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经济改革
朱 振 和
前不久，胡平先生在《北京之春》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革评述》一文，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搞权贵私有化。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及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多亏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有这种观点正是在民怨沸腾的中国一直不发生革命的原因之一。胡平先生的这篇文章似乎还不足以说服人们抛弃上述这种错误观点。我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剖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首先，让我们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7、1978年，经过十年浩劫，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经济改革非搞不可，经济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么呢？怎样改呢？当时全中国无人知晓，连被吹捧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可是改革必须搞啊，万般无奈之下邓小平只得说“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只能过小河沟，而中国经济改革要过的是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靠摸石头是绝对过不去的。硬要摸着石头过长江、黄河，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必然是一步步进入深水区，最后被淹死。
要过长江、黄河，就必须造船或架桥。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船或桥呢？那就是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理论，却提出了邓“三论”（是言论的“论”，而不是理论的“论”）。邓“三论”就是“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三论”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歧路、绝境。
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想要提出经济改革的正确理论和指导思想，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中国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也就是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毛泽东、邓小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的中共理论家乃至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共八大上，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荒唐的答案，声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真是奇谈怪论！一种生产关系，如果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形成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那么它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既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产力，或者如中共八大决议所说，形成落后的生产力，那么这种生产关系怎么会是先进的呢？
后来，大概毛泽东、邓小平及中共的理论家们觉得中共八大决议的说法太离谱，就改口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是一句空话、废话，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说不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只说这么一句空话、废话，等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每个人参加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以满足家庭消费之需。但是每个人获得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全社会（或集体）的生产力的高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与他获得报酬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每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尽力工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良好地运行；否则总是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懒，而这种偷懒现象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因为偷懒者获得的报酬与努力工作者获得的报酬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现象。
社会主义者欧文在1824年试办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欧文的这项社会实验失败了，在新村中出现了不少懒汉，新村最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项社会实验的失败已经暴露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的基本矛盾。于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实行这个原则就可以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按劳分配”原则是否可行呢？马克思没有把“按劳分配”原则付诸实践，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结果是无一例外地全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不合理的、不可实行的原则。
首先，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应该修正为智慧加劳动创造价值（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北京之春》2014年7月号《剩余价值理论究竟错在哪里？》一文）。“按劳分配”原则忽略了智慧这个因素，这是其不合理之一。
其次，“按劳分配”就是要按照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个人收入，劳动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按劳分配”意味着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与他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等量的劳动获得等量的报酬。为此，必须在全社会有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计量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尺度。关于劳动，实际上只有一个量是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计量的，那就是劳动时间。所以“按劳分配”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变成了“按劳动时间分配”，而“按劳动时间分配”就是“吃大锅饭”的同义语。
当时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吃大锅饭”的现象，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自然就想到要改变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记得当时听一位中共的理论家作关于改革的报告，他说：之所以会出现“吃大锅饭”现象，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怎样实行“按劳分配”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家国营衬衫厂，生产的衬衫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过去由于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营业员出去推销产品没有积极性，造成产品积压。搞改革，把衬衫分发给工人，让工人去卖衬衫，并且实行“按劳分配”，规定每卖出一件衬衫，提取其价格的10%作为报酬。由于实行了“按劳分配”，衬衫很快全都卖出去了。
听了这位理论家的“高论”，真让人笑掉了大牙。他一不懂什么是“按劳分配”；二不懂“吃大锅饭”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他不懂得，“按劳分配”是一个根本无法实行的原则，硬要实行“按劳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劳动时间分配”当作“按劳分配”来实行，结果就是“吃大锅饭”。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解决“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那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简单地说，就是“私有化”，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原则。邓小平曾经在多次讲话中反对搞“私有化”，但是他和他的继承人实际上却搞了“权贵私有化”，那是后话了。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乱的，在此期间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数也数不清，各种改革措施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在所有的政要、学者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天大的误解和曲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事实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无计划经济或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也是制定计划的。其实计划经济并没有过错，中国在1958年以前也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国民经济的情况良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可是在1958年中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制定了钢产量一年翻一番、农业“放卫星”的荒唐计划。这种狂热的计划搞垮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在随后的三年饥荒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可见，过错不在计划经济，而在于中国政府制定了错误的经济计划。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制定出错误的经济计划呢？