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随江泽民而去吧！

郭罗基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基本的诉求是反对腐败、惩治“官倒”，表达诉求的方式是人民和政府对话。邓小平调兵遣将，勤王京师，政府对人民以镇压代替对话。暴力镇压反腐败，等于武装保卫腐败。“六四”以后，开启了一个不可遏制、不可救药、不可逆转的全面腐败时代。被邓小平等老人帮扶上台的江泽民，是这个全面腐败时代的代表。江泽民弄出“三个代表”，来粉饰、掩盖、屏蔽他这一个代表。  

（一）“三个代表”何来由？ 

        2000年春天，江泽民东施效颞，学邓小平的样，发表了一通“南方谈话”。他在视察了深圳、顺德、广州之后发表的谈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出笼了。  

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代表”的规范化。本来“总是代表着”，指从过去到现在的“代表”。改为“必须始终代表”，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的“代表”，未成现实的将来，也被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去。 夫复何言！江泽民又说：“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不仅为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营造了“执政之基”、开掘了“力量之源”，还为8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规定了“立党之本”。可见，“三个代表”法力无边。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主题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 这个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定了调子，尔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式定名，写进了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思想的别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搜罗了江泽民的12篇讲话，编成一本小册子《论“三个代表”》（本文所引江泽民言论均出于此），用大字排印，也只得一百多页。其中，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连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都没有，却被吹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本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均属狗尾续貂，而江泽民思想连狗尾都不如，不过是兔子尾巴一截。  

     中共十六大以后，又发布了一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据说“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 把一切都装进“三个代表”的框子里，也不顾这三句话能否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2004年，趁修改宪法之机，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塞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的家法成了国法。  

    “三个代表”以美丽动听的词句，将好事都归之于共产党。“伟、光、正”已成嘲讽之际，“三个代表”重新加以装修，自封为神圣，众人必须肃静回避。曹禺的剧本《雷雨》中有一个情节，工人罢工的三个代表在谈判中动摇妥协。近年公演时，台词“三个代表”不得不改为“几个代表”，避讳了。老百姓却不买账，戏谑“三个代表”为“三个人戴表”，或“江泽民一个人戴三块表”。 

（二）“三个代表”是何意？  

    有代表，必有被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代表是受被代表的委托，被代表授权于人，才产生代表。这是代表自觉地成为被代表的代言人、代理人。也有一种代表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群体、一种势力的象征。总之，代表与被代表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事的关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首先不符合代表的定义。 

    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在讲话中解释时，又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或“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可能性并非现实性。究竟是代表现实的东西还是代表可能的东西？看来江泽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先进生产力是没有意志的，无言无语，它怎么能授权中国共产党来当“代表”？先进生产力有了“代表”，落后生产力又由谁来“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难道没有“代表”就不发展了？共产党成立之前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哪个政党“代表”的？  

    生产力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进行革命或改革，变更或调整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动实现的。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无法代表的，能够代表的是变革或调整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的人，即利益攸关的阶级、阶层、集团。 

    所以，这句话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连文字都是不通的。我来帮他改作文。只能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管事实上如何，至少文字上通了。  

    再说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是不通的。“文化的前进方向”尚未成为现实，对于非现存的东西怎么能够“代表”？我再来帮他改作文。这句话至多只能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不是都由政党来代表？果如此，则“三个代表”就不成其为“中国特色”。如果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代表，其他的政党都不行，那么，有些国家没有共产党代表的现代化的生产力和文化反而比中国更先进，可见由中国共产党所当的代表并不先进。  

    江泽民还有一种论证，提出“三个代表”是“坚持与时俱进”，因为“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这样，《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三个代表”，又没有“中国特色”了。  

  至于说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倒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经过授权。中国最广大人民履行过什么手续、采取何种程序授权于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7条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授权的代表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自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僭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违反了宪法。史有前例，当年苏联共产党自称是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全民党”，结果被全民所抛弃。  

    这“三个代表”还是互相打架的。第一个“代表”是说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不在代表的范围之内。第三个“代表”又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代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江泽民所代表的是“闷声大发财”的资本家。江泽民的真正的“理论上的创新”是资本家可以加入共产党，因为早就有共产党员成了资本家，只要改一个名称，把他们叫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就行了。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被吹嘘为“完整的科学体系”、“理论上的创新”。“三个代表”中的三个“代表”，概念的内涵都不一致，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代表”的概念涵盖了三种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人和物的关系;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人和事的关系;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和人的关系。概念混淆，思维错乱，既非科学也不成体系。前两个“代表”，不能代表而强行代表; 后一个“代表”，不是代表而冒充代表。无须授权，强行“代表”和冒充“代表”，这是前民主时代的陈旧理论，毫无新意。 

    以实践来检验，“三个代表”究竟代表了什么？共产党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大萧条，这是破坏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停顿、科研荒芜、文艺衰落，这是文化的前进还是倒退？“六四”流血事件，向人民开枪，这是代表人民利益还是违背人民利益？所以，“三个代表”不但理论上荒诞不经，而且事实上毫无根据。  

