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当权力只能假设最坏情况/艾地生

——个人集权、军权清洗与战争国家逻辑的结构性危机

本文基于一个明确的分析前提：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进入组织审查程序，并由官方系统确认。

本文并不讨论具体指控内容，也不试图还原过程细节，而是将这一事件视为一种制度性信号加以分析。

在高度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真正具有分析意义的，往往并非指控本身，而是：

当某一层级的权力节点被纳入组织处置，其政治含义已不以具体罪名为转移。

张又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这一事件无法被视为普通反腐或人事调整，而是一次触及军权结构核心的制度性行动。

一、新冷战语境下，军权为何重新成为不稳定源

在冷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军权问题被经济增长与全球化叙事所遮蔽。军队被视为相对边缘化的安全装置，其内部问题更多被理解为治理失效，而非政治风险。

这一格局在中美结构性对抗全面展开后发生根本变化。

在新冷战条件下，军队被重新嵌入三重叙事之中：

生存叙事：国家是否具备承受高强度冲突的能力

使命叙事：所谓“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执行者

责任叙事：一旦战争失败，责任归属与秩序维系的问题

三者叠加，使军权从执行工具转化为最高权力安全感的核心来源。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军权开始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不稳定变量。-

二、个人集权的根本悖论：忠诚无法被制度化确认

习近平时代的权力重构，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权力集中”，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派系平衡、集体领导与制度缓冲机制的系统性拆解。

在这一过程中，制度逐渐退居幕后，个人成为唯一权力锚点。

但个人集权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

忠诚可以被不断要求，却无法被最终验证。

在制度化体系中，规则、程序与角色分工可以替代个人判断；

而在高度个人化的体系中，任何不完全依附的状态，都会被理解为潜在风险。

由此，权力运作不可避免地转向一种预防性清除逻辑：

不是等待问题出现，而是先行消除一切“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三、为何张又侠成为结构性“必须被处理”的对象

在这一逻辑下，张又侠并不代表个人野心，而代表一种正在被系统性清除的政治类型：

红二代出身，具备历史血统合法性

军中资历极深，拥有跨代际人脉网络

权威来源并不完全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提拔

在制度化体系中，这类人物本可成为稳定器；

但在个人集权体系中，却必然被视为不确定源。

因此，问题不在于其是否忠诚，而在于：

四、从习—王到习—张：为何结局注定分化

外界常将这一事件与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变化相类比，但这一参照在结构上是失效的。

因此，相关张力可以通过时间、退场与去政治化处理加以消解。

军权不是工具，而是权力本体的一部分。

一个不完全被个人掌控的军权节点，不可能被自然边缘化。

文官权臣可以退场，军权核心只能被处置。

五、红二代与元老叙事：制度信心衰竭的信号

围绕此类事件，关于红二代不满、元老介入乃至政变风险的说法迅速扩散。严肃分析必须指出：

这些叙事未必对应现实行动，但其流行本身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它们反映的并非相关力量的复活，而是一个事实：

现行权力结构已无法为“失败情境”提供制度性想象。

当战争、重大危机或权力断裂被认真讨论时，体制内部与社会只能回溯到已被否定、却仍被记忆的旧合法性形式。

六、台海因素：为何清洗逻辑先于战争逻辑展开

在台海被不断描述为“历史窗口期”的语境下，战争逐渐被个人化、使命化。

军队内部不能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决策单一化的权威节点。

因此，对军权核心人物的处置，并非战争的后果，而是战争逻辑的制度前置条件。

问题在于，这一逻辑反而削弱真实战争能力：

七、当传闻成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

当权力以“最坏情况”为前提运作时，传闻不再只是噪音，而成为清洗合理性的心理依据。

不安全感上升 → 预防性清洗加剧 → 制度信任下降 → 传闻增多 → 更强烈的不安全感。

八、战争国家与个人集权的共谋结构

个人集权并非孤立运行，而正在与一种“战争国家”逻辑形成相互强化的关系。

战争预期为权力集中提供正当性，而高度集权又反向放大战争叙事的必要性。

在这一结构中，清洗不再显得异常，而被理解为理性选择。

但正是这种“理性”，在长期中同时侵蚀战争能力与治理能力。

九、真正的危险不在个人，而在结构

无论具体个案如何发展，这一事件所揭示的制度现实已经无法回避：

> 当一个体制必须不断通过消除假想的不确定性来维持安全时，它已经失去了应对真实不确定性的能力。

在新冷战、战争想象与个人集权叠加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性脆弱正在被持续放大。

台海，只是最可能将其暴露于现实的触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