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撤换湖北官员是蠢招 习家军斗不过九头鸟
张杰
近几日，全国肺炎疫情出现新增病例下降趋势，医疗专家开始预测疫情拐点。世界卫生组织似乎并不乐观，发言称目前预测拐点为时尚早。12日，全国疫情风云突变，新增病例急剧上升，确诊感染者人数接近6万人，而湖北省12日一天的新增病例就达到14840人，截至12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8206例，死亡1310例。然而，此前几天官方公布的湖北省新确诊患者仅有两三千人。中国官方称，湖北省对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而不再仅将核酸试剂检测结果作为主要标准。但这个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改变确诊的方法应该是全国统一的，为什么仅仅湖北数字异常呢？事出非常，必有妖虐。
果然不久，数字背后的故事就人人皆知了。2月13日上午，中共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习近平对湖北官场进行了清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被双双撤换。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中共高层临阵换将，旨在消除先前瞒报疫情和病例，同时将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这是一个负资产，原来前任留下来的问题，欠下来的债。新官上任重新开始。所以是把原来积累的病例清空，把原来积累的瞒报，报出去。有网民嘲讽“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新官上任后将前任的问题曝光是中共的官场潜规则，一是为了分清责任，不替前任背锅，二是便于显现自己的功绩。前任的问题越严重，后任工作的压力就越轻松。
湖北官场的清洗早有迹象和传闻，相信蒋超良和马国强也有心理准备。在此前，湖北省卫健委系统有多人被免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空降”任职湖北省委常委，并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和主任。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湖北省长王晓东，以及武汉市长周先旺，料也难逃清洗风暴。至于为何没有宣布，或许是因为省长、市长属于人大任免，还需要在人大会上用这个橡皮图章盖一下。如何看待湖北官场的清洗呢？
湖北潜江市居民姚立法1990年代曾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成功。他认为当前形势下，换人做比不换人好，但中共用人制度应尽早民主化，否则空降大员到疫区仍难以让人民满意。北京时事评论人士查建国认为，武汉和湖北的第一把手被换下去，肯定代表中央对这两个人的工作不满意。而新上任的人起码三把火，应该对当前的抗疫工作有推动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林和立说，中国一贯有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让人们的不满发泄到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国最高层的传统。对于中共的临阵换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13日在微博发表评论称，蒋超良和马国强在离职前有各种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他们本可以与公众进行更加坦诚深入的交流，坦率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会给他们赢得理解甚至一定谅解。但他们没那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只想承担公众眼里属于他们责任的一小部分，甚至似乎更愿意公众把湖北和武汉发生的事情完全归于“天灾”，更多注意他们领导干部群众在抗疫斗争中的积极表现。胡锡进建议，各地官员一旦工作中出了问题，一定要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那是人们所推崇的高风亮节的最基本的门槛。这老胡时而说点人话，时而说点鬼话，这个“承认自己错误”的建议基本上就是胡话。下面，我就习近平清洗湖北要员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习家军维护政权稳定
任人唯亲是习近平的一贯用人风格。习近平上任以后，就一直强调忠诚和反对两面人，他一直在培育和打造自己的私家军。目前突发肺炎病毒，其破坏力远超过香港反送中事件。特别是湖北官员的甩锅行为，将他的失误暴露在阳光下，习近平自然非常恼怒，换上自己的嫡系习家军是可以预料的。应勇现年63岁，浙江仙居人。他是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曾与习在浙江共事6年，被外界认为是习家军的代表人物。习主政浙江期间，应勇曾任省委纪委副书记、省高级法院院长等。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应勇亦于同年底调任上海，任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随后任市高级法院院长；2014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2017年1月，兼任上海常务副市长不到半年的应勇，经上海市人大会议补选为上海市长。外界多认为以应勇过去工作经历，以及与习近平间的信任关系，未来可望再上层楼，进入中共政治权力核心。现年58岁的陈一新是浙江人，长期在浙江从政，也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旧部，被视为“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陈一新仕途光明。2015年11月，陈一新被调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再次成为习近平的助手；2017年1月，他被外放为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一年后，再升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年近58岁的王忠林是山东人，履新前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时间近20年。尽管王忠林没有与习近平共事过，但出身政法系统的他，深受习近平信任。
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指出，“现在体制内外都有问责的声音，对习近平来讲不利。越到这个时候越要用自己人，旧部是首选，这符合他用人的风格。”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认为，北京选择这些政法干部而非专业干部派往疫情中心治理地方及公共危机，是因为中共需要通过他们防止此次疫情演变成威胁政治安全的事件，说明“政治安全、政治稳定才是北京最关心的”。章立凡认为，从应勇在公安和检察院的工作经历来看，中国当局换人的主要目的不是疫情管控，仍然是维稳为先。“官方担心经济崩溃，现在大规模裁员已经出现，一旦经济崩溃，就可能引发失业危机，随后引发政治上的危机。”简单一句话，习近平清洗湖北、武汉官员的目的重在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
第二，撤换湖北官员是蠢招，习家军将败于九头鸟
首先，习近平通过撤换湖北官员将疫情蔓延的责任推到地方，从而掩盖他自己的失职。其实，习近平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和被撤换的官员。因为12月份武汉疫情爆发，湖北和武汉政府就已经报告给了国务院。国务院随即报告给了习近平，但习近平盲目自信，认为疫情不会扩散，没有采取断然防疫错误，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直到疫情失控才鲁莽决定封城，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和蔓延。湖北官员有责任，但习近平责任更大。他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时说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防疫工作。既然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自然也应该背负责任。所以，习近平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会引发官员群体的不满和愤怒。
其次，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临阵换将不利于稳定军心，大疫当前突然换一个陌生的领导，湖北官员会有心理阴影，影响士气。新来的应勇和王忠林对武汉情况不熟，与下属也没有默契，容易造成政令不畅达。蒋超良、马国强以及他们的同僚与地方低级别官员存在长期感情交流，容易形成共识。临阵换将容易朝令夕改，甚至引发湖北官员的抵制。我认为，当前正确的做法是，中央派出副国级的能干官员如汪洋坐镇武汉。因为只有高级别官员才能协调全国的资源，避免地方官员相互争斗。同时，高级别的官员应稳定湖北的干部队伍，不计较之前的失误，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将功补过。至于追责，待疫情过去后，有的是时间做这件事。
需指出的是，湖北人号称九头鸟，他们性格既有北方人豪爽，又有南方人的精明。他们对自己信得过的官员愿意舍命，对自己看不起的官员也会制造事端，让他们很难堪。湖北官员是个庞大的群体，关系盘根错节，利益交错。蒋超良和马国强被免，湖北官员人心不稳，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习近平不仅蛮横推责给地方，而且还派出恶犬锦衣卫四处找茬，极易引发官怨，最终转化为民怨。应勇尽管有一定工作能力，但他不可能成为王岐山，胡锦涛非典期间临阵换将的经典不具有可模仿性。
总之，肺炎病毒疫情的爆发，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自武汉肺炎病毒爆发后，中南海就蠢招、昏招频出，将本可以遏制的病毒整成了世界性灾难。想当初，如果中南海不隐瞒疫情，不去粉饰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如果及时让高级别的能臣坐镇武汉，现场领导肺炎防疫；如果习近平及时亲临武汉视察稳定人心，武汉肺炎疫情就会有效控制。钳制言论、任人唯贤和龟缩中南海，不敢亲临疫区是习近平应该总结的教训。但可惜，习近平至今也不悔悟，相反变本加厉、末路狂奔。习家军空降湖北大战九头鸟，胜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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