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殉道者还是殉葬品？——盖棺论定刘亚洲之二/高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门阀士族仍未成型、阶级矛盾尚不突出，大致还是一个类似王朝初兴的有教无类、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平等流动、积极向上的平民化时代。从田舍郎到天子堂的出路、通道和前景基本存在，权贵、血统、特权在大众心中声名狼藉，绝不像今天全社会对特权竞相追逐和炫耀、对权贵露骨艳羡与膜拜、对血统刻骨自大或自卑。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氛围下，刘亚洲能够而且敢于逆时下潮流为天下先，确属非常和另类，也只有他这种有恃无恐、狂妄尊大、有抱负、有想法、有敏锐、有前瞻，同时又不是货真价实的本姓王族而只是外戚身份的人能说出和做出——真正的太子党反倒习惯成自然而不需急吼吼扬眉剑出鞘的刻意为自己正名。也正由于那个平民化的时代气氛，除了一、两篇目光锐利的文章觉察和批评外，刘亚洲的英雄狂想曲并未被大多数人在意，也没有引起我的过分反感，只是让我更确认了之前对他身世的朦胧猜测。

那一年的夏天，七月流火，酷热难当的绿皮列车从北京向西南蜀地无止无休的徐行。在那“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的两昼一夜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旅程中的一刻，坐在我身旁当年酷似麦当娜的北大美女、后来的华尔街名媛、先后担任美林银行中国区主席、花旗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瑞银集团全球投资银行执行副主席和大中华区主席、父亲恰好是北空干部的蔡红军，对着对面坐着的一个渴望能成为刘亚洲式的军事作家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二年级女生，解开了我心里一直的谜底：“军事文学作家可不是想当就可以当的，刘亚洲为什么能当？谁能和他比？他是李先念的女婿！”

从这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刘亚洲的文学新作，他似乎也的确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备位接班继位传承和研究军国大计、思考战略全局、筹划如何治国平天下，而不复有闲情逸致舞文弄墨了。近三十年里，他大鹏展翅、扶摇直上，从一个普通作家大变活人般的奇迹脱身成为名满天下、世界瞩目、国之重器的“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但我却从未再关注过他，直到2013年年底。

渠万春是我的老朋友，香港上市公司高阳科技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渠万春致富之后，像习近平时刻忧心、寝食不安的那样，开始向学术和政治渗透，在母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北大世界战略研究中心。渠万春和车峰关系深厚，所以初中文化、和北大以及世界战略毫无共同点的车峰也就成了中心理事。2015年6月2日，车峰被从香港诈回北京，当晚在国贸大饭店遭到抓捕，而渠万春朋友圈的内容也就永远停留在了第二天——他没有失去自由，但失去了踪影。随之而来的，是高阳科技股价被腰斩。八年里，车峰不审不判不放，渠万春也就始终隐身在离北京不远一个名称古怪的地方无法露面。北大世界战略研究中心定期活动之一是在国关学院举办“周末读书会”。读书会我参加过两次，在2013年年底一次台湾一个女博物馆学家主讲的读书会之后，会场里摆出了几大箱蓝色硬皮铜版纸的厚厚书籍，由众人随意自取。我顺手拿了一套，回家一看，原来是整整四大卷的刘亚洲著作，另有一本小一号的《刘说》，外观和大小很像八十年代初中国内部出版的卡扎菲那本有名的《绿皮书》，是刘亚洲语录，用现在的话是“刘亚洲金句集萃”。书籍装帧精美，是香港印刷出版。书的来历我没有打听，应该是渠万春出面出资主动或者被授意所出。时值岁末，我的心境复又陷入灰沉黯淡；在对生命的自我认知坠进最低谷时，我百无意趣，竟然连续几天读完了相信其他人早就都束之高阁的这雄文四卷的大部分内容。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我成为中国读过刘亚洲文字最多、了解刘亚洲思想最全面深入的为数极少者之一。

在我拿到的这几大卷文集里的，全是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公布于世的刘亚洲在各个地方各种场合的讲话、报告和他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杂文、随笔、感言。虽然我只是在二十八年前读过他的文学作品，尽管他的职务地位与当年一个部队创作员相比天上地下，纵然我对他河东河西岁月中思想的演变一无所知，但是，根本不用告诉我作者是谁，只需要读上两行字我就知道它的版权拥有者为何人：中国人包括中国军人，就没第二个像他那副语气和腔调说话的；而与那副语气和腔调互为表里、内外呼应的观念、思想和情绪，我早在二十八年前就一眼看透了。将近半个甲子，我对他像《酒干倘卖无》里苏芮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样痕迹铭心，他对自己则像塔列朗口中“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的查理十世一样终生不渝和“不忘初心”。

