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应当从源头抓起

乔新生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2015年1月18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大陆的反腐败吓坏澳门赌场的贵宾客户，导致澳门的赌博业收入大幅度下滑。还有一些海外媒体言之凿凿，中国大陆的纪检监察机关已经在澳门的赌博场所安装了监控装置，纪律检查机关工作人员已经进入澳门赌场，随时随地监督大陆官员在澳门赌场的行动。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属实，随着大陆反腐败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陆周边地区博彩业收入下降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的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制定详细行为规范，禁止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而且颁布专门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进一步约束公务员的一系列行为。为了防止公务员8小时之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大陆纪检监察机关制定了行风监督员等一系列监督措施，聘请社会民间人士监督各级党政官员。大陆强化对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党政官员的作用。不排除大陆方面为了打击海外腐败行为，与香港、澳门等有关部门配合加强监控措施。事实上，大陆方面已经通过公安机关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协议，将逃往境外的腐败分子引渡回国或者遣返回国。

　　不过，所有这些都属于事后救济措施，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当前大陆方面腐败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一些腐败分子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大肆卖官鬻爵，导致中国的官场上乌烟瘴气。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关正在以大无畏的决心和勇气，向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发起进攻，可以肯定随着反腐败工作的继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大老虎中箭落马。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铲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假如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思维定势，在打击腐败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错误地以为以雷霆万钧之势、杀鸡儆猴就能遏制腐败，那么，中国未来的腐败现象还会更加严重。

　　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腐败是政治博弈，腐败也是经济博弈。从政治上来说，如果控制国家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获得了腐败的特权。中国的一些贪官污吏曾经试图收买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已经拒绝这样的政治交易。不排除一些腐败分子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经济上和中国的执政者讨价还价。中国内地的腐败分子之所以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空前活跃，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寄希望于中国当今的执政者投鼠忌器，为了稳定香港和澳门的经济，不敢对香港的垄断资本主义痛下杀手，也不敢对澳门的博彩业采取限制性措施。正是这种精明的经济算计，使得中国内地反腐败充满变数。中国的执政者要想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策略，在打击腐败分子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立透明的选举制度，让腐败分子及其家族的腐败罪行大白于天下，通过定期举行民主选举，让那些两袖清风，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党政官员走上领导岗位。

　　可以这样说，当前的反腐败只不过是"消防队员"式的反腐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真正的反腐败应该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通过公开的民主选举，让每一个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都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量，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让公众有强烈的参与感。公众会自发的行动起来，随时监督党政官员。

　　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行政主导改革向人大主导改革转变，而中国的反腐败则必须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必须通过加快民主政治体制建设，实行公开选举制度，让每一个候选人都公开自己的财产收入并且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腐败现象逐渐减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成为一个不断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

　　反腐败永远都在路上，但是，如果反腐败的工作侧重于打老虎，而没有堵塞源头的漏洞，让一些腐败分子继续占据领导岗位，那么，我国反腐败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反腐败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差。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充分意识到，无论是利用现代技术监控措施，还是发动官员的家属反腐败，都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而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只有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让选民随时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员，中国的政治才会清明，中国的反腐败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