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官场之腐败无奇不有，形形色色的大小贪腐官员几乎随处可见。他们那种种鬼计多端的敛财手段，那些贪污受贿的巨额财产，以及卑鄙无耻的腐化堕落，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也是当今世界其它国家难于见到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自九十年代江泽民执政以来，在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结果却是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贪腐的官员随之大批而生，并且越来越严重，成系统、上轨道，大有一代更盛一代的趋势。不管历屆的执政者如何髙喊反腐，但腐败却是愈反愈猖獗，贪腐官员的人数愈来愈多，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这绝对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落马受到查处的贪腐官员究竟有多少，虽然未见有公布的统计数据，但据学者和民间的估计，从八十年代初广东处决的第一个贪官王仲开始，至中共十八大之前，受到查处、判刑、和处决的贪腐官员，仅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官就有：王宝森、铁英、成希同、胡长青、李嘉廷、刘知炳、刘方仁、成克杰、李纪周、张国光、于飞、王乐毅、田凤山、王守业、侯武杰、张宗海、王立军、刘志军、薄熙来------等等一大批，是数不胜数的；再加上那些无数的中、下级贪官，总数至少应在数十万人以上，或许会接近百万，亦是大有可能的。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受查处的贪腐官员至少也有万名以上。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导，仅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髙官就有李春成、李东生、刘铁男、倪发科、苏荣、朱明国、申维辰、冀文林、宋林、万庆良、隋凤富、韩先聪、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等约60人。特别是今年公布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三起贪腐大案，更是震惊了中国，震动了整个世界，令人惊愕、咋舌，却又是早就预料中之事。
面对如此之腐败社会现实，面对众多的贪腐官员，人们会有何等样的思考呢？以笔者之见，下列几个问题定会是人们普遍看到和想到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贪腐”的主要表现
当今之世界，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凡有人生活的地方，贪污、受贿与形形色色之腐败各国都有，这本不足为怪；但，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些问题上却是独具特色，是很少有其它国家能与之相比的。
“中国特色”之贪腐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就是：
1、人数众多、普遍而广泛：
民间早就有舆论指称，无论在什么地方，东、西、南、北、中，从上到下，贪腐官员的
存在几乎是无处不有、似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仅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落马贪官的人数那是每天都在更新的。从最基层的村官、到乡镇科级、县处级、再到地厅级、省部级、乃至中央最高层那些号称党和国家领导人之类的高官，已经落马被判刑的、以及正在受到查处等待审判的，那是太多太多，数不胜数的，这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是任何人也不可否定的铁的事实。至于那些尚未暴露仍在台上的贪腐官员有多少，具体数字人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但，认为只要对其深入查处的话，恐怕极有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这是绝对值得国人大胆怀疑的。
2、敛财的手段花样繁多，涉案的金额巨大：
任何一个落马的贪腐官员，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职务之便来大肆敛财的，其手段可谓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诸如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工程立项、发包，银行贷款，市政建设，土地寻租、买卖，矿产开发，公路、铁路建设，环境保护，走私贩私，乃至招工提干、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学术研究、社保基金------等等诸多方面，每一项都成了他们的敛财手段，人世间最可耻的办法他们都用尽了。且涉案的金额巨大，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数亿元的，甚至有数十亿、数百亿的天文数字，都是大有人在的。已经判处的陈良宇、王守业、薄熙来、刘志军------等等贪腐高官的犯罪事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些；徐才厚、周永康和令计划三案涉嫌的金额虽然未经审判机关最终确定，但网上早就有传闻他们的非法财产至少在数十亿乃至百亿以上的天文数字。就是那些中、下级的贪官，涉案金额也有多得令人咋舌的。如12月10日官媒报导的“广州史上最大贪腐案”白云农工商系列腐败案、公司总经理张新华，一个级别不高的地方官员，受贿、贪污，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之巨。再如11月12日河北省纪委通报称，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公司总经理马超群，从今年2月12日被抓捕后，在他的多处藏钱地点共搜出1·2亿元现金，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其中在北京就有7套以上的房产，类似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天啊！如此巨额的纳税人的钱、国家的巨额财富都让这些贪官鲸吞了，这是何等样的社会、何等样的国家？能不引起民愤和人们的深思么？
3、贪腐官员都是一群最丑恶无耻的败类：
大凡贪腐之官员都有其共同的特性，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属、朋友谋利，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等等而外，就是在生活上也是一群极度奢侈、无比下流之徒。吃、喝、嫖、赌皆占尽了，可以说人世间最丑恶的事情就出现在这些共产党官员们的身上。
仅以徐才厚、周永康两起大案来说，一个曾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个曾是政治局常委，主管司法系统的最高官员。他们的犯罪除了滥用职权，破坏法治，泄密、大肆卖官，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外，下流无耻，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包二奶、三奶，养情妇，甚至与人共用情妇，与多名女性通奸------等等，人世间最卑鄙无耻的事全出在他们的身上。其它贪腐官员也大多基本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本质上却都是一致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贪腐官员能与这些共产党官员的无耻相比的呢？恐怕是除了中国，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是难以寻觅的。