刘亚洲的讲话和文字，篇幅浩瀚、内容庞杂、涉及广泛，涵盖军队和战争、中国战略方向和路径、国际关系和外交、东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对历史事件和主要国家的评价、宗教与意识形态、人性和中国国民性、人类方向和西方前途等等，其中私里写的文章比当众发表的讲话更加随性、露骨和直接。在所有这些讲话和文章里洋溢和贯穿的主旋律，依旧是与最初一样的血统和种姓优越论、“红色基因”高贵说、国家和成功至上、弱肉强食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强者和英雄崇拜、胜者为王、超人哲学、法西斯主义、对战争和铁血的狂热与赞颂以及“权力的傲慢”。而且更进一步的是：从前他还只是靠着血统、种姓和家族而狂妄，现在他可以凭借自身的成就与地位嚣张了；当初他还不得不拉大旗作虎皮、借着远处大人物的嘴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现在他已经有资格直截了当的指点乾坤而别人只能屏息聆听了；以往他还只能遥远的向往和意淫着巴顿与沙龙，现在他相信自身已经成为了现世沙龙和巴顿，可以用千百万士兵的血泪在人类历史上尽情挥洒自己的恢弘画卷了。

当然，作为一个主观上力争准确观察和追求真知的思考者，刘亚洲的思想也在与时俱进、新意纷呈。这其中，对宗教的感受和认识是一个重要方面。1986年5月到1987年，刘亚洲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基督教对美国人民、美国社会、美国历史和美国辉煌成就发挥的不可估量影响和作用，给了平生与宗教距离遥远、对宗教陌生无知、天然秉持无神论的他以巨大的震撼。此后，他对宗教的感召、教化和支配力量始终保持着惧怕、敬畏、尊重和高度评价，这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随处可见。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战斗力、军事指挥和管理体制、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和创新能力强烈推崇，进而对造就这一切的欧美政治结构、社会制度、文化和精神气质发生了浓厚兴趣，是刘亚洲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刘亚洲对美国的推崇如同他对以色列的心仪一样，不能说一点没有价值评判和道德考量，但更多的是因为它们的超强摧毁力和不可战胜——这不但符合他国家和成功至上、强者与英雄崇拜、胜者为王的理念与信仰，并且让因血统而视强者为自身专利的他引为同道、“惺惺相惜”。与此相反，他对世界上穷国、弱国及其言行荒谬、无赖、不堪的蔑视、鄙夷和嘲弄溢于言表，完全没有亚非拉兄弟之情的概念，甚至违背了中国既定的外交原则，比如他无数次贬低、羞辱和批评朝鲜，并公开了访问朝鲜时李先念在宾馆穿的拖鞋底被贴上窃听器的秘闻。

1989年发生的全国民主爱国运动和六四惨案，像给经历过那段历史风云的其他人一样也给刘亚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和绝大多数人不同，这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带来的是他对89民运及其参与者的切齿痛恨、对赵紫阳等改革派的由衷怨毒、对动用军队血腥屠杀来维护共产党家天下行径的热烈欢呼——即便已经过了许多年、连官方都在刻意淡化和遗忘这段伤痛之后，他仍然在军中各种场合主动喋喋不休的传播和强化着这种情绪和观念。做为军人和保守派大佬李先念晚辈的身份，他出此表现并不意外，而特别具有刘亚洲特色的，是他对支持、声援、帮助和保护了大学生的北京普通市民的极端仇视与憎恶，这种仇视与憎恶进而扩展和累及到居住、生活在皇城根下的世世代代北京人。他对北京百姓的仇视和憎恶如此的深入骨髓、无法抑制，以至于携手未成年的孩子寻觅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弄、寻常巷陌、庭院深深时，都不忘记借景生情、夹叙夹议的宣泄恨意。在很多讲话和文章里，他列举了袁崇焕凌迟惨死后北京百姓争吞其肉、北平沦陷后北京人在日军治下安做顺民、六四镇压后北京市民打爆了戒严部队举报电话等跨越了几百年的事例来证明北京人一以贯之的昏聩、盲目、懦弱、胆怯、无耻、狡诈等等品性和陋习。除了北京市民，他对心目中“等而下之”的中国农民等“落后”、“愚蠢”、“蒙昧”、“恶劣”群体的歧视、鄙夷和侮辱更是无以复加，这让我几乎相信“低端人口”这一概念的首创权非刘亚洲莫属。刘亚洲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这一命题尤其意兴盎然，但他忘记了：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的国民性，正是他极力维护的那个政权所造成、鼓励和利用的；而对天子脚下京城居民北京人的天然仇视则恰恰显现出他的农民本质和劣根性。

