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全面”看“中国梦”的愿景及其走向

李咏胜

　　本来习近平18大上位以后，在不被政治老人监军的顺势之下执政，已经两年多了。因此，在这个不算短的时间内，如果他真像当初某些舆论造势专家溢美的那样：在他领导之下，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当此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社会矛盾和危机日趋加剧之时，该是他拿出一套上镇诸侯利益割据，下平民众仇贪恨腐情绪的 “治国策”出来，以展示他超凡政治智慧的时候了。从而像释梦大师弗洛伊德那样，为自己那个让人恍兮惚兮的“中国梦”，画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圆梦图。而这个“治国策”，在今年两会前夕，终于登上政治台面了。这，即是他经过几多深谋，又几多远虑，而后提出来的“四个全面理论”。

　　这一理论一经登台面世，立即受到了国内外大小媒体的山呼海应，纷纷像当年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抬大轿一样，把它捧抬到了当代政治思想理论的高度，竭力“呼儿嗨哟”。其中，尤以《人民日报》对它的政治定位最高，也最具有权威性。称它是引领民族复兴的宏大战略布局；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引领中国推动世界的指导纲领，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而《光明日报》也不甘后进，于3.16发表了一篇题为：“以‘四个全面’为引领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社论，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巨大作用和现实意义，使之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总之，在这些媒体的众星拱托之下，他的这一理论，似乎真的成了一举解决当代中国难题的“定海神针”和仙丹灵药。以致让复旦大学著名特聘教授张维为之赞叹不绝，称它“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而随后再派生出来的所谓“四个新常态论”，更是把它精细化到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好似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用它一刃而解了。

　　然而，对于他的这一理论，是否真有这么大的盖世神力，我们尚不得知，只有走近它看个究竟了。世人皆知，中共自创建以后，是以不断创造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武器，去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而这些理论武器，除了毛泽东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统一性之外，其它都不过是一些实用性的政治口号而已。而所谓政治口号，就是当时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思路。而所谓思路，就是他们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梳理出的框架和辫子。然后，再经过御用理论家的智慧发挥和阐述，媒体的的打造和提升，而后形成的讲话、文件等等。比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持“、“不问姓社姓资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江泽民文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理论”，又依照这个模式闪耀登场了。

　　由此可见他的这一理论的形成套路，其实并没有什么超越其他前任领导人的地方。而唯一不同的是，它统揽涵盖的内容，不是具体实在的，而是无所不包，大包大揽的。其中，“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治党”这些政治口号，本来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喊得震天响，人们已是耳熟能详。显然，就不是新新玩儿了。但极为玄妙的是，这些已经显老过时的政治口号，经过他在前面添上“全面”两个字之后，就变成安邦治国的金科玉律了。

　　但若要细究怎样实施和检验这个理论的话，却又未见有人给个具体说法，指点一下迷津。比如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分别对现行国家管理体制、司法管理体制、劳动分配体制、医疗教育制体制、养老保险体制等等，都进行改革才叫“全面”，还是对某一方面进行“革命式”改革，才叫“全面”？再比如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把全国城市数千个社区，农村数千个乡镇都建成小康社会，才叫“全面”，还是把某一个省市的社区和乡镇都建成小康社会，才叫“全面”？可这些，都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和尺度。因而，这种所谓的“全面改革”，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全面不改革”；而所谓“全面建成”，其最终结果，也只能导致“全面建不成”。倘若如此这般下来，那么他的“四个全面理论” ，就难免成为“四大皆空理论”了。

　　话说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几十年前故乡一个叫做“徐大药”的老中医。据大人们说，他过去是国军的军医，因为急于想治好一个大官的病，用重了药，把人给医没了，被赶回了老家。而人们叫他“徐大药”的原因，是由于他不敢“对病下药”，而是“下大药”。所谓“大药”，就是数量多，药味全，吃了什么病都治，却治不了根，只好不断找他看病吃药。所以，当地人把他开的药方叫做“栏河网”。而“栏河网”是人们在河里捕鱼时，在河中间铺设的一种网。据说这种网，可以把过往的鱼网住。但这种捕鱼法，由于过于死板愚笨，往往捕到的都是死鱼。在此，倘若我们把它与习近平的理论比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

　　由此再联想到习近平的“中国梦”，不免有些迷茫起来。倘若要问原因何在，我便只有坦言如下：本来对习近平上台伊始托举出的“中国梦”，由于人的视角和看点不同，至今依然褒贬不一。有看好者，看到的是“百年宪政梦”；有看坏者，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个没有做完的“红色帝国梦”。而我倒是愿意相信他托举出的这个“中国梦”，就是“同光中兴”时代那个中国人没有做成的“富强梦”。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中国在饱尝了落后就会挨打的凌辱之后，终于走上了对外开放，向西方取强国之经的现代化道路。从而，通过红火大江南北的“洋务运动”，使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又现出了由衰转盛的生机。

　　由此开始，从1840年开始，到1870年的30年之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又恢复了强势。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计算，中国1870年jdpd 总量为世界的17.2%，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而全副德式现代装备的“北洋海军”，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强大军事存在。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中国有望富强崛起的关键之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却在其中趁机大发国财，中饱私囊，骄奢淫逸，使腐败深入到了这个专制王朝的骨髓中。直至使中国人的“富强梦”，最后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春梦”。

　　如今，中国通过1978年之后30余年的再次对外开放，又一次出现了“同光中兴”时代那个由衰盛的可喜局面。代表国家综合实力的JDP已经增长到9.9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6.1万亿美元，而直追美国的16.9万亿美元，一跃而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此同时，晚清专制王朝那种制度性的腐败，又随之死灰复燃，深入到了这个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从而，对“中国梦”的实现形成了极大挑战和威胁。而习近平作为实现这个百年之梦的领路人，当此国家和民族又处在是继续发展,还是因腐败而转衰的十字路口之际，理应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握好这个历史的关键性机遇。进而对那个曾使“同光中兴”成果全面丧失，也同样会使“改革开放”成果全面丧失的腐败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才会为“中国梦”的实现，找到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体制上的保证。因为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悲剧证明，中国人创造经济迹并不难，难的是翻不过体制性腐败这个坎。往往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猖獗，使所有取得的成果随之毁于一旦，国家又轮回到动乱的渊薮中。

　　当然客观地说，习近平上任之后对腐败的巨大危害性，还是有所认识和觉悟的。因而他发起的这场“打虎运动”，才会如此迅猛和凌厉。以致到今天，不仅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和数百只“中老虎”打入了笼中，而且还有一路打虎下去的趋势和劲头。但笔者与他的所见不同之处是：他“打虎”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体制这个“老虎窝”的存在，企图靠它去实现“中国梦”。而笔者则始终认为，正是体制这个“老虎窝”的存在，危害和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因此，为了让这个百年没有做成的“中国梦”能够实现，必须对这个“适虎生存”的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就难免重滔历史的覆辙。

　　至此，再回头说习近平的“四个全面理论“，之所以显露出了它在实践层面上的空洞和苍白，其原因就在于他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回蔽了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体制性腐败、官民尖锐对立、贫富极大悬殊的问题。或者说，是由于专制这个腐败体制的存在，使“中国梦”不可能做成。或者干脆说，是由于他的这一理论，是一个掏空失重的，没有任何实践标准可检验的理论，从而使他托举出的“中国梦”，也就随之失去了实现的土壤和根基。——除非他幡然醒悟过来，对这个腐败性体制实行“零容忍”的话，那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会出现，“中国梦”才会真正变为现实。

　　2015.4.6

　　注：此文在《纵览中国》刊出后，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