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习近平缺少宋仁宗治国的三样法宝/张杰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有雄心壮志。毛泽东成了中国的山大王后，很想成为世界的王。但凭什么啊，你总得拿出一点绝活服人吧。老毛心一横，来了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结果四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老毛本想露脸，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习近平上位后，也很想成为世界领袖，四处撒币，甚至召开世界政党大会，结果召来了一群混吃混喝的国际丐帮。他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把中国老百姓忽悠得鸡血亢奋。结果，他的真正厉害是让人类见识了新冠病毒，让上亿人感染和200多万人死亡。这哥们，简直就是毒王。

无论毛泽东还是习近平其实都不懂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是靠良好的社会制度治国，靠精英治国，不凸显自己的雄才大略，相反要宽容、审慎、克制。

网络上有篇文章《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写得不错，谁写的不知道。我儿时恰逢文革时代，曾读了不少的手抄本，也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回到了文字狱时代，匿名作品很多。闲言少述，言归正传。让我们沿着这篇文章的文字走进中国的历史。

话说中国历史的24个王朝，大一统的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北宋，西汉、唐、清都有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北宋那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李世民诛杀手足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人文、金融、科技，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真正的繁荣，是老百姓兜里有钱；真正的强大，是知识分子有话就说。穿越中华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不易。说到这，您应该明白作者为什么匿名了吧，因为这哥们文中带有私货，借古讽今。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一个问题出现了：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因为宋仁宗有三大品格，成为他的核心竞争力和三大法宝。哪三件家伙？各位，且听我到道来。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一个九五至尊，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代价是上百万老百姓成为刀下之鬼，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过猛了，就劝皇上“色”字头上一把刀，别那么玩命。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指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道家古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最贴近现代文明中最靠谱的保守主义思想。宽容、审慎、克制等关键词，就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

宋仁宗的故事说完了，我们再回到眼皮子底下。当今中国，如果习近平不折腾，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以黎民苍生为念，别胡乱做梦，中国又何止像现在这样国内四处冒烟，国际上八面起火。说不定这哥们未来还因种族灭绝罪到国际法庭受审。但好言难劝要死的鬼，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要让这哥们改邪归正，除非山无陵，天地合，狗不吃屎，鼠不偷食，蚂蚁不上树，老鹰不咬雀，针眼穿过大象腿，豆腐砸扁铁秤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