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共党内无好人/Yun Wang

中共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党员。不论是党的干部还是普通的党员，他们入党的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荣誉和利益，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请不要把中共相像成民主国家的普通政党，不是谁想加入就可以随便加入的。只有它挑选的它认为合格的人才可以被拉入党内，以保证中共政权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先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明确地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身为中国人更应该明白这一点。中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那中共党员是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享受特权的中共红二代以他们父辈建立政权的“功劳”为傲，8964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共官员和富豪以及他们的官二代、富二代怀念邓江胡时代升官发财的好日子，他们都不愿意彻底否定中共和中共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仅仅对习上台后损害了他们的特权以及影响了他们的财路产生不满，认为千错万错都是习一个人的错，只要中共回到邓江胡时代，继续升官发财就好，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完全视而不见，他们也从来不会思考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责任。

民运人士中有很多人认为胡耀邦、赵紫阳是好人。胡耀邦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可是他从来就没有为受中共政权迫害最深的群体：被他们抢走土地又被枪毙的地主分子，被他们杀害的原国军抗日英雄和原国民政府的各级军政人员，被他们抢夺财产又被逼跳楼的资本家们，被他们杀害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等平反正名。他所平反的所谓冤案错案并且恢复名誉的都是他们党内残酷斗争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他自始至终维护的都是中共的利益。赵紫阳虽然反对开枪镇压群众运动，但是他要维护的也是中共的利益。很多中共党内斗争的失败者，都会被冠以“反党”的罪名。一些民运人士给他冠以“党内改革派”，其实他也是想以另一种方式保党。只是在他遭到党内清洗后，才有所反思，认识到了中共所建立的这个体制才是万恶之源，但是到那时候他已经做不了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民运人士也热衷地参与中共的党内斗争，所谓的党内改革派、开明派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的民主和自由，好像奴隶只希望主人对他们仁慈一点，并不寻求解放一样。中共内斗从它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有时候内斗的激烈程度更胜于对外斗争。内斗从来没有把中共斗垮，也不可能把中共斗垮。能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胜出的都是些阴险狡诈之徒。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相比较没有其他中共领导人那样坏，因此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们也保不住自己的位置，但是也不能指望他们就能够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有人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一场“政变”，习近平搞连任是一场“政变”。真正的政变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所谓的“政变”只不过党内斗争而已，并没有改变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我倒希望中共国能有一场真正的政变，改变中共国的政治体制。

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喜欢为中共出谋划策，说什么中共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中顾委”（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就好了，退休老干部干政，就不会出现习近平个人独裁了。中共领导人10年一换人，总有一天就会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改变中共政权，给予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特别是2000年以后润出国外的中国精英分子们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中共所谓的“集体领导”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民间抗议浪潮此起彼伏，是习的个人独裁暂时挽救了中共，使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其实，党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没有什么区别，人民都是没有任何权利。中共党内无好人，谁在中共最高领导岗位，他要维护的都是中共的利益。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民主是等不来的。人民如果不起来反抗暴政，独裁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人喜欢吹捧1980年代的中共，认为那是中国最自由的十年。70年代末邓小平利用西单民主墙实际上控制了中共政权后，立马着手镇压民运人士，关闭了西单民主墙，紧接着就是“83年严打”，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用坦克镇压6·4运动，比文革中1976年的镇压“4·5运动”更加疯狂。一边在“平反”，一边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继续进行血腥的高压统治。还有，对中国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血腥的一胎化政策，也是始于80年代初。所谓“宽松的1980年代”，一点都不宽松。

很多对中共体制认识不清的人，也包括一些民运人士，常将林昭女士和张志新相提并论，一起纪念。其实林昭女士才是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先驱，张志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只不过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后来中共为张志新平反了，并且追认为中共烈士。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为林昭女士正名昭雪，至今也不允许公开讨论和纪念林昭女士。一个是自己人，一个是敌人，中共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只是还有那么一些自认为是“民运分子”的人还敌我不分，认敌为友。中共的烈士很多，尽管有人认为他们的“初心”是好的，但是他们都没有为中国人民争取权利，反而是帮助中共建立和巩固压迫人民的政权。