老实说，十年前我读刘亚洲四大卷文集是一段痛苦和艰难的体验与经历。在长达几天的过程里，他的每一篇文字，都引起我此伏彼起、汹涌不绝的愤慨、激动、忿怒以及谴责、驳斥、戳穿的冲动。我边读边在纸上急速写下一段一段的批语，以至批语所用时间远远多于阅读时间。我用了极大克制才压下花大功夫写一部《刘亚洲批判》长卷的念头，最终仅留下了这样一段简短的评述：

别人或者官媒宣传，是照本宣科、听命奉旨，毫无说服力和感召力，“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人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刘亚洲却是主动自觉、生动发挥、激情高涨、自信饱满、理直气壮，因而更具煽动性和危害性。但最最要命和令我难以忍受的还并非这些，而是他的逻辑混乱、无法自恰，观点互相否定、彼此冲突。有人称他是“中国和军队内最有思想的人”、“中国军队的大脑”，我看了都为中国和中国军队汗颜和捏把汗。严格说，刘亚洲那些零敲碎打的东西只是观点，而且庞杂混乱、支离破断、自相矛盾，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思想。刘亚洲作家出身，没有马列主义功底，更缺乏理论学养训练，又无军事战略专业背景；他的水准和修养，可做新华社、《环球时报》国际或者军事记者。不幸的，基础不好的刘亚洲，偏偏见识很广、思维很活，还特别喜欢宏大的叙事和全球的勾勒，因此难免无法驾驭过于跳跃、活泼的头脑，使其成了躁动糨糊、煮开奔腾的一锅粥。刘亚洲的“思想”既背离正统，走了中共嘴里的歪路、邪路，又反和平反文明反普世价值，对进步有害。中共百年修行、成妖作怪，练出了这么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害无益的精灵，也算奇葩。让他当国防大学政委、做“中国军队大脑”，中国军队不既变了颜色，又成了大脑躁狂、精神错乱、心理扭曲、找不到方向的没头苍蝇才怪呢。

刘亚洲被捕将获重刑的消息传遍海内外后，众说纷纭，比较典型的一类评论是：刘亚洲是中共红二代和党内军内领导人中最开明的一个，他赞扬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自由、人道、人权、人性等普世价值，呼吁“军队国家化”，批评中共政治体制，认为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就“必然灭亡”；他建言“现在是个选票出政权的时代，作为领导人只能因势利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认为“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甚至预言中国在10年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不可能有退路”。

作为一个涉猎广泛、思想活跃大胆、渴望独立思考、追求创造性新思维、未曾受过马列主义原教旨的系统毒化和驯化、较少僵化教条的党化教育训练和党八股束缚以及组织纪律和官场规则约束、作家出身的刘亚洲，对历史、时代和现实的认知自然远远超过孤陋寡闻、不学无术的习近平，他不可能做出“东升西降”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呓语，他对西方民主制度中某些方面感到新奇、肯定并进而呼吁某种政治改革也是可能的——其实，这都不需要是什么“开明派”、有多么大的智慧，只要有最起码的常识、头脑、理智、良知和责任感，可惜共产党内尽是见利忘义、利令智昏、天良丧尽、“只要我活得好哪管洪水滔天”之徒——。但是，我相信，刘亚洲的血统、出身、阶级属性和本质以及与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共同政治利益和前途命运，决定了他不可能突破局限，做出如此义无反顾的政治选择；而我在他四大卷文集的海量文字中也找不到上述那么开明进步、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和坦白无误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号称是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被写入了近年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这也是共产党不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都信誓旦旦的追求。刘亚洲向往和要求实现的民主，和共产党历来宣称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最代表全体人民真正意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习近平今天创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宪法始终明确赋予的人民民主权利，实质上并无实质区别，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是弥天大谎、欺世盗名、口是心非，而刘亚洲则认为这一切必须货真价实、完全兑现，这不但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党的宗旨决定的，也符合世界历史潮流，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刘亚洲希望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赋予社会和人们民主权利，通过良性竞争、特别是党内竞争促使共产党不断革新、进步和保持先进性，始终真正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以此赢得人民的选票、获得人民选举背书，加强执政合法性——这也呼应了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概念——。但是，刘亚洲要的不是西方式的反对党，不能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更不会允许人民通过主动争取和抗争来抛弃、推翻和彻底结束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与此相似，刘亚洲痛恨和怒揭共产党内和军队内的腐败堕落、道德沦丧、能力低下，但他不可能认识到这一切是共产党执政和极权制度本身必然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的出发点是对红色军队的热爱、维护和恨铁不成钢，同时也是呼应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军队改革和执政能力建设——虽然他的初衷与习近平剪除异己、顺昌逆亡的个人私利有着根本不同。

