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训诫”一词较早出现于196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训诫问题的批复》。《批复》指出，法院对情节较轻的罪犯分子不判处刑法，予以训诫。1987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予以训诫。此处的训诫接近该词汇的本意，即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那时训诫尚处在一个狭窄的法律范围中，或犯罪（笔者注：可以明确裁定的）较轻，或犯罪人年龄较轻。不幸的是，以后训诫扩大化，被移植到两个领域。其一，上访。本文对此不予探讨。其二，本文讨论的言论管束。

在李文亮事件中，训诫人是派出所的两名警察。被训诫人是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市中心医院的大夫。被训诫的事情是李大夫关于医疗领域的言论。我们还看到，这份训诫书是编号的表格。它说明了管束言论的训诫已经成了制度化的手段。如果说训诫是通过吓唬去约束人们的言论，训诫书说明了它已成为制度化的手段。恐吓可以是口头的。而这份训诫书中被训诫者做了书面回答并签字。它与耳提面命有何差异呢？笔者理解，此乃严格管理之贯彻，免得基层警察对派遣他们实施的训诫敷衍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公民言论加以训诫，是违背宪法的。公安部门这么做，就是执法犯法（我不说知法犯法，因为他们的认知，我不确知）。而印制且编号的训诫书就是组织化的、制度化的犯法。李文亮事件演至今日，为这次训诫辩护的言论已经稀少，武汉公安局方面说我们是执行，并未评价这次训诫。笔者要强调的是，在逻辑上对言论的训诫有两种可能的错误。其一是某次训诫，比如李文亮案。其二，对其他人，其他观点，其他事项的言论，就可以训诫吗？笔者对此断然否定。对李文亮案的反思，如果只停留在对他的训诫就不叫反思。因为其言论正确无误。而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意味着不可以因言论不正确就禁止，就训诫。在一个良好的舆论生态中，错误的、片面的言论都会遭遇它的对手和批评者，不需要公安或其他权力部门出场。

这份训诫书的抬头是武汉公安局，如果此类训诫书只存在于武汉公安局事情就简单了。而如果其他省市的公安局，都有此类训诫书，则有理由怀疑和追问：这是高层的默认还是高层的指令。武汉疫情，无论是蔓延规模还是深层原因都指向天下兴亡的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匹夫都该超越武汉，追究中国破坏宪法的根子。

晚清末年，当杨乃武被判死刑时，《申报》鸣冤文章的结尾是一副对子：乃武升天，斯文扫地（乃对斯，武对文，绝妙）。对联中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则：如此对待一个有科举功名的人不够文明。笔者并不认同刑不上大夫。赶巧，医生的别名就是大夫。一个警察就医疗上的言论去训诫一个有博士文凭的大夫，放到哪个社会中都是滑稽的。它说明我们的权力运作既背离宪法，又背离传统与常识，真的走到了荒诞的程度。

管制言论早就让中国社会蒙受巨大代价。这次的不同仅在于，上苍以数百条生命警醒我们：言论自由是良好社会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