4、潜逃国外、或持有绿卡，财产、家属转到国外
许多落马贪腐官员都有把财产、家属、子女转移到了国外，在国外购豪宅，甚至二奶、
三奶都已转到了国外，为她们购别墅，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并已潜逃到了国外，转移了了大批非法所得的不义之财，这也是许多贪腐官员的一个共同之处。即使尚未落马的官员，也有不少把家属、子女和财产转到了国外，自己也早已拿到了绿卡，却在国内做裸官，随时都可以开溜。具体外逃的贪官有多少，转移了多少财产，虽然未见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但据网上未经证实的资料，和有关学者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至今为止，外逃贪官人数估计约在16000至18000人左右，捲走的资金约有8000亿元以上，这已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巨大数字啊！
5、所有的贪腐官员都是阴阳兼具的“两面人”
大凡贪腐之官员都具有两面性，在大众面前装模作样，道貌岸然，好话说尽，一派正人君子的形象。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为民执政”，“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大、小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雷锋，学习焦裕录”，“三讲教育”都能顺利通过，有的并被评为“先进模笵”、“优秀党员”，大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比优越”，告诫人们“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甚至高喊“反腐败”，“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等等，真可谓是“好话说尽”；背地里却是坏事做绝，满肚子的坏水，狡猾奸诈，贪婪残忍，什么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之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把天下的坏事都做绝了，甚至早就把家属、子女和财产都转移到“西方敌对势力”那里去了。所有的贪官们就是这么一群典型的“两面人”。
中国的贪腐官员都具有以上的这些共同特征，是世界上最丑恶无耻的一群人渣。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付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此对联的用词虽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它所反映出的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和所表达出的民意，却都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现在不论在中国的任何一处地方，不管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人们，在闲谈之时大都会议论中国的腐败社会现实，议论无官不贪的共产党官员，每每在谈到这些问题之时，所表现出的都是无比愤恨而又显得无可奈何。
这些众多贪腐官员的具体案例那是太多太多了，是举不胜举的。仅以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公开报导的案例来说，就比比皆是，令人看不胜看。限于本文的篇幅，具体的案例笔者在此就无须一一赘述了。
二、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是产生“中国特色贪腐”的根本原因
贪腐问题世界各国都有，但在中国却是独具特色，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些贪腐官员人数众多，敛财手段卑鄙无比，涉案金额巨大，生活腐败不堪，这都是人所皆知的事。对此，人们在愤恨之同时，所要认真思考的，是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独具特色之贪腐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局面呢？
要分析个中原因，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如：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再加之由于信仰的缺失，道德沦丧造成的“一切向钱看”；长期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近世以来共产文化和毛泽东思想的侵蚀毒害；中国人自身的劣根性，偏见、固执和狭隘、自私、素质低下、不文明、贪婪成性、乃至粗暴、残忍------等等，长期以来这些劣根性在一些中国人身上都是挥之不去、时有表现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和共同影响，才铸就了当今独具“中国特色”的贪腐。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种种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应该是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这一条，正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施行独裁专制的政体，才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腐败社会，发展到今天，更是形成了当今与世不同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贪腐。
人们都知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已为历史和现实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概莫能外的。正是由于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像徐才厚、周永康和其他众多的贪腐官员们，他们之所以能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敛财、腐化堕落，不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执掌了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大权；而且这种权力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也没有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故而才使贪腐官员们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产生。如此反复的循环，该因是这个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之缘故。
