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集体沉沦是党国舆论环境恶化的产物

黄秀辉

　　备受舆论关注的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持续发酵,2014年9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胡一萌的评论《21世纪网涉嫌经济犯罪:对新闻敲诈要零容忍》，多家媒体预测“媒体大洗牌开始”。早前新华社报道披露21世纪网把“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紧密结合，以“保护费”名义敲诈百余家上市企业数亿元，目前21世纪网主编等8人被抓捕，网站被吊销资质，人员全部被遣散，公司被注销，其旗下的《理财周报》多个工作人员亦被带走调查，母公司南方报业已派工作组进驻21世纪报系，全面整顿。

　　新华社的报道称，“案情触目惊心，更发人深省”。说“案情触目惊心”，因为21世纪网的敲诈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是流水线作业，既有巫术式的模板，又有“科学”的流程和路线图，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说案件“发人深省”，因为21世纪网的沉沦标志着中国媒体人的集体堕落，中国媒体的“封口费”已经变种为黑社会性质的“保护费”，中国的绝大多数新闻记者不是社会的监督者，而是社会黑暗势力的一个卑鄙无耻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正义，另一方面又在传播着真正的黑暗。新闻敲诈的邪恶要比一切社会邪恶更加邪恶，在所谓新闻张扬正义、挞伐邪恶，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假象。新闻敲诈增加了社会黑暗面的经营成本。一切社会黑暗无非是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为之，当面临被曝光的风险时，完全可以用赎买黑暗新闻的方式来加以化解，而这里赎买黑暗新闻的费用，最终还是在社会黑暗的经营利润中摊销。由于提高了黑暗经营的成本，社会黑暗面只能进一步扩大，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可笑的是，这个新闻敲诈案是由新华社报道出来的，但新华社比21世纪网更黑，它是中国最早吃“封口费”的媒体。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导致38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既不认真施救，又不保护事故现场，而是将矿井所有资料销毁，威胁、遣散矿工，填埋毁坏副井，焚尸藏尸，并串通县委书记和县长隐瞒事故真相，报告“死2人，伤4人”。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等4名记者，接到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从太原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去接受县委书记王建华的宴请，酒足饭饱后拿到4万元现金和4个金元宝返回太原。2014年6月9日，中纪委披露巡视组发现新华社存在利用发稿权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现象，其中上海分社已终止与交通银行合作协议，并退回尚未执行合同金额350万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民日报》和央视在转发新华社报道时还振振有词地加了评论，其实他们是全国媒体新闻敲诈商业模式的发明者和祖师爷。2014年6月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对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等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发后，媒体曝光了郭振玺的牟利之道：即左手用“3．15晚会”打压企业、右手靠“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拉拢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红黑敛财术，被拉黑和被捧红的企业都要给钱。业内人都知道，“超大阴经”和“大裤衩子”两座建筑是中国新闻界最肮脏的地方。

　　自2003年10月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禁止“有偿新闻”并在全国媒体开展整顿活动，以后又有中纪委和公安部等部门的加入，设立举报电话，年年治理“有偿新闻”，年年打击“新闻敲诈”。2014年3月，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国记协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在21世纪网出事之前九部门刚刚通报了八起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案件。如同反腐越反越腐，新闻寻租伴随政治腐败愈演愈烈，新闻敲诈成为“中国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煤体创造了世界新闻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封口费”奇迹。

　　——2004年6月9日，投诉人朱奋强在甘肃法制报社编辑部自焚并跳楼，跳楼时抛散的《控诉书》称“我唯有以死感谢法制报”，控诉报社收了他的“采访费”却不发稿，因为报社收取了被调查对象环县政法委4000元“封口费”就把他的利益出卖了。

　　——2004年10月22日，《鄂东晚报》报17名记者和编辑因不堪忍受被逼良为娼，集体辞职。该报社有一幅完整的敲诈路线图，从创收指标到分区包片，从报社的黑脸到掮客的白脸，从批评稿到表扬稿，从当场开发票到提成奖励，形成了一条流水作业生产线和新闻勒索食物链，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2008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等人到浑源县一煤矿以采访名义敲诈勒索，被矿主派人打伤，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可悲的是，兰被打死后，报社发表声明，说兰是没有采访权的“临时工”，但兰随身携带的“新闻工作证”上，盖有该报社山西记者站的钢印。

