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号-中国政情 朱振和简介 朱振和文章检索

 

 

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下)



朱振和

 

 

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为什么不垮台(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五)


  中国的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腐败已经社会化,可以说大部分官员是贪腐的;中国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中国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公平,贫富差距极为严重;无数农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设置和劳动保护措施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及职业病层出不穷,每年有上百万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被强迫劳教,被捕入狱或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尽折磨;每年有几百万人因各种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罪恶,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罪恶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说,这样一个恶贯满盈、天理难容的极权专制政权,早就应该垮台了。

  1989年发生“六三—六四惨案”(这样命名“六四”的原因,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采取各种措施制裁中共政府。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西方国家的许多民间人士、学者、政治家都预测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将在几年内崩溃。可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崩溃,也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又维持了二十多年。

  1999年江泽民发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此后流亡海外的法轮功人士在世界各国揭露和谴责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罪行,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人士纷纷谴责中共政府的暴行。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和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再一次预言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很快就会垮台。可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垮台,又继续维持了十多年。

  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到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随即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严重冲击了中国的经济,但是这一次没有多少人预言中共政权会在几年内垮台,相反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预言什么时候中国的GDP总量能超过美国。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吸取了1989年以后和1999年以后那两次预言失误的教训。其实,万恶的中共极权专制政权迟早会垮台,没有多少人怀疑这一点,但是能否较正确地预测中共政府垮台的时间呢?这就需要分析一下中共政权能维持较长时间不垮台的原因。

  恶贯满盈、天理难容的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为什么就是不垮台呢?首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一个“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正因为有了这“一好”,所以虽然邓小平的错误路线导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环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及丑恶现象(简称为“百丑”),但是这“百丑”被“一好”掩盖了。“一好遮百丑”,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在“一好”的掩盖下,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百丑”的真相;或者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认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一好”;或者认为邓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百丑”只是前进道路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继续深化改革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与35年以前相比,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小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持平,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安于现状,没有想要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更没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得以维持下去不垮台的基本原因。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共政权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由于中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的商品销往外国,中国政府每年拨出巨额经费援助外国,基于经济利益使很多国家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在批评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劣迹时持克制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很有钱,它就有能力花费巨额经费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的特警部队和一套庞大的维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强力高压维稳。中共的高压维稳措施有一定的成效,镇压和平息了无数次群体性事件。此外,中共还花费了巨额经费策反和收买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以及外国支持、帮助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共政权有能力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维持政权的稳固。

  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不垮台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众没有觉醒,民众为什么不觉醒呢?从人民这一方面来说,中国老百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已经被高度驯化了,成了绝对驯服、顺从的顺民。再加上1949年以后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推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对全民强行洗脑,强迫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过六十多年的洗脑教育,“听党的话,跟党走,绝对不能反党”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在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残暴统治下,每年有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各种各样令人义愤填膺的事件频频发生,不胜枚举(如: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毒牛奶事件、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造成多人死亡……等等)。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愤怒,愤怒过后渐渐地淡忘。时间实在太长久了,在经历了无数次令人义愤填膺的事件以后,老百姓渐渐地有点麻木了,人们见多不怪了,人们被这些事件激起的义愤之情逐渐减弱了。就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来说,这是一起惊天动地的特大事件,受害的家庭至少有几十万,也许上百万。而我们听到的要求追究责任、要求赔偿损失的呼声却并不是非常强烈,大多数家庭采取了忍气吞声、自认倒霉的态度。中国人民在受害之后的忍耐度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中国人民对无数次令人义愤填膺的事件的反应是继续忍耐下去。他们只是对地方官员发出一些抱怨之声,但不会谴责中央政府,有些人反而期待中央政府来解决问题,这是令人悲哀的。大多数人的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是中共极权专制政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邓小平的“猫论”成了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共的指导思想,在“猫论”的引导下,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大多数群众不关心政治,一切向钱看,大多数群众的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也阻碍着民众的觉醒。中国老百姓对官员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及其他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是深恶痛绝、非常不满意的。但是大多数人的不满是对自己在不公正的社会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表示不满,他们只想改变自己在不公正社会中的不利地位,并不想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更没有想要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革命的愿望。由于腐败已经社会化了,中国老百姓生活在腐败的环境中,对腐败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加上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公民意识,不关心政治,大多数人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态度。所以老百姓一方面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又是比较容忍的,只要自己的小日子能过下去,也就得过且过了,存在腐败现象也没有什么关系。