所谓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制度的总称，它是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直接地关系着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命运。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制度如何，我们暂且不去论它。仅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起，一百余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不论是如何发展演变，都离不开独裁专制的一套。如从民国成立后迅即沦为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时代起，到蒋介石当政时代，再到毛泽东夺权建政的共产时代，乃至毛泽东死后的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宪政民主之路始终与中国无缘，都是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使得贪腐问题能长期存在，并且大有一代更比一代严重的趋势。如蒋介石时代的贪腐要超过北洋政府时代；到毛泽东当政时腐败的社会制度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腐败比蒋介石时代更为甚之；到了江泽民当政的时代，腐败不堪的社会更是要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都是中国已经走过的历史，明摆着的事实，人们都看到了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面对如此腐败不堪的社会，中国人应该如何来面对、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必然会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当今中国新执政者上台执政以来，一改过去江泽民腐败治国和胡锦涛反腐败无能的局面，宣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高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对官员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等，表现出了许多亲民之举，这些都是深得民心，颇受国人称赞和拥护的。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之风暴席卷神州大地，落马的大小贪官数不胜数，仅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就有60人落马，也打破了以往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拿下了周永康这只常委级的“大老虎”，震动了整个官场，使那些尚未暴露而隐藏的大大小小的贪腐官员们提心吊胆。主导反腐的官员们一再声称，“反腐仍在路上”，决心要抓出更多、更大的“老虎”。当今的反腐斗争虽然遇到了顽強的阻力，但总的形势是大好的，成绩是巨大的。只要继续坚持并深入下去，依靠决策的正确，依靠民主和法治，依靠14亿的中国公民，反腐斗争必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随着一批又一批贪腐官员的频频落马，在反腐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要做的更为重大而又迫切的事，就是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制度，这是摆在执政者和全体公民面前的一个更为迫切的重大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继续维持当今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还是跟随当今的世界潮流走宪政民主之道路，这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所有的人对此都必须作出自己的正确抉择。
如果继续维持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可以肯定地说，反腐斗争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最终也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旧的腐败官员倒下了，新的腐败官员又会一批批产生，这早已为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当年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都反腐败，蒋介石令他的儿子蒋经国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大打“老虎”，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由于根本的社会制度未能改变，最终也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命运。就是到了毛泽东夺权建政后，以及毛死后的邓小平时代，乃至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反腐败工作也从未停止过，腐败不但不能反掉，反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猖獗，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甚至根本就没有进行政改、仍然是独裁专制之故么？
当今的世界潮流是向着宪政民主的社会迈进。宪政民主，以及人权和自由、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这是任何人和任何一种势力都阻挡不了的。时代不同了，独裁专制的一套是根本不行的了。至于那种在上世纪喊了近八十年的“共产主义”那实质是愚弄百姓们的“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它的社会实践证明，凡是搞共产独裁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整个东欧、阿尓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古巴、中国、朝鲜、蒙古、越南、柬埔寨------等等众多国家，无不造成了数不尽的血腥灾难，给这些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在中国和朝鲜、柬埔寨、以及前苏联，灾难更为严重，广大民众不但经受了非人的磨难，更是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现在“共产主义”这种反人类的邪说已经绝少有人再去信仰了，早已把它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人类之大幸。