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有一种属性，它是一种“政控经济”，这是政治、政党、政府操控的经济的简称，其含义是：政治统帅经济，经济为政治服务；政党领导、操纵、控制经济计划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门、权力机构管理、控制、支配经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政治统帅经济，经济为政治服务”这样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出了违背经济规律的狂热计划。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废除“政控经济”，使政治、政党、政府不再操控经济。邓、江、胡都不懂这个道理，把改掉“计划经济”当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搞计划经济，难道要搞非计划经济或无计划经济？中共虽然一直在说，要“废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说是不搞“计划经济”吧，可是五年计划却一直在制定（现在改名为五年规划，这只是改一个名字，实际内容仍然不变），到现在已经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规）划。实际上，中共每五年制定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正是它坚持“政控经济”不动摇的集中表现。每次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制定出五年计划的草案，然后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说是要搞“市场经济”吧，在政党和政府的操控下，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了欺骗世人，中共杜撰出一个术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曲解为“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绝不是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12月号《“社会”与“社会主义”辨》一文）。中共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杜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就像说“结了婚有老婆的单身汉”一样荒唐可笑。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又如何呢？（1）在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只是略有所降，仍维持很高的价位；（2）在实体经济企业的业绩普遍不佳的情况下，可以把股市炒得“疯涨”，达到七年以来的最高点，随后股市暴跌，习近平要“救市”，甚至动用了公安部门来打“股市保卫战”；（3）楼市早就供大于求，积压了大量闲置的空楼，全国有好几十个“鬼市”，可是楼价却一直居高不下。这是市场经济吗？如果硬要说这是市场经济，那只能是不健康的、病态的“市场经济”。这三个现象正说明了今天的中国经济仍然是“政控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废除“政控经济”。而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却背道而驰，走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评价一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开放”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并且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起许多合作、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们有香港、台湾和好几千万海外华侨及华裔外国人。对外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外资中有四分之三是港、台和海外华侨、华裔的投资。在对外开放之初，外国人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还心存疑虑，不敢来华投资，只有港、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侨、华裔凭着爱国之心对中国大量投资，才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个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包产到户”符合我国农业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一个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时期。
“包产到户”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中共领导人宣布“包产到户30年不变”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是错的呢？原因有三：
（一）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不适合农业现代化，在“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下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实行集约化经营，建立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综合企业。所以“包产到户”在实行几年、最多十年之后必须改变。
（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之后各家各户的人口会有很大的变动，承包地却是30年不变，这样就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三）实行“包产到户”时，农民通过承包合同得到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土地的所有权属于谁呢？以前在1964年宣布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当然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当然包括在内。现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三级都不存在了，土地应该归谁所有呢？ 到后来国家开始向农村征用土地的时候，大家忽然明白了，原来农村的土地已经悄悄地变成国有的了。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虽然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是这个法律条文是虚设的。因为现在农村中不存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就不存在能够拥有和运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法人，所以这条法律规定是实现不了的。村民委员会是一级行政机构，也可以说是基层政府机构，不应该成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人。如果村委会成了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法人，农村土地实质上就是国有的了。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向村委会征用土地，房产开发商为获得土地使用权而付的款，大部分归于地方政府，村委会得到一小部分，农民只获得微不足道的补偿金。这样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农村土地实际上已经变成国有的了，《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条文只是虚设的法律条文而已。
中共领导人实在太“高明”了，通过实行“包产到户”，悄悄地一下子无偿剥夺了八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共领导人炮制的这种畸形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的经营者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正是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祸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中国的农业改革只有起步是正确的，随后由于坚持“30年不变”，导致“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土地的经营者——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种畸形的制度正是造成今天面临很多问题的祸根。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必须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把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而东南沿海地区新建的工厂、企业正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中国经济“起飞”了。
在改革之初的大约十年期间，城市的经济改革、工商等行业的改革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在此期间出台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政策，各种改革措施、政策朝令夕改、变幻莫测，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新花样。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厂企业实行承包、大批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农民工阶级开始形成、脑体倒挂、“官倒”引起民愤、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等。事情太繁杂，只能略去不表了。
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流行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正是在“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市场化（又称为产业化）的热潮。把不该市场化的教育和学校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学校办成了“学店”，产生了“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把不该市场化的医院都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医院办成了“医店”，产生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是错误的），产生了“买房贵，买房难”的问题。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压得全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而失败的典型事例。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实行“私有化”，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变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私有制，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这样的私有制可以称作是大多数人的私有制。可是邓、江、胡却如胡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搞了“权贵私有化”。按照我的说法，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化，是把公有制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我采用“官僚资产阶级所有”这种说法的理由如下：能称得上“权贵”的人是很少的，事实上权贵们只攫取了原来的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原国有资产的全部落入了以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拿土地所有权来说，农村的土地名义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国有的了，也就是实际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有。我们不能说农村土地属于权贵所有。