  为了唤醒民众,首先要唤醒知识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以唤醒他们,然后由相当数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去唤醒民众,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从唤醒知识分子,到唤醒民众,再到发生革命,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在中共政权相当稳固的现有条件下,走完这样一个历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共政权能够维持不垮台的基本原因,中国经济能否这么长时间地继续高速发展呢?这绝不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及经济形势的详细分析,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充足的外资和内资与中国几亿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想要推测中国的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发展,就必须从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劳动力这方面来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呢?当然不是如此。我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这就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当时全国农民工的总人数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经过三十年以后,全国农民工总人数的增长已经趋于饱和,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变化,促使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此外,过去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得非常缓慢,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保持不变,农民工与企业主、包工头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变得非常尖锐。再加上全国各地频频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农民工的工资也实在是太低了,社会舆论也对企业主、包工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农民工的工资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超廉价劳动力这一个条件正在逐渐消失,这已经导致出口产品的成本迅速地上升,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有一些附加的原因:(1)中国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2)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社会保障支出非常低;(3)中国的企业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很少;(4)中国的资源补偿成本极低。

  目前这些附加的原因发生了变化。(1)“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上释放完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恶果(如:人口迅速地老龄化)却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2)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迫于群众的抗议和舆论的压力,有些排污企业不得不关闭或不再上马,政府不得不拨出一些经费来治理环境污染。(3)可供利用的廉价资源越来越少了。(4)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严重地冲击了中国的经济。

  综合上述几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即将结束。2012年中国经济仍然勉强可以算是高速增长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将在今年或明年结束。面临新的经济形势,如果中共政府能够正确地应对,或许中国经济有可能软着陆。可是从近年来中共政府的决策和举措来看,中共领导人已经六神无主,方寸大乱了,他们根本就是在胡乱应付。而且在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中国大富豪中,已经出现了移居国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热潮。所以我预测在过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经济增长率将迅速地下降,甚至出现衰退,然后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中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人民的生活将更为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经济危机必定会影响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抗争、维权运动已经力不从心了。

  目前各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两大主要来源,一是土地财政,二是中央的财政补贴。当中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已经破裂,土地财政再也难以为继。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大地减少了,再也无力补贴地方的财政。所以这时候各地方政府必将不再听从中央的指挥,必将各自想办法自谋出路。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必将引发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这时候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必然垮台。基于对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我慎重地预言,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权有80%的概率在2020年以前崩溃。
 

中国需要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六)


  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改革之路已经堵死,唯有革命才是实现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民众的觉醒,人民群众有革命的愿望,是中国发生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为了唤醒民众,首先要唤醒知识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以唤醒他们,然后由相当数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去唤醒民众,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所以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纠正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唤醒知识分子,唤醒民众,也就是要在中国掀起一场新的、更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分为四个层次。最初级的第一个层次是从中共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党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共一直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对全民强行洗脑。经过六十多年的洗脑教育,“听党的话,跟党走,绝对不能反党”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但是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一贯倒行逆施,一贯编造谎言,欺骗人民,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失去了信任,认识到共产党的话是听不得,信不得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不公正现象都是共产党造成的。目前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人在私底下、在非公开的场合骂共产党,这说明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中共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在骂共产党的人中间,很多人是只骂基层党的干部,不骂党中央的,他们仍然认为党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下面的干部把党的政策执行歪了。所以在这一层次上,人们还需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

  思想解放的第二个层次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束缚是很自然的。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这么多年来,毛泽东的谬论和罪行不断地被揭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在网络上、在一些刊物中经常能看到批判毛泽东,揭露毛泽东罪行的文章。这说明,已经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拥毛派,他们人数不多,喊叫的声音却不小,他们一直在拼命鼓吹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推进第二个层次的思想解放。同时我们也看到,拥毛派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地缩小。

