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杀死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真正凶手？
张杰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21点30分许，因感染新型冠肺炎病毒，医治无效去世。整个武汉沉默了，整个中国沉默了，流泪了。人们纷纷在网络上点亮蜡烛，怀念这位年轻的医生。为什么一个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因为他是最早向社会发出冠状病毒预警的武汉疫情第一“吹哨人”。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还附上了相关视频和“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筛查结果中显示：SARS冠状病毒、铜绿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李文亮特别强调：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但一名群友将他的对话截图发上了网络，并没有隐去他的名字和职业。不久，李文亮被医院监察部门约谈。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第一次通报已传唤八名涉嫌“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的违法人员。现在我们知道，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医务工作者。目前知道姓名的有三位，分别是李文亮、刘文、谢琳卡。1月3日，李文亮到辖区派出所签了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
李文亮，辽宁人，今年34岁。毕业于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李文亮是第一个武汉肺炎疫情的预警者，但不幸他也成了肺炎病毒患者。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发热的82岁女性患者，就诊的疾病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1月10日，李文亮出现了咳嗽症状。随后，他的病情加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2月1日，李文亮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他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李文亮说：“自己目前仍然呼吸困难，无法活动。我的父母也在住院中。等我病好了我就会上一线，现在疫情还在扩散，我不想当逃兵。”
李文亮医生背负着造谣者的污名离开了人世，他再也不能为这世界吹响他的哨声了。有众多网友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悲伤。他们说：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具结“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吹响。有人建议，把每年2月6号设定为“中国真话日”。一个正常的社会，撒谎者心虚；拆穿后会道歉；一种傲慢的权力，撒谎才是专业，拆穿它就是造谣！有时候让我们承受大面积冲击波的，并不是核弹，而是一枚小小的病毒。而这个冲击波产生的根源，可能就是源于我们阻止了一只蝴蝶煽动的一次翅膀——因为本来这只蝴蝶煽动的那一次翅膀，是有可能把病毒打走的。而这只蝴蝶，就是医生李文亮，以及他的七个同行者。他是英雄、他是我们心里的英雄！他不需要官方平反洗脱罪名。他在我们心里没有“罪”！有谁愿意替别人死？有谁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别人的生命？他本可以休息，他选择生命的尽头都在发光！温暖整个武汉。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即使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网友说：新型肺炎事件再一次证明，中国社会太需要培养敢于说真话的土壤了！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噤口无声，戴着一副虚伪的面具自欺欺人，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病毒从来都是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大灾面前，没有任何人是幸免者！
截至2月6日，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累计达28128例；疑似病例累计达24702例；累计死亡564人。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杀了李文亮医生？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极权制度杀了他。理由如下：
第一，极权制度漠视人民的生命
武汉肺炎使我们想起2003年在中国爆发SARS疫情。该疫情在广东顺德爆发后流向全国，也是被当局封锁掩盖，最后导致8098人感染，774人死亡。要不是北京301医院的蒋永彦医生说出实情，还不知道还要传染多少人，还要死多少人。近20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中国民众依然得不到真实的信息，不但没有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连健康信息也被封闭。一种传染病的出现，本来也不是哪级政府部门的错，为什么政府要隐瞒呢？这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在宪政民主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用税收雇佣的打工仔，自然服从人民意志。当病毒蔓延，人民需要了解疫情，官员会向雇主提供真实情况。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宪政民主国家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官员想隐瞒事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权力被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垄断。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官员对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上级决定了他的荣华富贵。在中国官场，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正直、有责任感和良知官员大都被淘汰出局了，剩下来的官员都是精通潜规则和黑厚学的，他们对上磕头，对下抽耳光。在人民利益和自己的乌纱帽的衡量上，人民利益自然无足轻重。尽管中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潜规则是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隐瞒疫情，及时告知公众和医护人员防护，李文亮医生是可以逃过这一劫的。
第二，全能政府长于统治拙于治理
时至今日，习近平仍在强调共产党对中国的绝对控制，仍在忽悠他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二个维护和党领导一切。他想建立一个党国一体的全能政府与分权制衡的西方有限政府分庭抗礼，用极权对抗自由民主，用独裁对抗普世价值。习近平自诩“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他却没有勇气踏上病毒肆虐的武汉土地。
笑蜀先生在《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文中指出，看似强大的全能政府体制，每当遭遇疫情、地震这类突发性重大灾害时，却往往漏洞百出。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失控这不只是疫情防控的失败，实际上是党国体制全能政府的失败。任何重大灾害，都不可能全无征兆。当重大灾害爆发前，也常常有一部分边缘群体，因其职业本能或特殊敏感，早于主流社会最先感知。如果存在畅通的信息管道，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通，这些最先感知的边缘群体就可以起到吹哨者的作用，及时为整个社会预警，为预防灾害赢得最宝贵的时间提前量。这种信息自由流通机制或者说吹哨机制，是社会免疫力的核心元素之一。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之下，这一元素恰恰被视为国家公敌，而遭举国之力严防死守。所有公共信息的流通必须经当局重重审批。审批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主要以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为标准，甚至以领导个人喜好为标准，而不是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标准。凡不利于政权或不符合领导人喜好的，一律被贴上“负面”标签予以封杀。此次疫情防控，所有吹哨人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致命病毒已悄然间大举进攻，公众却被官媒渲染的歌舞升平所忽悠，对步步紧逼的巨大风险浑然不觉。最后，当事态濒临失控，一直否认人传人的当局才不得不请出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钟南山，让后者以个人之名向公众曝光人传人的真相。而此时防控窗口期已被全然浪费，整个疫情陡然急转，战机贻误，再难挽回。
党国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就像在沙子上建立的高楼大厦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官员们长于吹牛拍马和效忠表演，而在灾难面前却无能为力。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中国官员将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政治学习上，很多都是习近平的讲话。在绩效评估中，政治忠诚较以前占更大的权重。现在，中国官场的经验法则似乎是尽可能明确地表忠心，其他事情都含糊其辞，当出现问题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责任。在武汉肺炎事件中，湖北、武汉政府官员与中央相互甩锅，都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就充分证明了全能政府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李文亮医生死于武汉肺炎病毒，但为武汉肺炎病毒蔓延大开方便之门就是中共极权制度，所以，它才是杀死李文亮医生以及武汉肺炎患者的真正凶手。李文亮医生的死告诉我们，中国必须进行政治制度变革，建立人民主权、言论自由、多党竞争、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只有这样，李文亮医生这样的为众人抱薪者才不会冻毖于风雪，中国人才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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