，或被当局严加监控，处于半软禁状态，或被所在单位百般刁难、打压，甚至被无理解雇失业，直至被迫流亡海外。形势虽十分艰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无惧无悔，不改初衷。并不像中共御用文人“预测”的那样，什么“余杰一旦去了美国，就很快会被大陆民众忘记”；更不是海外亲共的“五毛”文人马悲鸣所言的“中国没有自由派，也没有独立知识分子”。这些既是中共御用叭儿们的一厢情愿，也是他们泼向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污水。

　　不可否认，当局六十多年来“洗脑”式的奴化教肓与“瞒和骗”的谎言技巧，以及六.四惨案以后更以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的两手，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浑诨噩噩的愚民。也收买了一大批（包括大陆与海外的）甘愿自我阉割灵魂去当红朝紫禁城太监的犬儒知识份子。但是敢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中国人，是杀不完，关不完，迫害不完的。诚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人们说“反右”运动打断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但“骨折”是可以治愈的。何况当年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右派”份子，或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或已化成铺路之石，让后继者把他们“踩成了一条道路”。让今日中国年青一代，可以站在我们的肩头上，看得更清，望得更远。

　　不妨请看，一位中学的历史老师叫袁腾飞，2010年5月在北京一家学校授课时，在课堂上当着学生之面敢于对毛泽东提出无情的批判。说毛死后建的“纪念堂”就是中国的“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并将毛泽东与斯大林、希特勒并称为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上三大法西斯恶魔。当袁老师这段讲课视频在网上公开时，受尽了当年毛泽东暴政压迫苦难的民众拍手称快。青年学子闻之则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官员、权贵则惊慌失措，如其“家中丑事”被败露一样难堪。因此一度传出袁腾飞老师被公安部门甚至国家安全部门带走的猜测。更有“五毛”党徒在海淀区政府官方网站的“群众事务呼叫中心”上发帖对袁腾飞进行所谓“投诉”。之后，有关部门则回复称，袁腾飞于5月5日受到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领导的批评教育。不过警方否认拘传袁腾飞。不管袁老师是否被警方弄去“喝茶”盘问，但受到校方当局所谓“批评教育”这就是明显的加以打压，甚至有“饭碗”被砸掉的可能。可见—个具有独立思考并敢于表达独立自由见解的知识人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又如原任郑州黄河河务局工务处副处长、工程师的史宗伟先生（1968----）也曾因在网上倡导“大家讲真话”，以及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有关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念的文字。这些行为除了在北韩、古巴这样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会被视为“犯罪”而外，在任何—个起码正常的国家内，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然而在我天朝的“和谐社会”里，麻烦竟然就来了。

　　2013年6月郑州黄河河务局党组于当月17日发出所谓通报称：鉴于史宗伟近年来参与以下事项：一、参加“同城饭醉活动”；二、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三、2013年6月4日在郑州二七广场静坐。2013年6月17日上午研究决定，免去史宗伟郑州黄河河务局工务处副处长职务，调巩义黄河河务局工作。

　　什么叫“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没有指出任何一点“不当”之处，这已经叫人觉得该公报是信口开河随意诬人。更可笑的是所谓“参加同城饭醉活动”因“饭醉”与“犯罪”谐音，若不看见原文只听宣读，肯定以为史先生去干了偷盗或是抢劫之事。然而一看文字却叫人笑掉大牙。原来并非“犯罪”而是“饭醉”。人家“同城”的人也好，异地的人也罢，在一起喝点酒，吃个饭，又没叫你郑州黄河河务局党组拿钱来买单，干卿何事？值得你们如此大惊小怪，给别人列作一条“罪状”吗？由此可见这帮子人为了打压一位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人，已经到了如何不择手段，缺乏常识，甚至歇斯底里的状态了。

