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先生的大妄语

金复新

　　王岐山先生在8月25日举行的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中回答了常委们的问题，并声称，中共有8400万贪官，除了自己能把自己贪垮外，没有人能打倒。据报道，在总结打虎成果时，王先生还表示：“现在已令官员‘不敢贪’，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制度令官员‘不能贪’，最终做到令官员‘不想贪’。”

　　我感觉王先生此话说得有点过头了。明朝的洪武、永乐两朝把贪官的皮都剥了挂大堂上，把全国县府第一把手都砍了头，批量摘除了贪官睾丸，再加上抄家灭门、株连九族的余威，尚且无法杜绝贪官们的贪腐，到了宣德、成化、弘治年间，皇帝仁慈了一点，贪污之风就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连皇帝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文官体系架空，从此再无力惩治腐败。

　　如此重的刑罚，都做不到令官员不敢贪，王先生才约谈了几个贪官，怎么就得意忘了形，开始要信口开河，说已令官员‘不敢贪’了呢？王先生也未免太小看你的对手了吧？难道你约谈了几个贪官，其余的就此幡然悔悟、金盆洗手、改邪归正啦？这似乎太儿戏了一点，忽视了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是以后又查出了贪污案，人家会问：“不是说已经不敢贪了吗？怎么还有人贪呢？”为了避免以后这种自抽耳光的尴尬局面出现，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你王先生以后势必就要反过来袒护贪官，把贪官已经暴露的出来的罪行掩盖起来，人为地伪装“大好形势”和“丰功伟绩”。这种因吹了牛皮而走向反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

　　王先生大概经常上网，看多了那些公知们的文章，也不知不觉中受了它们“制度是个筐，啥都往里装”邪说的蛊惑，中毒颇深，习惯于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制度”，平时屁大的事都要扯到体制上，成了你的一种固定思维，加重了自己的思想僵化，从而抹煞一切地域、人种、民风、历史、文化、人性的区别与影响，寄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制度令官员“不能贪”，妄图把在他方国土的成功经验，照搬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

　　人们会问你，如果照抄照搬是个好主意，你们的那个毛主席又何必舍弃苏联传过来的革命路线，非要另搞一套跑井冈山占山为王呢？如果照抄照搬是个好主意，为什么你不照抄照搬美国成熟、悠久、有效的完整政治制度，而只肯照抄照搬香港新加坡弹丸小地的细枝末节呢？

　　这就说明在他方国土能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能令官员‘不能贪’，不可能复制到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的法律法令，原不比香港新加坡落后，贪腐的关键原因是官、警、民的习气，没有人尊重法律法规，法律得不到切实执行所致。支那人太喜欢做生意，什么都要拿出去卖，既然女人可以拿自己的身体卖，那么男人也就可以卖自己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权，官员自然也要拿自己手里的权力当商品卖，法律自然也是能卖的了。反正无论什么情况下，支那人手里只要有能卡住别人的事，都要拿出来卖，你可以看看在中国还有什么不在卖的？

　　美国、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搞得好一些，是因为他们那里的人还有点洋教残存的信仰，还有少数信教的白人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还剩了点正气，英王的帝制余威还在，起码执法者价值观和支那人不同，不似大陆全是丧心病狂的黄种野人。那里的白人警察和法官还有点羞耻感，不可能象中国法官和警察一样可以用钱收买，他们是主动不愿意卖，视贪污腐败为寇仇。内因才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条件，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吏治的清明并非完全取决于外部的制度，社会结构中只要有一个环节是正派的，体制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法官愿意洁身自好，会使警察和检察官循规蹈矩，警察能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社会上的渣滓也不敢乱说乱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这样得到维护的，即使美国实行支那的体制，依旧吏治清明。如果体制非改不可，也只能依照支那人的人性往帝制改。

　　最近我看了王朔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一旦移民到美国就老实了》，说他国内认识的一些坏人，到了美国都变成战战兢兢的良民，见到王朔反而劝他：“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
　　好像王朔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王朔明白，因为在美国犯法之后，是没有可能打算象国内那样“托人帮忙”的。中华野人们的野性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入乡随俗，如同落进大海的一滴水，打又打不过洋人，无可奈何下有所收敛。这一切的表现都是人种、民风、历史、文化、人性的差异造成的。