毛死后，中国人民错过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现在迎来了第二次机会。是时候彻底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不能再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了。如果我们不努力，还在“等风来”，那只能等到一种结果——政治和经济全面向北朝鲜看齐。其实，中共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己在内，人人都是受害者，谁都不是安全的。有人总结中国人的性格：“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现在不努力，不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子孙后代都要跟着受苦。中共就是一个抢夺人民财产的犯罪集团，他们为所欲为，是私欲膨胀的大染缸，好人进去也会变坏（中共党内无好人）。他们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不是比谁更好，而是比谁更坏，好人更不能爬上最高领导岗位。制度不改变，谁在习的位置都一样。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改变了，国际上民主国家全面围剿中共，绥靖政策不会再回来，国内经济全面下滑，面临着全面崩溃，精英分子们“岁月静好”的日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点既得利益恐怕也保不住了，苦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何不趁此机会跳离沉船，“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跟上世界潮流，抛弃中共，建立民主社会，是时候行动了。中国的未来只有两个方向，精英分子们努力，中国变台湾，不努力，变北朝鲜。我要对中国的精英分子说的是，中共既然能够剥夺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生命和财产，也就有理由剥夺你们的生命和财产。中共杀掉过去勤劳致富的地主和资本家，靠特权来剥夺底层民众的利益使自己成为新的地主和资本家，天理何在？如果你认为中共剥夺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生命和财产是合理的，那么中共剥夺你们的生命和财产也是合理的。如果你们不能够维护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权益，也就不能够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如果你们想维护自己和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权益，就必须否定中国共产党和其所建立的反动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你们能够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就要恢复中华民国。这也是最简单的常识，但是好像中国精英分子们从来不会思考这类问题。他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被眼前的既得利益冲昏了头脑。一些民运人士想要用分裂中国的方法解体中共，但是他们要分裂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在中共存在的情况下，想要分裂中共国比解体中共还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解体后，中华民国回归大陆，实行联邦制或者分省自治最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不论是大汉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中共党内无好人”，如果你本人已经宣誓效忠于中共，并且坚信自己就是中共的人，要维护的自然是中共的利益，自然要反对这句话，你听到过哪位中共贪官说过自己是坏人吗？这应该是用不着争论的话题。可是为什么很多民运人士对这个提法也不感兴趣，甚至反对这句话呢？可能是他们过去或多或少都和中共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关系，不愿意彻底反省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还有人为“精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辩护，說這是一件好事，人人都为自己打算，这个世界就变好了。我是不能贊同的。要知道，维护他人的权益，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利益，就去参加一个邪恶的党，帮助这个党作恶，还好像这个党所做的恶和自己没啥关系，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怎么能对得起被这个党杀害的一亿多中国人？

中国精英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中共给予的特权，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是人上人，社会财富的分配首先要满足他们无限的胃口。殊不知工作不同那只是社会的分工，哪一项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市民的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却被中共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熬尽毕生心血，到头来还是穷困潦倒，一无所有。中国的精英分子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自己也从中共盘剥底层民众的利益中分得一杯羹。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外界也看不到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外界了解中国，首先看到的是“精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中国精英分子，认为他们就代表了中国的国民素质。其实这也没有错，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不是由这个社会底层民众的道德水平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精英分子的道德水平决定的。中共党员属于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就代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个社会落后，并非百姓落后，而是精英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是，他们总是指责百姓落后。

中共现有9800万党员，占有相当大的人口比例，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精英分子都拉入了党内，普通民众和少数没有加入中共的精英分子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再加上中共的执政地位，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它垄断了中国社会一切生存资源，已经控制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共党员就是中共统治底层民众的工具，他们是“精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都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两面人。他们垄断了话语权，内心里他们并不喜欢中共的政治制度，但是就算移民到了海外，为了眼前那点既得利益也不忘维护中共独裁统治。他们毫无公德心，不顾社会公平和正义。正是由于这些个极端利己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的存在，才使中共能够在中国大陆统治70多年。

