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抓人比赛正在激起民变 举国体制点燃星星之火
张杰
2月19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首次披露，在印度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附近与印度军队冲突事件中，有四名中国官兵阵亡。此前，印度方面表示有20名印度士兵在去年的冲突中死亡。
消息发布后，众多网友对中国军人伤亡数字表示质疑。一位网名“辣笔小球”的网路大V推断中方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不止4人。20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已于19日将发表违法言论的“辣笔小球”仇子明逮捕，认为他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辣笔小球的质疑属于宪法保护的自由言论，对仇子明的抓捕显然属于因言获罪的文字狱。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警方居然展开了你追我赶的抓人比赛。从2月19日至22日，除了南京外，中国北京，河北、四川、福建、广东、贵州等地警方至少拘捕了六名网民，他们都是在网络上发帖质疑中国军人的伤亡人数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远在国外19岁的青年王某，也因相似在新浪微博评论区发表“诋毁贬损英雄官兵”言论被重庆警方网上追逃。
在中国网络不仅不是法外之地，而且已成因言获罪的文字狱。刘晓原律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抓了7个人，其中行政拘留的，估计也说是寻衅滋事。刑事拘留都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所以覆盖范围很宽广。至于说到‘情节严重’按照法律解释，一般要造成当事人自杀或精神崩溃等等严重后果等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旦发了一个帖子也有可能被抓。
新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条款3月1日实施。《中国日报》的一篇评论居然遗憾地写道“如果辣笔小球犯事再晚上十天，他就能成为受到该法律条文处罚的第一人了，能记入中国法制史啊。”。
在中国出现竞赛不是稀罕事，五十年代就曾出现过粮食增产比赛。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随后，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3万6千9百斤；9月5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上一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荒唐的比赛？这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极权制度下的举国体制。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指出：中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一旦上面发话，这个体制动员力量会是惊人的，而且会变成政治任务，不惜代价完成。这是一个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它对于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别在运动式治理的高度动员阶段。在自上而下高度动员的过程中，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是执行指令，上面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们经常听到上级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
南京警方对辣笔小球仇子明的处罚本来就是违法的，但各地官员为了增创政绩和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于是展开了极端的抓人比赛，并且花样翻新，从国内抓到国外。加之，中国已经打通对境外人员刑事案件的缺席审判和收缴国内财产的通道，于是各地政府更是有持无恐。如果发一条质疑官方的帖子都可能被抓捕，那么中国的网络就成了风声鹤唳的恐怖之地。当中国民众的自由空间不断收窄，甚至无法表达时，民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引发报复社会或与政府对抗的群体事件。对言论的任性打压，会使越来越多的小粉红因言获罪，并最终觉醒。中共的举国体制就会成为其政权的掘墓人，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有位中国网友孙女士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中国人总会有能够自由交谈的一天。她说，许多东德人没想到柏林墙会在1989年倒塌，但那确实发生了。“没有人能预测未来，”“要相信人性，要相信人性是向往自由的。”
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在去年3月份武汉封城事件中显示了它的荒唐和野蛮。笑蜀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当政者在武汉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说是这种两极震荡的经典案例。一方面极度任性和自恋，拒绝任何制约；一方面对现代治理极度无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国。此类极端心态主导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态均衡的现代政治。不趋向这个极端，就趋向那个极端，两极震荡就成为常态，必待其元气耗尽、资源耗尽、惯性耗尽，才有望终止。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近日，财新传媒副主编高昱感叹：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我认为，高先生的观点可能过去悲观，其实只要举国体制存在，它就会不断地将社会推向极端，并不断制造灾难，直至宪政体制的到来。
年逾九旬的美国法学家孔杰荣教授说，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他的种子，习独裁终会像毛独裁一样成为过去。“习近平的镇压将激发反作用，诗人林赛说：‘没人会永生，死去的人不会复活’。”习近平本人也常说，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事实上众所周知，习近平目前正在大踏步地向毛泽东时代倒退。那是什么样子呢？回想60年前，一个甲子之前的毛时代，那时候几千万中国农民被人为地活活饿死，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而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告诉中国人现在正是伟大的大跃进时代，东风压倒西风，西方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处处莺歌燕舞。结果成了文革之前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发展的方向不是完全线性的，现在出现一个拐点、变局，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相当重要的表现。
我们说到这里，现在需要进行一个总结。南京辣笔小球仇子明质疑中印冲突中的中国军人死亡人数很正常，因为它与印度军人的伤亡人数相差太大。即使他有嘲笑军人的言语也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我们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政府居然展开了抓人比赛，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海外。中国抓人比赛的极端做法源于中共极权制度下的举国体制，一刀切、运动式，从上到下，但举国体制缺乏从下往上的信息传输和纠错能力，结果一个小火苗往往会燃烧成熊熊的火焰。举国体制成就了中共的经济崛起，但它也会点燃中国巨变的星星之火。已经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是不可能退回到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的，看看缅甸百余万市民的抗议活动，我们就会明白，恐怖只能恐吓一时，但当民不畏死时，中共又如何能以死惧之呢？一个质疑的推文都可以让中共草木皆兵，惊恐不安，这个纸糊的红色江山还能经受得起惊涛骇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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