　　对此，史宗伟先生公开表示：“我的所有活动、所有言论，都正大光明、磊落坦荡，一丝一毫、一星一点都无愧于以下三点：一、无愧于做人的良心；二、无愧于正义；三、不违背国家法律”。真是义正词严，掷地有声。接着，史先生更郑重声明：“鉴于郑州黄河河务局党组毫无正义、颠倒是非、颟顸无状，我并进一步严正声明：一、即刻起退出共产党！二、我决不自杀！”。尤其最后—句话，更令人震惊。本来一个人“自杀“与否全由自身作主，何须公开声明？然而现在竟要公诸于众以表明“决不”。可见在当今中国，尤其是一个被当局认为属“异己”份子的自由派人士，某些时候“自杀“与否并不能全由自己作主。于是近年汉语中有了个新词叫“被自杀”。所以史先生才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在正常国家中生活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反常”表态。这再次证实在中国要作一个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表达与官方不同观点的独立知识人其代价是何等高昂，其处境之艰危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样的艰危，也恰恰是他们的光荣。

　　因为一切高压手段并不能吓倒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同时也说明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人，也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而决非如中共的“五毛”御用文人们声称的那样：只要你端了中共体制的“饭碗”就必须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个现居美国却起劲的为中共辩护，甚至为中共六.四屠杀辩护的无耻文人马悲鸣更说得露骨。他说“现在很多国内新锐咸以自由派或自由主义自居，但我看一个都配不上”。接着，又引用鲁迅的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于是马悲鸣更进一步发挥道：“如果这人自称自由派宣传自由主义。则他挣钱的地方是有既定意识形态的。给这人开的工资，就是宣传该既定意识形态的支付。他拿了人家的钱，却不肯宣传人家的既定意识形态，反要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则这人连上班干私活都不如”。所以此人认为大陆上的人，只要端了中共的“饭碗”即在中共的体制内工作，特别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工作。你们就只能听中共的话。服从和宣传中共的意识形态。马悲鸣的这—番高论，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大陆上一切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意识的人，一笔加以抹杀，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如此忠心为其主子，虽然忠心可嘉，但与现实则根本不符。

　　我上面只不过是挂一漏万地举出这么两个例子。一个是教师当时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工作；另一个不仅是中共官员且是党员，自然更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他们却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不与中共保持一致。而坚持自己的独立恩考，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想。结果据我所知，袁腾飞老师仍在教书。史宗伟先生在正义舆论支持下，其单位自知理亏而作了让步。所以马悲鸣的什么比上班“干私活都不如”只是在狐假虎威地吓唬人。在中国这样的“公民不服从”者不但有的是，而且越来越多，维权律师、学者、教授、青年学生、广大网民正纷纷挣脱中共意识形态的枷锁而敢于公开发声。虽然有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等江西新余三君子，北京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袁冬、丁家喜、赵常青诸君子遭到打压，甚至被抓捕判刑。但当局的倒行逆施，也只能如抱薪救火，效果适得其反。压服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就在今年刚刚过去的7月1号即中共的93岁生日那天，据,国外自由媒体报导：中国南方的几位已经透露姓名的中学生，包括朱金富，杨联彬，刘宇翔，邝炜圣，谭海峥等五位同学，在中共诞辰之日决定主动声明要求脱离共青团。他们在宣言中表示他们要响应五四时期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与民主----笔者注）的号召，反对强权，挑战专制。他们还着重说，他们宁愿拒绝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也不愿意与这个肮葬的社会同流合污。在新成立的“临时青年团结学生联盟”中，几位同学已经宣告他们脱离学校党委的领导，自发组织，主动发起班级独立自治。据他们称：班主任陆晨也响应同学们的号召，愤然脱离共产党。

　　真是民不惧抓捕打压，奈何以打压抓捕惧之。中国的自由知识份子既不是打压就能吓倒，也不是用钱就能让他们“卖掉”人格的。若放眼互联网，则更是当局难以控制的广阔天地。尤其像微博、微信、脸书这样的平台上敢于独立发声者更比比皆是。正如有人一语道破指出的那样：“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官员的腐败？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院长和校长的奸淫？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城管的杀戮？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事实的真相？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环境的污染？若没有微博，会掩盖多少权贵的无耻？若没有微博，如何揭穿官媒对民众的欺骗？”说得多么好啊！这些有名、无名的英雄就是中国自由派与独立知识份子的“大兵团”与“野战军”。他们目前虽然处境坎坷甚至艰难危险，但也正是他们的光荣。中国的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2014年7月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