我说“中共党内无好人”，并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要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点良知。民主政权不会像中共独裁政权那样杀掉前政府的军政人员和富人。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中国社会的变革，没有他们的参与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共倒台后民主制度的建立，离开他们参与也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比海外的民运人士有更大的影响力。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一起努力解体中共，建立民主中国。如果这9800万中共党员——中国的精英分子，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脱离中共，那么中共还能够存在吗？这是“和理非”主义者最应该做的事。这9800万人的能量远远大于其余的13亿人！中共的独裁统治要依靠他们，解体中共也要依靠他们，建设民主体制也离不开他们。只有他们转变思想，中国才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和理非”主义者也不应该反对暴力革命。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武器，暴力革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一是要促使它尽早日成熟，对中共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二是当它来临时我们要积极参与，绝对不能拖后腿，甚至反对。其实，军队和警察既是统治者的工具，当群众运动起来时也可以转化为革命的力量。

一个和平奖，误导了多少个反共的民运人士？当一个政府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反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镇压人民时，暴力反抗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理非”要看对象，对于建设民主政府，它是有用的；对于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残暴的独裁政权，连“举一张白纸”都是犯罪，你还能和它讲什么道理吗？它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暴力。中共最害怕暴力革命，有些民运人士就专门宣传“和理非”，反对暴力革命，好像“和理非”是唯一的推翻中共的方法，这不正好是在配合中共“维稳”吗？“合理非”主义者混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这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相当大，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暴力革命看成是犯罪行为，完全抹杀了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模糊了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作恶没有报应，还能受益，谁还在乎作恶？因此民谚云：如果作恶不受报应，天理难容！

有人说，赞成暴力革命的人是鼓励别人去牺牲，自己坐收渔利。事实上，杨佳和其他暴力维权人士，还有6·4事件英勇反抗的英雄烈士是自愿牺牲自己成就正义事业的，他们一直被民间视为英雄，杨佳的墓地也一直被中共当局视为禁区，禁止人们去悼念。浙江黄氏家族为了保卫家族祠堂，成立了敢死队，扬言要杀掉开发商和与开发商勾结牟利的政府官员，成功地保卫了私有财产。还有，孟加拉国反抗民众报复残酷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说明独裁者最害怕暴力革命，所谓的民运理论家远远落在民众的后面，自己怕死，就认为民众也不敢起来反抗暴政。人可以懦弱，但不可以卑鄙，不可以在英雄的背后捅刀子，因为英雄所争取到的权利，人人都有份。社会没有英雄，万马齐喑，中国人民永远被中共奴役，才是最可怕的。

有谁还记得6·4期间因英勇反抗被中共当作“暴徒”杀害的勇士们？甚至我们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记得一些6·4领袖的名字。一些民运人士也闭口不谈他们的英雄事迹，或者跟着中共叫骂他们是“暴徒”，一些精英分子借着“反思6·4”的名义来指责6·4群众运动。任何群众运动都不是完美的，想要群众运动有一个完美的组织和纪律是不可能的。群众运动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前，什么是“好“？什么时候“见好就收”？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群众运动是无可指责的，一次不成功，我们期待第二次、第三次……，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如果完全否定群众运动，那么民主的目标永远都不会实现。中国的精英分子们完全忽视了底层民众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好像只有那场运动的精英分子才值得人们去歌颂。正是这些民间英雄才代表着中国底层民众的勇气。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又不喜欢倾听底层民众的心声，而精英分子们往往只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很难平等地对待底层民众。虽然我自己的声音也很微弱，但是我还要尽力为他们呐喊，尽我所能，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中国人民“饿死不造反”，而是中共不想让你知道反抗者的英雄事迹，怕他们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民运人士应该大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鼓励人民群众起来参与反抗暴政，而不是宣传“合理非”。“合理非”最符合中共的胃口，使它可以毫无顾忌地镇压民众反抗，而不怕自己遭到报复。过去，中共欺骗利用中国底层民众推翻了国民政府。现在，被中共压迫最深的中国底层民众同样也需要中国的精英分子带领他们革命，推翻中共政权，建立民主中国。为什么中共可以纪念他们自己的烈士，我们就不应该纪念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还要跟着中共骂他们是“暴徒”呢？难道中共可以开着坦克上街屠杀人民，人民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吗？反对暴力革命的民运人士，首先要反对政府滥用暴力屠杀人民，而不是反对人民用暴力反抗手段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