　　——在五年时间内，《农民日报》驻河北、陕西、云南、青岛四个记者站的站长先后因受贿、行贿和诈骗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判刑。每个记者站站长被抓起来时，报社领导都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南都周刊》记者查阅《农民日报》内部文件时发现，编采人员都有创收指标，社领导在开会讲话时教唆记者敲诈勒索。

　　——2013年10月23日，《新快报》头版头条披露自家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由跨省刑拘。该报信誓旦旦地保证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10篇揭黑报道除了漏掉两个字之外没有任何“谬误”，并配上“请放人”的大标题，还借湖南人曾国藩的对联立下副标题：“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该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互联网上一片鸣冤叫屈。两天后，陈永洲招了，他“供认不讳”：收受“中联重科”竞争对手贿赂发表失实报道。

　　以上只是中国媒体新闻敲诈的九牛一毛，他们的集体堕落和沉沦是党国舆论环境不断恶化的产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闻媒体逐渐解禁开言，到1989年“六四”后，跌回低谷。经过几年蛰伏，抱持人文精神的新闻人开始避谈民主政治而言民生和娱乐。自1996年到2001年前后，市场化的都市类报纸杂志发展迅速，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新闻纪律”上跳钢丝绳，学会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判断“红线”和“底线”，深悉禁区的边界何在，更知道缝隙和发声的时机何在，用足时评空间，实现“言论报国”，推动了互联网上的公开辩论，使特殊利益集团在一些公共事件上做出了利益妥协，如孙志刚事件的公共辩论，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但是，公共辩论的民主启蒙作用和普世价值普及作用，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2002年以后，中共对市场化媒体的整肃也日益加强。发生在2008年南方的“倒春寒”，到2011年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中宣部发出的新闻报道十条禁令，使“春天的故事”变成“冰点的故事”（中国青年报时评栏目“冰点”遭封杀），造成媒体独立精神全面受挫。2011年8月，中国两家原属于中央级的日报《新京报》和《京华时报》，两报降为地方报后，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制肘，对北京当地的社会监督大受限制，而地方媒体“不准异地监督”，以前的外地监督优势也消失了。习近平登基后，中国媒体进人最黑暗的日子，中宣部的禁令多如牛毛，对敏感事件以维稳的名义不准反思和评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强奸”事件发生后，宣传部的直接控制使敢言的南方报业全面沦陷，全国媒体都变成了《人民日报》。从此，不断有敢言的良知媒体人被被辞职、被离职、被劝退、被放假，就连微博账号都要交公管理……

　　在“弘扬正能量”的政治生态中，中共的政治权力早已拒绝了监督。中宣部的“新闻纪律”明确规定：“对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点名批评要从严控制，确需点名批评，稿件要经被批评领导干部的上一级党委审阅，并经新闻媒体主要负责人批准。”这条规定实际等于禁止监督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因为“上一级党委审阅”后不可能让你的稿子见报。在中共查处的所有贪腐大案中，没有一个贪官是因舆论监督被查处的，刘铁男是因记者实名举报才被查处的。在隐瞒成为多方重大利益之所系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会变成毁掉记者前途甚至是生命的风险。“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的源头在中宣部，长期以来，面对舆论监督，各地宣传部以“维稳”的名义，担当“消防队”，执行“负面新闻”灭火任务，甚至充当掮客与新闻记者联合敲诈，共同分赃，这已是一种公开的潜规则。在隐瞒成为多方利益集团之所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会变成毁掉记者前途甚至是生命的风险，那么，依照统一口径报道则万分保险。既然报道真相成为“没有好处”和“没有好下场”的事情，在有人为了掩盖真相而愿意发给记者“封口费”时，记者收下，不管是交给报社“提成”了，还是自己全部私吞了，都变成了“合情合理”的事。虽然搞新闻敲诈也有很大的风险，但那毕竟是报社行为，即使倒霉被抓进去了，只要不举报报社领导，很快就会被捞出去。新闻寻租只是权力寻租机制的一部分，产生新闻寻租的祸首是扭曲媒体自由形态的权力。

