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导反思札记（九）

吴  敏

之九：是“实践探索”，还是政治罪错？

      把改革开放前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称作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是近几年来很权威、很盛行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能成立吗？能站得住脚吗？

探索者，多方试探、摸索以解决疑难问题之过程也。它有三个主要特性，一是途径和方法的多选择性；二是所得结果的不确定性；三是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规模和范围之内，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结果失败而造成的损失。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它包括三种基本形式和类型，即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实践、改变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实践、探求客观规律的科学实验。无论在哪种实践领域里进行探索，都必须认识和把握探索的三个特性，否则就不成其为探索了。改变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实践探索即政治性的实践探索，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和命运，更必须注重和依照探索的三个特性来进行，否则就不能冠以“探索”之名。

改革开放前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均有既定的动因、方式、步骤和目标，是按照既定决策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实践行为，不具备探索的三个基本特性，何以称得上是“实践探索”？

再则，在现当代社会的正常条件下，政治实践的任何探索和行为，都应该遵循法律规范或法治原则，应该遵守政治道德或政治伦理，应该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福祉。对任何政治实践探索和行为的检验与评价，都要以这三个要求为准绳。明乎此，人们不能不问：

玩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即“引蛇出洞”欺诈手段的反右派运动，把55万或上百万响应党的号召说了几句真话、提了几点意见，以帮助党整风者打成与“地富反坏”同类的“右派分子”，使他们遭冤屈、被专政甚至丢掉性命。这种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大规模政治构陷，能算得上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吗？

置宪法规定于不顾、刮“共产风”的公社化，违反经济规律、盲目蛮干、超高征购公粮的“大跃进”，讳疾忌医、杜绝批评、反而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张闻天打成“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以及在农村普遍遭遇粮荒、农民连锅都揭不开的危难情况下仍然向外输出粮食“支援世界革命”，终于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甚至“人相食”的恶性惨剧。这种让人瞠目结舌、毛骨悚然的重大错误和罪过，岂是一句轻飘飘的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就可以掩饰和规避得了的吗？

至于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不经任何法律和党章规定的程序，就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掌权者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并剥夺其职权，还给他们加以“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多种恶名；对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和广大群众，先是利用他们“造反”、斗当权派，随后又鼓吹“文攻武卫”导致“全面内战”，进而再以各种名义对他们进行整肃和镇压。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宣布，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十年文革中，745万余人受迫害，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人自杀，仅高级知识分子被迫跳楼、上吊、投河、服毒而死亡达20多万人，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有一亿人，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可以把这场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大内乱、大浩劫粉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是非罪错和公道正义可言？

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决议认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间，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灾难。特别是十年文革，更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的这些判断和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某些人将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罪错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实质上是对决议的违反和背弃。

掩饰粉饰历史上的错误和罪过，难免要在当今现实中重走过去的老路。这正应了杜牧《阿房宫赋》里的那句名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