一些人一边反对中共，一边还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中共，其实就是放不下那点既得利益。还有人说，我追求民主，但我不反对中共，包容中共才是民主的价值。要知道中共不是一个发扬民主的政党，如果它放弃权力，实行民主，或许你还可以包容它。但是现在你想包容中共，中共也绝不会包容你！中共不是要你包容，是要你服从！有这样糊涂的思想，有这样矛盾的心理，何以把中国的民主事业付诸于行动？这些人只喜欢沽名钓誉，华而不实，给思想理论界造成很大的混乱。要知道，独裁和民主是不能兼容的，更不存在中间立场。民主，可以包容各种思想，独裁，只能允许一种声音。

因为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在文革中讲过“造反有理”，很多人就把“造反有理”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其实文革中的“造反“是奉命造反，造反派都是忠于毛的，并不是真正的造反，只是利用造反之名清除政治异己。现在的中共最害怕这句话。中共政权是用造反手段得来的，它绝不允许群众起来造它的反。造反、反抗、暴力革命是同义词，属于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它推动了社会进步，人类社会就是靠它发展起来的。有人说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定是独裁政权，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美国就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合理非”可以建设民主国家，但是绝无可能推翻暴政。美国之音请了很多宣传“合理非”的理论家，他们没有一个能够举出“合理非”推翻暴政的例子。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面对的都是民主政权。虽然人们不愿意看到社会动荡，但是制度变革时的社会动荡是难以避免的，除非当权者主动改革。事实上，中共独裁政权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它夺取政权时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大上几倍。中共自己说它用了两千万人的鲜血取得了政权，光一个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就有近四千万被饿死！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有人特别害怕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呢？中国政治体制转型，只有民变引发政变、兵变这条路，只有独裁的统治者才最害怕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除了这条路，其他方法都是在欺骗人民，继续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这个道理不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不明白，而是他们为了既得利益，不愿意说破罢了。

中国的精英分子都被拉入党内，与中共“合作”欺压中国底层民众，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在江、胡时代，每年底层民众的维权事件都有几十万起。那时候大多数的中国精英分子都在做什么？他们在与中共合作“闷声发大财”呢！如果中国的精英分子真的想改变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能够迷途知返，舍弃不当受益，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与中共合作，退出中共，中共还能依靠他们来巩固政权吗？这不就达到解体中共的目的了吗？

本文作者不是精英分子。我们普通民众判断事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常识来判断事情的好与坏，对与错。对于中国的精英分子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中共，与中共合作自肥，帮助中共作恶，不顾底层民众的利益，那我们只能说：中共党内无好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文化教育背景和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也用不着引经据典，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有正常价值观的人，都能够迅速作出的简单而又直接的判断。这么普通的常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一些反共的精英分子就不明白呢？中共执政70多年，败坏了中国人民整体的道德水平，极端精致利己的中国精英分子很难会平等地对待底层民众。民主化之后的中国，首先要保证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这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这项自由，其他自由都无法保障。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是喜欢高高在上，读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就觉得自己是“高贵的中国人”。就算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也不一定会平等地对待底层民众。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但是枪能消除一切不平等。只有权利平等，才能使人互相尊重。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死亡，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人民拥有枪支，中共能够残酷统治中国人民70多年吗？未来民主的中国，也很难不出现普丁似的独裁人物，牺牲人民的生命去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只有人民拥有枪支，才能够保卫民主政权永固。本文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很多精英分子读了很不舒服，因为这篇文章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私，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批判反驳，只能假装没看见，不做评论，眼不见为净。其实，本文作者很乐意精英分子讨论问题。虽然这篇文章批评了中国的精英分子，但是精英分子也不必自馁，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你们都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我们普通民众都要接受你们的领导。

2022年11月27日，上海人民在乌鲁木齐中路公开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是中共建政70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8964都没有喊出这样的口号，让我激动万分，认为中国大变革的机会来到了。可是在后来的白纸革命、烟花革命、白发革命中再没有出现这样的口号，令我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难道这一次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机会就这样再一次错过吗？心里万分着急，写出了这篇文章，希望能触动中共党员——中国精英分子内心深处的良知。中国的民主运动，单靠我们海外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