不幸的是现在仍有人在公开或变相地为“共产主义”招魂呐喊，他们竟公然大批“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民主”之路，胡说什么“鼓吹宪政民主那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高喊“老祖宗之法不能变”；高喊什么“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要自信”、要坚信“我们的制度优于西方”------等等的一套，这是一股企图阻挡社会前进的暗流。可以说宪政民主之路在中国仍是艰难的，阻力很大，这些难免令人无比的堪忧。但，中国人从他们亲身的苦难经历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绝不可行的，他们已经彻底地抛弃了这种邪说，期盼宪政民主的早日实现是他们坚定不一的信念。就是那些官员们、不论是落马的贪官还是仍在位当权的官员，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还会相信什么“共产主义”这一套，他们心中所想的恐怕除了如何“敛财”、如何“腐败”之外，绝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的。至于那些早已外逃的贪官、那些虽未外逃，但也早就设法拿到了绿卡，并早已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到了国外，这些人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么？他们还在相信“共产主义”么？恐怕这些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平日里也在装模作样的高喊，那只不过是在骗人也骗他们自己吧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是骗人的”，如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倒是一句大实话，其后苏联和整个东欧共产集团的彻底垮台，这实在是合乎情理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些仍在高喊“共产主义”、仍在高喊“自信”、仍在批“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人们，赶快收起你们的这一套吧，因为这些是完全彻底的错了。
当今的中国必须要学习西方宪政民主的一套，要实现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过去在毛泽东时代高喊“向苏联学习”，宣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強制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尤其是他那一套阶级斗争的邪说，那一次次的所谓政治运动，和那些疯狂而荒唐的社会实践，搞的国破民贫，满目塃涼，饿殍遍地，这些惨痛的教训是人们永远不应忘记的。“共产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过去搞的这一套是向西方学习，实践证明是错了；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向西方学习“宪政民主”这一套呢？这可是西方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为什么不可以来亲自来实践一下呢？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它的宪政民主的政体是优越的，代表了当今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许多国家，乃至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实行的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的政体，那是为许多中国人所响往的国家和地区。许多人都想到这些国家去留学、打工、移民；许多有钱有势的权贵家族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些国家，财产也都转移到了这些国家，在那里购置房产；就是那些贪腐官员也都往这些地方逃，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比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优越的缘故吗？现在应该是坚定不移走宪政民主之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犹豫了。
四、“民主社会主义”更是当今人类最理想的社会
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主义”，那就是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早就倡导过的，在今天的瑞典得以完全的实现，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给世界人类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瑞典是一个面积仅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1100年前后才形成统一的国家，比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晩了一千多年；但，当今它却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成了各国的楷模。用当今的中国与其相比，这个差别确是太大了。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呢？我国已故的老学者、从延安一路走来的老党员、老干部谢韬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曾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根据他的研究资料，所谓“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概括起来就是：
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私有制+全民的福利政策。
首先，在政治体制上它是宪政民主的国家，国家的政权由政党的竞争来执政，各级官员由公民用选票来决定。虽然这个国家还保留有国王和王储，这是历史遗留的，只有像征性的意义，不能行使政府的职能。各级官员都是公民的公仆，廉洁、奉公守法；而公民却享有广泛的权利，如人权保障，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甚至可以到政府办公室查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
在经济上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全国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企业，这些私人生产者有崇高的敬业精神，他们的私有财产都得到平等的保护。用经济学家韦伯的话来说，他们是为了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而经营事业。这样的资本主义创造的利润为政府提供了滚滚而来的财源。生产由资产者，但财富的分配却由政府来决定。创造了最公平的分配制度。
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资产者在事业上非常敬业、诚信，极少有制假、贩假的违法行为出现；在生活上他们崇尚简朴，并且他们往往也是慈善家，除了照章纳税，还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
在钱财分配制度上体现了“平等”与“福利”，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它不是去否定而是利用了这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借用这些文明成果来推行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实现分配公正与构建社会和谐。在这种分配制度下，收入差距很小，年薪最高的100多名企业家与工人平均工资收入相比约为13:1，但税后的相比却只有5:1。
