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处理高瑜一定和习近平有关

胡 平

    自从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个70岁的老太太，一个女性，一个记者，在“六四”之後二十来年三次入狱，我想这个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我认识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栋，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认识了。2006年她到美国来开会，还写过一本书《我的六四》，我写了个书评，也算是对她有相当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须有，因为我们在海外都很清楚关於“七不讲”早就在说，怎麽可能是她泄的密呢，无从谈起！她的案子和别人的情况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来，是不是通过习近平本人，但最後的处理一定和他有关，也就是说如果给她判刑了，这个帐肯定要算在习近平头上，这点毫无疑问。

    由於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而她又是这样的人，因此她的事情还很关键。很多事情对於最高当局来说，你一旦做错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次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况估计很不乐观，对习近平本人会增加负面印象。

    现在对习近平反腐有很多赞扬之词，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抓那麽多人干嘛？只要他抓了那麽多人，对他的所有好评统统站不住脚。冯胜平还跟他谈宪政，我们之前还谈了那麽多这主义那主义，其实很简单：至少你不要乱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吴稼祥说的搞“假动作”，好像要改革总得做点假姿态，那也不能这麽干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周年搞过同样的活动，声势比这次还大一点，都没有抓，你要是真要应付左边的攻击，可以照此办理，没有必要走得更远嘛。换句话说，你不做得更开明一点已经很对不起人了，至少没有必要走得更远，你照原来的办法，就足以对付从左边来的攻击了。

    同样，像高瑜和姚监复先生，他们讲的话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类似观点说过很多很多次，过去还能比较自由地到海外来参加很多会议，即便讲了些话，回国也没什麽大不了的事情，这次没必要来这麽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对习政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判断未来形势走向的时候，对这件事的意义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你走到这步，下一步就只能顺着走下去了，很难再有回旋的余地。就像大家谈江泽民，他也没打定主意一开始就那麽干，1998年克林顿访华，他对媒体做了有限度的开放，谈“六四”问题，民主党组党登记，也没抓人，说明当时他也没打定主意非要那麽做。但是後来一旦做了，抓了民主党组党登记的人，再加上後来法轮功的事，那就没有余地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同样，对於习政权也有这麽个大问题，他在这类问题上若能处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处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余地大一点，这一步要是走错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间堵死了，对今後的很多事情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纯粹是莫须有的，这就因此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年来有不少人说国内的言论自由“有很大进步”，很多过去不能说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说了，但我觉得这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我觉得最大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真能做到言论自由，是不管什麽言论都没有被抓被捕的危险，还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且不说能到这一步，只从朝好的方面走还是朝坏的方面走的趋势来看，并不在於官方允许的言论尺度——因为这个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松一点，可以紧一点——判断言论自由有多大进步，取决於当权者想侵犯言论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你面临到来自社会的、包括来自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如果这个抵制的势头比较强，说明这个国家在朝着正面走。

    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互联网，你要看当时发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开放，恐怕比今天还不如，清规戒律更多，但那时候为什麽大家感觉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当时知识界有一股势头。1989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来知识界的联名信风起云涌，知识界有名有姓的人虽然也知道签这个名有点风险，但不签名有点丢脸，就得这麽做。当局也感觉到这一点，也预计到来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抵制，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而现在当局几乎没有这个顾虑，人抓了就抓了，并不担心知识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对，大家都装着没听见、没看见，按照他们自己的话，只要别波及到我这来，我这个刊物有话还能继续说，已经是千恩万谢了。这一点表明是个很大的退步！

    （《推倒高瑜头上“莫须有”的罪名》连载9， 《大事件》记者 马俭 高伐林整理

    2014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推倒高瑜头上“莫须有”的罪名》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