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改革的深化改革

黄学章

　　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绝对不是一个短时期。日本明治维新从从1868年10月23日开始实施，到1885年内阁制建立为止，不过用了十七年，就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的彻底大变革，将一个落后、封建、专制的日本，转变为一个先进、民主、宪政的日本。

　　中国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爆发，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仅短短一年半，就推翻了腐朽、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国，其政经、社会的巨变却似天翻地覆。如果不搞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则可以肯定，民国时期确是中国有史以来民主、自由、法制最好的时期。

　　至于著名的戊戌变法，年青的光绪帝怀抱“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的中华梦，明知不可为，而要为之，一旦抓住机会，就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向大清帝国的“祖宗家法”发起大无畏的冲击。虽然仅仅只有103天，却创下了名垂青史，惊天动地的事业。

　　反观当今的“改革”，三十年来留给民众记忆中的，并不是改了什么，而是什么不能改。自从七十年代末，改革伊始，就划下绊马红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决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改”。胡耀邦、赵紫阳就是被这条红线绊下马来的。

　　此后，更是一提改革，必先重申哪些不能改。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到改革上就是“改革未动，不能改先行”。改革大旗举得越高，“不能改”就叫得越响、越细、越具体。

　　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不能改、所谓“共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不能改、所谓“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改、所谓“党管政府”不能改、“党管军队”不能改、“党管干部”不能改、“党管意识形态”不能改，等等等等。与此相乎应，又定下“五个决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以至于，将十七大、十八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彻底埋葬。到了近日，“政治体制改革”竟然沦落成了危险的敏感词。

　　政治改革的路径既被堵死，独角戏的“经济改革”怎么可能有所成就？这从喉舌欢呼的一项“伟大成就”可见一斑。经过三十年的摸石头，反复折腾，好不容易在十八大公报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话听起来不错，可是，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是没法说话的。所以重点还是在紧跟其后的一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决定作用”是虚的，政府的“更好的作用”才是实的。而在各级政府那里，“更好的发挥作用”就是“加强领导”“抓紧管理”的同义词，所以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更严格了，而不是更宽松了。延续了三十年的市场与政府的游戏还要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可以想象，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在于“深化”二字，而是在于“严防”二字，即严防那些“决不能搞”的改革。因此，这样的小组称为“绝不改革领导小组”更为名副其实。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照中外历史上改革大业的先辈们，我辈“男儿们”是无地自容的，自吹自擂是无益的，乘大权在握，当机立断，迷途知返，厉行政治转型，干出一番伟业，才是顺天应人，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