    据说，被视为江泽民的“理论上的创新”的三句话，还是王沪宁捉刀代劳的。这位昔日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进了官场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就退化了。怎么会诌出这样三句不通的话来，害得江泽民招世人嘲笑。  

（三）“三个代表”何所为？  

“三个代表”虽然文字不通、思想贫乏，在中国还是成为“主旋律”。它之所以大行其道，不是因为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而是挥舞权杖的宣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的根本利益”尽在我共产党囊中，中国的主宰舍我其谁？ 

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党的领导”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其他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变通，唯有“党的领导”万变不离其宗。共产党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只能“坚持被党领导”。有人高喊“坚持被党领导”吗？“坚持党的领导”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自说自话，完全无视被领导。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反正是我领导。  

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权？ 有理由吗？有的。 最初的理由是“历史的决定”。所谓“历史的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垄断政权的现实。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近代的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回归社会所有，还政于民。共产党当初的革命是为了追求一党专权吗？恰恰相反，共产党是声称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这个名称就是共产党发明专门用来批评国民党的。反对“以党治国”的历史怎么能决定“以党治国”的现实？共产党以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权来取代国民党，是对自己奋斗历史的否定，也是对革命宗旨的背叛。  

即使是“历史的决定”，那就不是现实的决定。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28年，已经决定了垄断政权的现实80多年，而且还要决定下去。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短暂的历史，无视共产党不论怎样长期犯错误、长期搞腐败的现实，只能由它来“领导”？理由不充分了。于是又加上一条：“人民的选择”。这就在历史的理由之外加上了现实的理由。不说还好，说到“人民的选择”，倒是提醒了人民。每个人可以自问：我进行选择了吗？我选择“党的领导”了吗？通过什么方式？ 是举手还是投票？既然是选择，首先必须提供选择的对象。在中国，其他的政党都是不能执政的“参政党”，可供选择的唯一执政党就是共产党。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无所选择的选择。既然是选择，可以拥护也可以反对。但对共产党只能拥护不能反对。中国的刑法上并无“反党”罪，事实上，“反党”无不遭到严厉惩罚。50年代戴“右派分子”帽子算是文明的了，80年代竟出动军队和坦克。而且，所谓“反党”往往只是对共产党的批评建议。只有一个选项，那又是无可选择的选择。这条理由，还不是不充分，简直是反讽了。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出，大圆满觉。原来根本不需要人民作什么选择，一切都由共产党代表了。共产党是无须授权的“天然代表”。 

专制的原则是：民权官授，官权君授，君权神授。将君权神授变为政权人授，专制就转到民主。人民授权是民主的起点。“天然代表”有人授权吗？没有。那就是党权神授。在民主的诸要素中，中国共产党最不理解也最难实行的就是授权与被授的关系。不承认权为民所授，所以始终跨不 

出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当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以为很开明了。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还是缺乏民主的常识。“权为民所用”就算相当于林肯所说的“民治”（by the people）吧，“利为民所谋”就算相当于林肯所说的“民享”（for the people）吧，“情为民所系”是废话，这是文学语言，不是政治宣示。胡锦涛的“三民主义”同林肯的“三民主义”相比较，独缺第一条“民有”（of the people）。胡锦涛也有他的第一条，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党有”——“权为党所有”。因为“权为党所有”，就根本不发生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只需培养接班人，想当然，就可以一世、二世传至万世。  

    授权者与被授权者，同时又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只有在被授权者敬畏授权者的地方，才能实行监督者制约被监督者。美国人授权的意识非常强烈，因而监督的责任也非常明确。他们动不动就对官员和警察说：“你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的”。还有更不客气的话：“我们对政客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这就是公民意识，这就是民主精神，这就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的警句。面对这样的人民，谁能搞独裁？尼克松略施小伎，就被抓住“贼手”。国会还没有启动弹劾程序，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谴责的电话常铃声不断，这个总统怎么当？授权者直接站出来要收回授权了。如果毛泽东到美国来当总统，也免不了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反过来说，如果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那就不必偷偷摸摸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大胆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就在于人民和政府之间是否具有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中国虽号称“人民共和国”，人民对政府无可奈何，就因为事实上没有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中国人也有不同于美国人的警句，不过只做不说，那就是：“对当官的要像老爷那样奉承他们。” 

  “三个代表”的要害就是取消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也就无法实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无法监督的“天然代表”正是腐败的根源。《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尊长”的。“天然代表”就是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天然尊长”。提出“三个代表”非但不是什麽《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的“与时俱进”，而且是大步倒退，倒退到“天然尊长”横行的中世纪。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共产党宣言》所涵盖的共产党了。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终结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在于三个垄断：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三个代表”的实质就是三个垄断。 

    江泽民已经盖棺，“三个代表”也可论定。江泽民化作一缕青烟，“三个代表”将随风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