　　洋人社会有各种相互监督的机制，中国大陆也有各种相互监督的机制，不同在于他们的机制能正常运行，中国大陆的却形态虚设。中国大陆现有的制度如果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贪腐也早杜绝了，若拿洋人的制度来代替中国大陆现有的制度，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人还是这批烂人，要执行还得靠这批烂人心甘情愿去遵守和执行。但现在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是正派的，没有一点正气，全是邪气。“我若对你有监督权，我必向你兜售叫卖监督权”，那么一切都是瞎折腾。不从本质上找原因，向心外求法，换再好的制度也没用。本质问题解决，即使用几千年的粗线条王法也管用。

　　王先生还说要达到第三重最高境界，让官员都不想贪。听完王先生这句话，复新只有仰天哈哈大笑三声。复新觉得王先生把自己摆错了位置，改变人心，那是宗教范畴的东西，是耶稣、菩萨、传教士们干的活，不是法律调整得了的范围，你怎么要抢着干？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做梦都想着贪，集“贪、嗔、痴、疑、慢”于一身，其中尤其以贪最为显著，根本就无法控制，即使是去佛教修行也很难去掉，因此才有六度万行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之说，所谓“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毁犯，忍辱度瞋心，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其中把布施排在首位，就是看出贪（悭吝）是人最难克服和最普遍的恶习，因此用布施来有针对性地克服之。贪的问题能解决，后面的问题就都好解决。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还有几个清官，是因为那时社会上儒释道在起作用；洋人社会之所以还有几个讲道理的法官，是因为这些人心里还有圣母玛利亚和耶和华；毛时代之所以还有好干部，是因为还有人相信马列邪教。

　　宗教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王先生怎么解决得了？你怎么还管得了党员干部们的内心？你难道比耶稣比佛祖都伟大了？你们中共官员要是连贪心都没了，岂不都成了圣人，可以圆满在轮子世界里啦？这不是在发大妄语吗？但往往胡说八道的大妄语却能忽悠住那些愚民，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亩产万斤粮”、“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个个豪气冲天，虽是根本达不到的梦呓，但确实在愚民中很有市场，从未见有人象我这样敢提出质疑的。

　　有些理想主义者没常识，思想十分幼稚，又一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总爱心外求法，信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以为世上存真的在什么反腐的窍门、灵丹妙药，只要一摁开关，贪腐立止，就到处找那按钮，听骗子说那开关就是体制问题，只要把开关往“民主体制”上一切换，就象输入法从中文切换成英文模式一样，一点按钮，打出来的字立即就从中文变洋文了，他就很高兴，说什么“我说嘛！原来这么简单呀，这有什么难？不过如此嘛！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又听我说世上本没这按钮，他就理解不了了：“那么说来就是体制改了也没用咯？”我告诉他们，你们当年为了摆脱封建主义，结果推翻帝制后，即没有走入社会主义，也没有走入资本主义，最后走入了比封建社会还不如的老毛奴隶社会，大家都得依附于组织找工作，连当个个体户都当不成，还不如封建社会有人身自由的农民，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你们这些蠢货，现在想通过改体制达到社会清廉，也是在往相反的路走，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事与愿违，社会一定会比以前更贪腐十倍，你们这些愚民懂什么呢？还整天闹着要选票呢。我告诉你们，贪腐本就是不可能根除的，即使恢复了帝制，让朱元璋再世，也只能尽量抑制而已，撑死顶多只能达到“不敢贪”的境界。要让大家都“不想贪”，除非大家都把睾丸和卵巢摘了，断了孽根，也就无欲无求，心才能静下来，贪腐的念头能消掉50%，可这就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神仙社会了。

　　我支持反腐，但很警觉会不会有人借反腐之名又来忽悠我们。这大概就是佛教里说的“觉照”、“觉知”，你们一撩蹶子，我就知道你们要拉什么屎。王先生要知道，世界上只要有我在，愚民们任由你们忽悠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您还是少动这方面的脑筋吧。你要欺骗那些愚民，还是等我死了再搞吧，否则我总要把你们的诡计给发到网上给说出来，你们就死了这心吧。

　　早就听闻王书记的发言很精彩，经常出口成章、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复新只恨自己无缘聆听受教。今天有幸能拜读王先生的只言片语，没想到竟也是文革大跃进般红卫兵的大妄语，专门拿达不到的事情来说，话说得太过了，有点雷哄稚当年的名言：“蛋不扯大点没人信”的味道，复新大失所望。复新要告诉王先生，你要使党员不敢贪，虽夸大其词，但相信还有达到的可能；你要使党员不能贪，那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绝对没有可能；你要谎称能使党员不想贪，那更是痴心妄想的大妄语，那就带有欺骗性质了，发大妄语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