  思想解放的第三个层次是从邓小平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这里我采用“邓小平思想”这个说法,不用中共官方文件中的“邓小平理论”这个名称。因为邓小平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成就,根本不存在“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提出的一些所谓的“理论”都是诡辩式的歪论。目前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走邓小平的路线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后必须继续走邓小平的路线,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必须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批判邓小平路线的错误,指出只有抛弃邓小平路线,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化。我在《论邓小平的功过(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三)》这篇短文中已经阐述了邓小平的错误,在此就不重复了。让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邓小平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任重而道远,尚需要经过我们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

  思想解放的第四个层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今天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确的,他们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认识和思考问题;少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或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大多局限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或者认为马克思的某个论断有错误。还没有见到有谁从理论上深入地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错误。我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错的。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详细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只能提纲挈领地列出一些主要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详尽的批判以及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的批判,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1)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条——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应该包括在对立统一规律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认为原始社会无阶级、无私有制,经过“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必将复归为无阶级、无私有制、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称原始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原始社会不能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否定之否定”不是一条普遍规律,也就没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2)劳动价值理论应该修正为:智慧加劳动创造价值。

  (3)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错误的本质是:马克思认为雇主在劳动力市场购买了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也就是购买了劳动者这个人,他付给雇员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就可以全权使用劳动力,其创造的价值就全部归雇主所有了。在马克思的眼里,劳动者成了“商品”,完全失去了人格。马克思完全错了,事实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的是劳动力,即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种物化的商品,商品价值这个概念不适用于劳动力。雇主付给雇员的工资绝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雇主按照雇员创造价值能力的大小按比例付给雇员的报酬。雇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雇员是订立契约的一方,具有完全的人格。剩余价值和剥削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4)按劳分配是一个不可实行的、不合理的原则,这是造成“吃大锅饭”现象的根源。

  (5)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

  (6)如果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组成,那就不可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

  (7)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正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逐步转变为阶级和谐的历史。

  我们要长久地努力宣传上述这些思想,才能使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旦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到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空想或幻想,那就认识到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错误,共产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

  最后,我们谈一下在思想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拥毛派与反毛派的激烈争论。目前在中共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邓小平思想,拥邓派并不赞同拥毛派的观点,但却听任拥毛派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挑起事端。由此引发了拥毛派与反毛派的激烈争论,甚至谩骂。热闹非凡的争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只注意到毛泽东思想的危害性,而忘掉了目前中共政权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而且挑起拥毛派与反毛派的争论也有助于显示邓小平路线的正确性。我们以最近发生的一场争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习近平在上台前后提出了实行“宪政”的说法,很多人对此是冷眼相看的。一是因为他们对习近平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他们要看一看习近平的实际行动;二是因为他们不清楚习近平所说的“宪政”究竟意味着什么。最近在中共的刊物《红旗文稿》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宪政”姓资。其实,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订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的一次讲话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个宪法学专家提出“社会主义宪法”之说,把主张真正的宪政的人称为右的“泛宪政派”;把那篇文章的作者称为左的“反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就成了不左也不右的“正路”。其实,“社会主义宪政”是坚持党的领导、一党专政的“宪政”,习近平主张的“宪政”大概也是如此。通过这一场辩论,习近平的“宪政”似乎就增添了一圈漂亮的光环。

  第二个现象是有人在散布“革命恐惧症”。在邓小平上台时中共似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共并没有清算文革的罪行,而是掩盖了文革的真相。结果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文革的真相,他们所知道的文革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文革”。很多人认为,文革是一场革命,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暴力,就是打砸抢。中共的“御用文人”就利用人们对文革的误解,利用人们对文革的厌恶,散布“革命恐惧论”,声称革命就是暴力,就是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谈论革命,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就说这是文革复辟,又要搞文革的那一套。这种“革命恐惧症”也起到了阻碍民众觉醒的作用。

  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揭露文革的罪恶真相,彻底否定文革,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目前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关键是要批判邓小平和邓小平思想,抛弃邓小平路线。所以我们不能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批判毛泽东和文革上,忽略了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思想的批判,更不能因为批判毛泽东和文革而在无意中肯定了邓小平路线。在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必须认清这一点。
 

谁来建立新中国(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七)


