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形态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乔新生

　　是的，随着中国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化现象。这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也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发展充满变数的原因之一。多元化社会不一定是一个缺乏共识的社会，多元化社会也并非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只要不断地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在法律和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引导下，相互协商达成妥协，相互退让实现多元包容，那么，中国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但问题是，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

　　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充斥着暴戾的气息。那些自称为左派的知名人士，并不了解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多样性的价值，他们不容许反对者发表意见，甚至动辄要将反对者绳之以法，这是一种缺乏现代交往文明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现代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现象。

　　和中国的左派相比，中国的右派始终把自己塑造成为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但是，和中国的左派相比，中国的右派表现更为拙劣。部分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分析研究中国历史现象的时候习惯于盲人摸象，他们把自己所发现的个别事实当作历史事实，他们把中国执政者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当作攻击的对象，试图以此来标新立异，凸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分子把持着新闻媒体，他们党同伐异，根本不允许反对者发表意见。部分自称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他们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新闻媒体，可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实际上是在执政者控制的新闻媒体享受着垄断的红利。值得玩味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为了获取市场利润，允许一些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上胡说八道。这是中国执政者缺乏执政能力的表现，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非常特殊的现象。

　　中国的左派习惯于向后看，而中国的右派则习惯于向西方看。左派和右派没有好坏之分，只要尊崇历史事实，言之成理，那么，不管发表怎样的观点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都缺乏最起码的学术素养，他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罔顾事实，经常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互联网络虽然为一些人提供了发泄愤怒情绪的平台，但是，在中国的报纸、电视、杂志等一些传统的新闻媒体上真正有良知的学者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那些中国执政党所控制的新闻媒体，非常奇怪地被一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利用，因此，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显得十分怪异。那些在中国的体制内部享受垄断新闻媒体特权的评论者，以自由知识分子的面目自居，他们在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上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执政党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控制缺乏连贯性，结果导致一些新闻媒体的评论员形成了松散的政治联盟，他们出席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自己所占据的地位，在自己所把持的新闻媒体上对中国的执政党冷嘲热讽。

　　现在一些自称自由知识分子的所谓右派人士已经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有的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有的已经担任了共产党控制报纸的负责人，甚至有的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部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或许是想要利用政治奖励或者提高物质待遇的方式，把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麾下，但是，由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缺乏最起码的人格素养，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被重视恰恰就在于脚踏两只船，因此，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部享受者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和共产党的反对者的眉来眼去。

　　中国的执政者并非完全不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混乱现象。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执政者试图通过座谈的方式，统一中国文艺界的思想，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重新掌握舆论的主导权。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结果让许多缺乏坚定信念的所谓文艺界人士登堂入室，文艺座谈会非但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效果，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意识形态混乱。

　　其实，在多元化社会要想真正营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空间非常简单，那就是尽快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让各种意见都能呈现出来，在新闻市场中大浪淘沙，让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在相互争论中去伪存真。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在于，执政者一方面试图牢牢地控制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可是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开放中国的新闻出版市场，没有让人们充分地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办的刊物成了中国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一些共产党地方党委创办的报业集团豢养了一大批从骨子里仇视中国共产党的所谓评论人，他们在表面上极力地迎合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可是在暗地里却不断地贩卖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所谓思想。部分评论者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之所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和高等院校的自由知识分子形成同盟军，为他们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他们充分利用中国当前改革出现的情绪，不断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翻云覆雨。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中国高校的思想阵地，以此来达到扭转乾坤的目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高校必须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这是中国高等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需要控制的不是中国高等院校的思想言论空间，而是那些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因为正是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新闻媒体在不断地传播着中国高等院校部分教授的极端言论。

　　现代互连网络时代，互联网络上的言论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传统新闻媒体，成为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试图干预这种现象，不断强化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管理。但是，由于互联网络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通过终端移动设备可以随时接收互联网络的信息，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执政者的这种努力彻底失败。现在中国的传统新闻媒体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传统新闻媒体一样，正在逐渐地被互联网络移动终端设备所取代，一些寄生在传统新闻媒体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实现华丽的转型，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络的平台贩卖自己的思想。和他们相比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显得多少有些笨拙，他们不习惯于使用现代的互联网络终端设备，他们在现代互联网络的移动终端平台发表意见的时候，仍然秉承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思想，缺乏平等交流的意识，试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互联网络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者。这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执政者始终没有倚重中国的左派，中国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保守主义分子之所以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能够改变局面，是因为中国的执政者充分利用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以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总体而言，中国的左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中国所谓的主流新闻媒体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右派所把持。只不过有些新闻媒体表现比较聪明，而有些媒体表现得比较愚蠢罢了。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左派和中国的右派观点鲜明，相互对垒，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管理中的失误，把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变成了自己的同盟军而已。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所谓主流报纸发表的评论，人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中国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阵地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右派彻底攻占。从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但是，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这种现象绝对是不祥之兆。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缺乏和民众交流的欲望，他们迫切希望中国改朝换代，实现政权更迭。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充分利用中国执政者所创办的新闻媒体，培养更多的掘墓人。这在中国的新闻发展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在中国的执政史上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彻底放开中国的言论市场，可能会在一定时间里出现意识形态混乱的现象，但这是中国走向多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必要之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控制中国的舆论感到无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放开中国的新闻市场，不愿意真正落实宪法上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就使得一些右派知识分子得以巧妙利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会猝死，但是会慢慢地消亡。中国共产党应当意识到，只有尊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开放中国的新闻出版市场，让不同的人自由表达意见，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寻找到可靠的力量。

　　贯彻落实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仅仅涉及普通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机构所控制的新闻媒体实际上已经很难代表人民发出声音，那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上恣意汪洋，不断地羞辱恶意地丑化中国共产党，这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部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颠倒黑白，认为负面新闻不是负面的新闻，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发表负面新闻，是为了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进步。这种非常弱智的甚至带有调戏意味的观点居然在中国大行其道，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方面已经到了无所作为的地步。

　　新闻发展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新闻，那么，将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怎样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机关报不能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新闻，而是说由于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没有其他报纸可以平衡或者分散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所报道的负面新闻。可以设想，如果左派的报纸和右派的报纸在报道的过程中能以事实为依据，全方位的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么，即使一些报纸报道负面新闻，也不会造成恶劣影响。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之所以不断批评政府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是因为在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获得信息，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如果中国的执政者创办的报纸不断地发表批评中国执政者的文章，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倾斜，对执政者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上涨。所以，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出发，从繁荣中国的新闻出版市场出发，从贯彻落实宪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执政者应当尽快改弦更张，允许更多的人创办新闻媒体，允许更多的观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尊重新闻的基本规律；这不是动摇中国执政党的地位，而是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寻找那些可以依靠的力量。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