把公有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国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私人（官员的亲友或是与官员有勾结的人，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是权贵，属于新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种低价出卖国有资产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发生，但是主要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
第二阶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及21世纪。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大中型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绝大部分股权落入了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经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把国有资产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又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意味着“政控经济”进一步加强了。本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废弃“政控经济”，可是邓、江、胡的经济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废弃“政控经济”，反而强化了“政控经济”。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来证明之，为节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资产阶级掌握党、政、军、经济大权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全国人民的制度。官僚资产阶级迅速敛聚了巨额财富，使中国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大国。
除了新“三座大山”、“三农”问题、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悬殊以外，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全方位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水、地下水、土壤被污染），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地发生，每年有几百万人死于各种职业病、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不治之症、被假药、有毒食品危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贪腐盛行，腐败社会化，社会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多数人不讲诚信，等等。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完全失败了。
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说：中国GDP长期高速增长，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经济大发展了，怎么能说中国经济改革失败了呢？
首先，我不同意把“改革”和“开放”捆绑在一起说事，应该把“改革”和“开放”分开来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开放”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并且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起许多合作、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
至于“改革”嘛，那就另当别论了。只有农村的“包产到户”，在当时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实行“包产到户”，把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了，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此后在农村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以及城市经济改革、工商等行业改革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则全部都是错误的。随便举出哪一项政策或措施，我都可以分析说明它为什么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由于三十多年来推行的大大小小的政策、措施有好几百项，不可能在此详细地一一剖析。只能在总体上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济改革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了破坏性的坏作用。上面已经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恶果，中国GDP长期高速增长与中国经济改革一点关系也没有。
既然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破坏性的坏作用，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长期地高速发展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资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经济“起飞”以后，外资继续大量流入中国，所以外资是非常充足的。十多年以后，内资也非常充足了。主要原因有三个：（1）建立起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后，官僚资产阶级垄断各个经济部门，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2）中国的税收非常高，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率都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而在“政控经济”下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3）农村土地实际上成了国有的，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搞“土地财政”，又向官僚资产阶级提供了巨额的资金。
来自农村的大量农民工是超廉价的劳动力。首先，农民工的工资极低，老板还常常无端地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其次，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老板可以省去一大笔开支。老板还经常迫使农民工加班，不支付法定的加班费。老板可以随意解雇农民工，不必支付补偿费。最后，很多老板连最起码的生产安全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具也不配备，农民工以健康、鲜血甚至生命为代价，为老板节省了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成本。所以中国农民工受到超级剥削，是世界上的超廉价劳动力。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同时也压低了城市中原有工人的收入水平，使他们也成为廉价劳动力。
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自然产生超高额利润，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有一些附加的原因：（1）“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的“人口红利”（家庭及社会的少儿抚养比例降低及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3）中国企业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很少，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4）在中国，开采和使用资源（矿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费用极低，有时甚至几乎是无偿使用。这四项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但这是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今天我们预先花了子孙后代的钱，欠下了债，这笔巨债最终是必须偿还的。（5）各国国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一般为大约6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中国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官员渎职、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无数个豆腐渣工程、严重的环境污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的资本非常充足，中国的劳动力是超廉价的，再加上上述五个附加的原因，两者相结合产生的超高额利润足以在弥补了贪污腐败、官员渎职、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后，还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经常见到有人对邓小平感恩戴德，说什么“多亏有了邓小平，中国经济才发展得这么快，人民才过上了好日子。”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农民、农民工可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经济能长期高速发展，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其次要感谢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没有他们，或者二者缺其一，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邓小平，我不感谢他，反而要谴责他。
总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实行“私有化”，建立大多数人的私有制，废弃“政控经济”。而邓、江、胡实行的经济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实行了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化，强化了“政控经济”。他们的经济改革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与邓、江、胡实行的经济改革没有关系，而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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