  1989年发生“六三—六四惨案”(这样命名“六四”的原因,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以后,中共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唱“革命歌曲”,首先是《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两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宣传。很多民运人士指出,民主自由的中国才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国家,不是新中国。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喊出了“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口号。

  口号终归是口号,细推敲起来,“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苏联解体以后,在新的俄罗斯还有俄罗斯共产党。同样地,在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以后,中国可能还有一些人坚持共产主义,还存在一个共产党。所以只要共产党不掌权,即便存在共产党,也可以有新中国。另一方面,没有了共产党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新中国,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垮台以后,还需要组建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政府。所以我们不但要考虑通过革命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而且要考虑怎样建立民主宪政的新政府、由谁来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中共的“御用文人”宣传反对革命的理由中有以下两条:一是把革命污名化,声称革命就是重新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暴力,就要流血、死人;二是说现在中国的一切事务完全由共产党来管理,如果没有共产党,谁来管理国家?那时就一定会天下打乱,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还要乱,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这两条完全是吓唬人的歪理。首先革命不一定是暴力的,世界上不乏非暴力革命成功的例子。我们当然希望发动非暴力革命来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但是如果在发动革命的时候,残暴的中共政权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迫使革命者不得不以暴力手段进行反抗,那么我们也并不惧怕暴力,不怕牺牲。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现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自邓小平上台以来已有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容忍这种无与伦比的巨大痛苦吗?如果我们能以少量牺牲换回上亿人的生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反对一切暴力呢?我们的首选当然是非暴力革命,在推进革命的时候也会尽可能地避免暴力。但是如果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使用暴力镇压革命,使暴力反抗成了革命者唯一的选择,那么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发动暴力革命,以革命暴力打垮反革命暴力,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统治。

  对于第二条理由,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推翻了中共极权专制政权以后,还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只能由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党派或政治组织来组建。目前有一些反对中共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但是这些党派的主体是在海外活动的中国民运人士,这些党派在国内都处于地下状态,这些党派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唯有“法轮功”是一股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反对中共的政治势力,当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垮台的时候,我们总不能期望由“法轮功”来建立新中国吧。

  这些反对中共的党派今后有没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党派呢?根据这些党派过去的作为和表现,可以推测它们再过一二十年也不太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党派。因为(1)这些党派都没有提出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能吸引广大群众来积极参与的政治纲领。(2)这些党派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国外,在国内进展不大。一个党派如果想要具有全国影响力,就必须在国内有相当多的党员,开展一些重大的活动,对人民群众有较大的号召力。(3)这些党派一般局限于关注中国的问题,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对有关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关注得不够。

  1999年以前在国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法轮功”,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短短十多年时间,“法轮功”就发展成了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基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修炼法轮功对健康有益并且可以治一些病,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如此,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适用于全世界,所以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参加修炼法轮功,支持“法轮功”,“法轮功”组织日益壮大,活动经费越来越充裕。二是自1999年以来国内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受到迫害,“法轮功”反抗中共迫害的斗争一直是正在进行的实时事件,能够持久地一直吸引国际上的注意力。中国民运人士可以从“法轮功”的成功中取得一些经验和借鉴。

  现有的反对中共的党派如果想要发展壮大成为有影响力的党派,应该从两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制定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对于中国的问题,不能只提出“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这样一个总的口号和大方向,而是必须仔细地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从而制定出具体的行动纲领和路线。从唤醒知识分子和唤醒民众开始,逐步发展壮大以民主革命为宗旨的党派,到进行革命推翻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对于建立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解决腐败问题、所有制问题,也应该给出基本的方针。对于当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必须予以高度的关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政治纲领。这样就与世界各国的各个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有了共同关注的问题,有了共同的语言,可以与他们建立联系,扩大国际影响,有助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要加强在国内的工作,积极参与国内抗议、维权的群众运动,并努力扩大党组织。反对党在国内的活动必然遭到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镇压,所以反对党如果要在国内从群众中发展壮大起来,一是必须经过很长时间(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艰苦斗争,二是由于必然遭到中共的暴力镇压,因此进行暴力反抗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反对党自下而上地从国内群众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有影响力的党派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时间。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不久必将爆发经济危机,预期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将在2020年以前崩溃。在中共政权崩溃的时候,全国没有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党,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那时候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也许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许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东突厥斯坦(即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独立;很可能发生内战(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这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完全无法预见。只能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根据出现的具体情况由当时的政治家来决定应该怎么办。可以预见的是,这将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中国将长时间地处于分裂状态。