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穷人，劳动者的年收入折合人民币为25万元左右，大部分人有汽车，人人有住房，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收入。
在这些庞大的保障体系中，还有儿童津贴、病假补贴、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的福利。它的全面社会福利不仅体现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质和闲暇方面提高了瑞典人的生活质量，让那种“为每日的面包而斗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光辉典范。
从以上的这些人们定可清楚地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切旨在福利，福利是这个社会的象征。这个国家能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圧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整个国家社会和谐，风气良好，犯罪率极低，基本上沒有偷盗、抢劫，绑架和拐卖妇女儿童更是闻所未闻，因而它的监狱很少。正是因为如此，人们的安全感极好，就是首相、王储这些达官贵人出门上街一般都不带保标，更不会有警车开道，驱赶百姓，招遙过市。
这就是瑞典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的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洁果，从而缩小了贫富悬殊的差别，创建了“福利国家”的“人间天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谁优谁劣那是一目了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瑞典的模式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更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结束语
纵观上列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与腐败的严重与否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不论何种制度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但在腐败官员的人数多少、以及涉案金额的大小、腐化堕落的卑鄙无耻------等等方面相比，宪政民主国家比独裁专制国家都要好多了，这是人们都看到了、明摆着的事实。因为宪政民主国家各级官员是民选的，有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更有舆论和广大民众的监督，官员们只要有一星点不轨之事，都会被曝光，受到谴责，搞的他们狼狈不堪，这在独裁专制国家是绝无这种可能的。
事实说明，中国当今仍然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贪腐横行猖獗，贪官们的胡作非为卑鄙无耻到了极点，早已激起了广泛的民愤和民怨。人们对那些腐败官员早就看透了，恨透了，只要有数人聚在一起议论到腐败问题时，无不骂声一片。既使不骂的人，也是摇头叹息，或者一笑了之，反映出心中的怨恨是多么的无奈。正是由于这独裁专制的社会和那些腐败官员的种种胡作非为，产生官员腐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严重地破坏了这个社会的和谐，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面对如此严俊的社会现实，清除腐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都纯之以法，这是救党、治国、安民之必须，是一项必须坚持进行的重大而艰巨任务。但仅仅是这样还是远远不夠的，在反腐败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努力实现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介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在当前情况下，共产党继续执政，这个现实短时间内恐怕是无法改变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既使仍然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一套，也可以同时搞“宪政民主”的试验麻。“社会主义”难道就不能搞“宪政民主”、不能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么？进行试验总是可以的。这就要求当今执政的共产党，首先要切实兑现“宪法”这张支票，一切在宪法之框架内行事，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清除腐败，杜绝强制拆迁、强征土地等侵害民众合法权益亊件、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要使公民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开放言论，杜绝以言治罪事件的发生，并能在村、乡镇及县级率先实行普选，这些级别的官员由公民用选票来决定，这些都是应该而且必须首先做到的。如果这些方面都真正做到了，比现在的社会肯定要好多了，这对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对共产党也并无伤害，还会大有好处。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些，既使暂时仍是一党执政的社会现实，对中国人来说也仍是一件大好事。
当然，中国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就要改变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开放党禁，由多党竞争执政；同时要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惟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使社会才会公平、公正和正义，使官员们都置于民众监督之下，减少或者杜绝官员胡作非为事件的发生，这才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这些问题中国人喊了一百多年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这么高喊的，他们所领导下的媒体也是这么宣传的，但始终未能实现。现在当权了却把这些抛到九霄云外，不但不准人们谈论这些，反倒有人要“批判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岂不是怪事么？宪政民主的社会终归是要在中国实现的！早实现比晚实现要好，中国人等的太久、太久，不应再等了。
如果更进一步的设想，中国在实现了宪政民主的基础上，能向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学习，有一天也能走上瑞典那样的道路，搞“民主社会主义”，那就是中国人之大幸了。但，这样的日子何许太渺茫，只是人们的一种期盼、一种梦想吧了！
2014年12月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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