　　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是由体制决定的，党报是“体制内”，市场化媒体是“体制外”。党报是报业集团的母报，靠摊派发行，吃皇粮，而市场化媒体是子报，靠报摊发行，挣了钱要补贴母报。早在2008年，《南风窗》总编朱学东在《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中说：“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的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背后都是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殊死搏斗。这是阴阳两界，这是冰火两重天，是生下来的不平等。这种雌雄同体的报业结构，从中国报纸开始市场化之后便已存在，因为没有这种的转基因怪胎，就难以承担党报天下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如果没有‘体制内’对‘体制外’报人的钳制、压力和控制，就无法实现对新闻界的组织控制，无法践行‘政治家办报’的方针，报纸的方向和导向就会‘错乱’。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

　　无法报道真相，只能做“架鹰走狗”，这是“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也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命定的，其尊严就会受到打击，其人格就会分裂，无耻地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公平、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的事。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底线，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底线，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就是撕下这个职业的尊严。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的一句“闷声发大财”，让中国记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周继红的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让中国记者知道自己是谁；李鸿忠的一句“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让中国记者知道什么是习惯；逯军的一句“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让中国记者知道什么是狗；云南400名记者的一句誓词“放弃灰暗新闻”，让中国记者知道什么是“妓者”；刘云山的一句“正能量”，让中国记者知道什么是口交……在政治权力拒绝监督的情况下，生存在夹缝中的市场化媒体试图从商业监督和财经监督上打开缺口，以行使公众代言人的媒体本能，维护公众的利益，也使自己的记者活得有点尊严。但是，在一个媒体成为“喉舌”的党国，在一个实力和私利至上的社会，在一群洋鬼子（裸官）的统治下，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和人格能值几文？现在是强势集团为各自的特殊利益在联手遮蔽真相，压制舆论，剿灭异见，抢夺民财，而看破红尘的茍且颓废心态与只有眼前没有明天的世纪末心态混合交织，正在支撑着中国媒体人“发国难财”的胆子。被21世纪网敲诈过的企业“实在太多”，但站出来举报的只是个别企业，这说明大家都互相理解，认同中国社会已经沦陷，进人了一个黑吃黑、人吃人的时代。

　　面对日益疯狂的新闻敲诈，中共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不得不整治和打击，学习教育、整顿记者站、换发记者证、编采与广告分开，都没有任何效果。2013年10月，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惠生透露，中国将设立“新闻道德自律委员会”，已在5省市试点。当公众知道21世纪网的缺德事儿，必然要责问他们的道德何在？这里存在个人的道德问题，但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践行具有可能性的政治生态之中。因为道德是由社会道统和个人德性两部分组成，社会道统承载个人德性，中国的道统是一个缺少新闻自由的道统，中宣部掩盖罪恶是最大的不道德，道统是坏的，怎么能承载起好德性。如果在一种政治生态中，道德的践行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就会成为习惯。对媒体和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领取“封口费”与不领取“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真假记者之所以一窝蜂去吃矿难，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的，也就是说用钱“封口”能起作用，否则矿主何必花这份冤枉钱。“封口”固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封口机制”。中国媒体上受制于政府权力，下谄媚于金钱资本，先天性存在阳痿，有这样装聋作哑、是非不分、害怕担责的媒体，养活一批操守丧失而吃“封口费”的记者就不足为奇了。笔者承认，在中国媒体中仍然有人如同沃尔特?克朗凯特一样，去追求职业精神的完满，做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如调查记者王克勤。但是，这只是让人感叹精英知识分子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不代表一般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新闻记者在拿“封口费”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多少道德折磨的痛苦，也没有多少羞耻感，因为他们把“封口费”交给了报社，自己只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提成”，完成“创收任务”可以开满工资并得到奖金。这个群体与很多职业群体一起编织着虚假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图景，而自已经没有道德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