  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出现情况呢?在中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各种抗议、示威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也许有可能横空出世诞生一个或两三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反对中共的党派,这些党派有力量推翻中共政权,组建民主宪政的新政府,避免中国发生分裂。但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因为现在看不到任何发生这种事情的迹象。

  如果在几年以后,有一个或两三个反对中共的党派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中共政权必然会进行武力镇压。面临中共的武力镇压,如果反对党不退缩,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暴制暴,进行暴力革命,很有可能发生战争。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地避免暴力革命,避免流血。怎样才能避免暴力呢?怎样才能避免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呢?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发生分裂。

  如果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几个人认识到中共政权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沿着邓小平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一定走向灭亡,为了给自己找一条活路,他们毅然在党内发难,抛弃邓小平路线,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成立新的政党。那么中共就分裂成两个政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邓小平路线的人仍然维持原来的共产党,新成立的政党成为中共的反对党。那时候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发展,新成立的反对党可以担起领导和组织革命群众运动的重任。如果反对党掌握了一部分兵权(由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发起成立的反对党很有可能掌握一部分兵权),再加上有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将迫使也掌握了一部分兵权的原共产党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这样就有可能经过和平的民主革命,使中国实现民主化,建立民主宪政的新政府。如果反对党完全没有兵权,那就很有可能被武力镇压而失败。

  中共最高领导层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应该也有人认识到中共政权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最终必然要垮台。那么为什么中共不发生分裂呢?因为如果中共党内有人要发难,想要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旗帜,那么他们就必须举起一面新的旗帜,现在无人找到一面合适的新旗帜。所以中共最高领导层这一帮人坐在“中共”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虽然看到了船到处在漏水,船舱里积满了水,但是他们找不到逃生的办法,只得仍然聚在一起,继续维持着这条破船。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头脑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从外部能看到的现象,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有一些什么想法。

  首先,我认为目前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还没有人想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旗帜。也没有人想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实行民主宪政。用中共领导人的话来说,那种民主自由是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主张的民主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共主张的宪政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

  第二,温家宝上台以后一直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种想法,只是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没有第二个人支持温家宝,温家宝在唱“独角戏”。所以温家宝只是空喊了十年政治改革,结果一事无成。

  第三,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企图通过恢复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巩固统治。前些年在中国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各高校都设立了“国学”专业;到处开办“国学”讲习班、培训班;甚至有人招收一些七八岁的儿童,让他们背诵“四书五经”。如此荒诞的事情居然能够掀起一股热潮,想必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支持这样干。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鼓吹者们从来没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从他们鼓吹的内容来看,无非就是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就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批判了孔孟之道等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今天中共的某些领导人企图恢复旧传统,那无疑是开历史倒车,肯定不会成功。“国学”挽救不了中共灭亡的命运,也不可能成为中共的新旗帜。

  第四,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企图重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薄熙来集团就是这种人。他们并不想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也不想分裂共产党,他们企图夺取中共的领导权。但是毛派在中共党内是少数派,毛泽东这面旗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破烂不堪了,所以薄熙来集团的覆灭是必然的结果。

  第五,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想推行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政策,不过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基本上是从第二国际继承而来的,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当然也认为第二国际是修正主义的。时至今日,中共对当时这段历史并没有新的说法。而且现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划清了界线,中共则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党章上仍然说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某些中共领导人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谁也搞不清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不知道;他们与查韦斯打得火热,是否就是查韦斯的“社会主义”?也有可能。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作为一面新的旗帜。

  第六,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主流思想是邓小平思想,只要他们认识不到邓小平的错误,依然坚持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在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人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旗帜,采取分裂中共的行动。

  我用了四十多年时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错的,论证了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空想或幻想,共产主义是一面错误的旗帜,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错误。人类社会的前途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和谐主义。同时我也深入研究了邓小平的改革,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几乎全部都是错误的(关于和谐主义以及邓小平错误的详细分析,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唯有抛弃邓小平思想及邓小平路线,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宪政的政体,才是中国唯一的光明前途。