作为一个军人和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者，刘亚洲自然坚持和推崇军队职业化、正规化。放眼世界历史，除了共产党和一些部落、教派、军阀、豪族、黑帮、毒贩、土匪拥有自己的私家武装，没有任何一支职业化、正规化的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即便是纳粹肆虐横行的年代，德国国防军效忠的也是作为国家元首的希特勒而非国家社会党；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成员的任职和政治立场无关，曼施坦因等一大批著名将领都不是纳粹党员，而且还始终抵制纳粹党对军队的渗透；许多历史学家战后也认为德国国防军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专业战斗团体。一支军队只有脱离僵化教条保守落后的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束缚，才可能纯粹、专业、精力集中、具有超强的能力和高度的战斗力。作为一个军事史家，刘亚洲对此当然清楚和认同，他也力主革新中国军队的制度和体制，使之适合现代战争和世界大势；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军队国家化”，国防大学里常年高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大幅标语，他提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大学”，也只是为了使校名更加规范和准确，与今天那些文丐们落井下石诬陷他的“宣扬‘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抵制和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试图改变人民军队性质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制度，妄想从根本上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和海外自由派人士们一厢情愿想像他的“反对党指挥枪、军委主席负责制，也是反对军队的私人化”等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极度崇尚英雄主义、军队战斗力和军人自我牺牲精神的刘亚洲，自然而然对美国注重个性、个人爱国和英雄主义、个体理想和奉献精神、每个战士积极主动和创造性的军队文化情有独钟，也必然对中国军队严苛死板的政治纪律、僵化落后的军事条令、严密无情的组织控制、保守教条的行为守则、自欺欺人的道德规矩等等产生观念上的不满和冲突。和中国军队士兵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军官和高级将领却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腐败堕落的规则和潜规则不同，美国军队对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的纪律准则和行为要求极为苛刻，对普通士兵职务行为、战斗行为的规范和符合国际法、战争法以及必须尊重和保护当地民众人权等等要求极其严格，但对士兵个人生活和个人行为，则以自主、自律为原则，军规宽容、人性、人道或者不予干预。1997年刘亚洲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坟烟》一文，正是体现了他对军队文化的观念和诉求，其实质是打破和放弃迂腐僵化、落后保守、虚伪无用的陈规陋习，从而把军人和士兵为党国无惧死亡、英勇献身、牺牲生命、誓死效忠放在首屈一指、无可比拟、至上至高的地位，和今天文丐们乘火打劫栽赃给他的“企图用西方‘人权、人性’等谬论动摇和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摧毁人民军队意志，瓦解人民军队精神，是对无数英勇牺牲英烈的巨大诋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南辕北辙。

刘亚洲的世界战略观还停留在强权和霸权主义时代，认为实力就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崛起靠的是军事实力和战争取胜，迷信“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他虽然崇尚美国的精英体制和大气宽容的精神道德气质，但是，如果美国妨碍了共产党政权的利益、崛起和霸权，他就毫不犹豫的主张对美强硬和战争，这就是他坚持的“中美必有一战”说、“台海必有一战”说和“中日必有一战”说。也因而，在被海外自由派人们想象、评价为“反战”、“亲美”、是“中国改革的希望之星”和“中国最理智的思想家”的同时，中国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也欢呼和吹捧他是“中国军队最有胆识的将军”、“对美对日最强硬的鹰派人物”，而对立双方一致都认为他是“中国军队的大脑”、“中共和军队内最有思想的人”、“中国军队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战略家”。这种异乎寻常奇特现象的产生和出现，并非像今天文丐们攻击的那样他是个“双面人”，而是他的思想中时时处处呈现出的自我矛盾、彼此抵触、互相冲突。这些思想的混乱，除了学养和科学精神不足，更主要源于他与生俱来、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与此极为类似的，一方面他对徐才厚和谷俊山等军中巨贪骇人听闻的严重腐败发自内心、出于至诚的痛心疾首、切齿拊心、深恶痛绝、恨入骨髓，一方面自己也在贪得无厌的疯狂敛财——这是人性中天然的道德、良知和共产党极权制度下鼓励、怂恿和放大起来的人性恶之间的另一对永远不可克服的矛盾。

另外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刘亚洲再怎么眼高于顶、桀骜不驯、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妄议大政”，也终究不敢公然和党中央对着干，违背和抗拒“几不准”。除了2012年刘亚洲亲自在香港明报上发表声明，否认香港文汇出版社《刘亚洲国家思考录》中多篇鼓吹“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治改革一役，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特别是党内民主化”的文章是自己所写，目前至少有两篇曾经在海外疯传、备受追捧赞誉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确认是托名假冒的伪作，而且已经由真正的作者何清琏和郑存柱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