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邓公比曹公
——评电视剧《邓小平》的最大败笔

黄学章

　　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央一台已经播完。该剧的主题是要展现邓小平忠于人民、忠于党，开创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伟人形象。然而，由于剧作者笃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信条，为了塑造邓小平高大全领导人的形象，不惜采取大胆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法，结果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电视剧中展现出来的邓小平却是一个大奸似忠，犹如三国时期的曹操的大白脸形象。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人所公认的。但30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那段历史，可以发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是当时迫在眉睫的必然趋势，并非某一伟人独立发动的事业。当时将邓小平喻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在想来是很恰当的。“总设计师”是做具体规划、策划、设施的人，虽然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有点像诸葛亮的地位，但是毕竟还不是最后决策的领袖人物。

　　当时全党、全国的公认的领袖是华国锋。华国锋是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直到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华国锋才辞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当时华国锋的地位和威望是很高的，他的标准像与毛泽东像是并排悬挂的。报纸、电视连篇累牍颂扬“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而当时邓小平只是中央第二位副主席（列于叶剑英后），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如果《邓小平》的剧作者能摆正邓小平的这一历史位置，着力描写邓小平如何支持、帮助、促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如何将自己的改革主张转变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的过程。也许能够塑造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邓小平，也更能表现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能力。

　　可惜的是，《邓小平》剧作者将改革开放功劳完全记在邓小平一人头上，全剧从头到尾，都是邓小平在长篇大论，作报告，发指示。大自中央决议，小到一台话剧的演出都由他一人拍板，一锤定音。剧中几乎看不到邓小平向中央、华国锋主席汇报，讨论，排除分歧，做出最后决策的场面。即使在无法抹杀华国锋形象的两次中央会议上，也是安排邓小平接受群众的热烈鼓掌欢呼，华国锋却隐在邓小平背后跟着鼓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主席台上并排挂着的却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像。这样歪曲历史，使人联想起《三国演义》中青田围猎，曹操僭越到汉献帝前面接受群臣三呼万岁的场景。

　　为了让剧中的邓小平抛开党中央，独断专行的行为合理化，剧作者着力渲染、夸大所谓改革与守旧之间矛盾的尖锐性，似乎到了二者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然而，雨点大雷声小，整个剧情并没有看到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重大斗争，也没有看到重量级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出场。有的只是家庭饭桌上的争论，农村基层会议上的争论，充其量也不过是部省级研讨会上的争论，尽管也冒出一些口角火花，但基本上都是认识上的差别，并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权力高层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情况下，剧中的邓小平却利用自己的权势，抛开中央核心，事事独断专行，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就显得很不合理。

　　剧中唯一勉强说得上的理由，似乎是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主张“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这是当时稳定人心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两个凡是”与邓小平的“全面正确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并无原则区别。“两个凡是”仍然可以与邓小平一样，抓住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指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是任何政客都娴熟的把戏。

　　电视剧将平反冤案、知青返城、包产到户、设立特区、开放外资，等功劳都记在邓小平一人帐上，实际上都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当时思想认识、步伐快慢上的分歧肯定是有的，但形势绝对没有粉碎四人帮时尖锐。叶剑英可以仿效诸葛亮辅佐后主，辅佐华国锋主席，联手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邓小平却在客观形势并非紧迫的情况下，采取专权、僭越的做法，给人留下奸雄曹操的形象，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剧的最大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