  我坚信我的和谐主义思想是正确的,我要努力宣传和谐主义思想,到了能够争取到一定数量的人认可和谐主义思想,成为我的志同道合者的时候,我将要组建一个中国和谐党,它既是中共的反对党,又是为在全世界实现和谐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在建立了中国和谐党以后,我将和和谐党的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向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宣传和谐主义思想。同时大力开展批判邓小平思想和路线的宣传工作,使中国知识分子及中国人民认识到唯有抛弃邓小平思想和路线,推翻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宪政的新中国,才是中国唯一的光明前途。

  这时候中共最高领导层应该得知有一个中国和谐党在宣传和谐主义思想,批判邓小平思想和路线。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几个人接受了和谐主义思想,认识到邓小平思想和路线的错误,他们就可能抛弃邓小平思想和路线,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旗帜,举起和谐主义的旗帜,与已经存在的中国和谐党合作,采取分裂中共的行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和谐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大互相对立的政党,就有可能避免暴力,避免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

  有人可能会嘲笑我异想天开,做白日梦。我承认,我的这个设想客观依据不足,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实现的概率也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很快必将垮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希望在中共政权崩溃的时候,能够避免暴力和战争,能够避免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如果有人能提出比我的这个设想更切实可行、成功可能性更大的方法,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方法。但是如果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办法,我的这个设想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为什么不努力去尝试一下,争取让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呢?反正这样做又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对中国实现民主化也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所以今后我将努力宣传我的和谐主义思想。一方面期待有人能提出能够避免暴力和战争,能够避免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的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另一方面积极地准备在没人能提出更切实可行的办法的情况下,按照我的设想努力地一步一步去做,努力宣传和谐主义思想,组建中国和谐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谐党的影响,壮大中国和谐党的队伍。如果能促成中共分裂,避免暴力和战争,避免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状态,那就更好了。
 

拯救地球,拯救人类(八论中国政治形势之八)


  共产主义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一个空想或幻想,那么人类社会的前途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在人类与自然这一对矛盾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人类完全不了解大自然的规律,人类只能完全被动地服从自然,也可以说人类是自然的奴隶。这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第一阶段。

  16世纪以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了,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此后人类越来越深入地掌握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于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人类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人类想要当自然的主人了。于是人类喊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等口号,人类的生产活动突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人类兴建了许多改造自然的大型工程,人类可以开拓新的生产领域。

  后来人们发现,人类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大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规律、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的结果是,大自然反过来会报复人类,惩罚人类。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全球气候变暖,反常气象、极端气象现象频频发生;全球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发生沙尘暴的频度和强度不断增大……。以上情况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甚至人类的生存都面临着危险。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终于认识到,人类不愿意成为自然的奴隶,但也绝不能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既不能绝对臣服于自然,也不能随意地主宰自然;人类只能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和谐地共同发展。所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第三阶段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人类是否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呢?我不能说有绝对的把握,但是我相信,既然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必须达成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那么人类的智慧应该可以找到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途径。

  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社会本身必须实现和谐共存、和谐发展。人们早就认识到保护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召开了无数次各种各样关于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会议。可是这无数次国际会议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全球生态环境依然在继续恶化。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例,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可是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后来又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可是一直无法达成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协议,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坚持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所以,人类社会本身的和谐是人类与自然达成和谐的必要条件。

  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是什么意思呢?限于篇幅就不在本短文中解释了。我把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的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社会称为和谐主义社会。怎样在全世界建成和谐主义社会?有说服力地、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篇幅;简单地说就是重新提出爱因斯坦曾经提出过的建立世界政府的理想。为了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的和谐,均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它拥有高于国家主权的限定的权力,我把这个权威机构称为世界政府(关于和谐主义社会以及实现和谐主义社会的途径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一书)。

  现在世界上有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事实已经证明,靠这些国际组织无法解决全球环境污染的问题及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都无权超越一个国家的主权,当各国政府都坚持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的时候,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无能为力,解决不了问题。世界政府与联合国的基本区别是,世界政府拥有高于国家主权的限定的权力,世界政府拥有了这样的权力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地球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导人类社会进入和谐主义社会。

  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2005年通过雅虎网站的“知识”栏目,向全人类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200年?”霍金认为人类将很快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家园来代替地球。他大胆地指出:20年后人类可能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同时在未来40年内在火星建立移民地。如果在近100年内人类没有灭亡,也应该在宇宙开垦出一块移民地。

  霍金认为100年后地球将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我同意这个预估,但是说到人类灭亡,那就言过其实了。人类在地球上还可以生存很长时间,究竟可以有多长时间?我也无法预测,至少几千年应该不成问题吧。不会出现“人类将很快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家园来代替地球”的局面。此外,我认为霍金高估了人类进军宇宙的能力,按照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来看,在太阳系中没有一个星球可以代替地球成为人类生活的新家园。至于到太阳系以外去寻找适合人类生存的新的定居地,目前人类还没有这种能力。人类什么时候有这种能力?现在无法作出预测,我认为这是至少500年以后的事情。

  如果人类不能扭转地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在100年以后地球将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人类社会必须在21世纪实现和谐主义。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能说人类社会一定能在21世纪实现和谐主义,有可能到22世纪人类还不能建成和谐主义社会。我不得不同时作一个负面的预言:如果到22世纪人类还不能建成和谐主义社会,那时候地球上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许人类内部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可能有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被毁灭,人类社会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倒退时期,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人会从废墟中逐渐恢复过来,摆脱厄运,获得新生,重新发展。人类社会不会灭亡。我真诚地希望这个负面的预言不会变成现实,人类社会能够在21世纪实现和谐主义。

  我认为人类社会实现和谐主义的途径是建立世界政府,有人认为建立世界政府是难以实现的梦想。从目前世界的现实情况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世界各国政府都不愿意放弃本国的任何一点主权,世界人民也没有认识到建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建立世界政府似乎是一个相当渺茫的梦想。我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建立一个拥有高于国家主权的限定的权力的全球性权威机构(即世界政府)是建立和谐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有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我非常乐意按照这个更好的办法去做。

  我真诚地希望人类能达成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希望上面提到的负面预言不会变成现实,这是关系到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天大的大事。既然我们找到了建立世界政府、实现和谐主义这样一条能够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道路,又没有人提出更好的办法,即便这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道路,我们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沿着这条道路指引的方向前进。或许在几十年以后当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时候,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立世界政府、实现和谐主义的必要性。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宣传和谐主义思想,努力开展工作。等几十年以后才开始这项工作,或许为时已晚了。

  另一方面,推翻中共的极权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宪政的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是我要努力为之奋斗的另一个目标。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要让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认识到邓小平思想和路线是错误的,必须抛弃邓小平思想和路线,因为目前中共实行的是邓小平路线。而目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要努力地宣传我的思想和观点。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在国外组建中国和谐党,中国和谐党承担了两个同等重要的任务。一是批判邓小平思想和路线,推翻中共的极权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宪政的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二是宣传和谐主义思想,推动建立世界政府,在全世界实现和谐主义,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中国和谐党与在海外的其他反对中共的党派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和谐党不但为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而奋斗,而且同等努力地为在全世界建立和谐主义社会,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而奋斗。后者是全世界人民都关注的大事,所以中国和谐党在与外国的民主人士、政治组织、党派交往的时候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容易建立密切的关系,容易获得支持。我坚信和谐主义思想是正确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宣传和谐主义思想,大声疾呼地呼吁全世界人民为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而共同奋斗,世界上为实现和谐主义而奋斗的志士仁人的队伍就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很可能在其他国家也会建立和谐党。这当然非常有助于壮大中国和谐党的队伍,扩大中国和谐党在国内的影响;或许还能促使中共在和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发生分裂;也能够大大地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事业。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大一些,应该关注地球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事业与建立世界政府、在全世界建立和谐主义社会的事业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两个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同时推进这两个伟大的事业。

  最后我向地球村的每一个居民大声疾呼: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只有100年!立刻行动起来,建立世界政府,引导人类社会实现和谐主义,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注:《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作者:朱振和,发行人:武宜三,出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销售处:1908书社,香港尖沙咀北京道69号二楼,电邮:1908bookstore@gmail.com电话:00852-2311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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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朱振和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7月26日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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