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号-中国政情 胡平简介 胡平文章检索

 

 

最後处理高瑜一定和习近平有关

 

胡 平

 

    自从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个70岁的老太太,一个女性,一个记者,在“六四”之後二十来年三次入狱,我想这个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我认识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栋,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认识了。2006年她到美国来开会,还写过一本书《我的六四》,我写了个书评,也算是对她有相当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须有,因为我们在海外都很清楚关於“七不讲”早就在说,怎麽可能是她泄的密呢,无从谈起!她的案子和别人的情况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来,是不是通过习近平本人,但最後的处理一定和他有关,也就是说如果给她判刑了,这个帐肯定要算在习近平头上,这点毫无疑问。

    由於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而她又是这样的人,因此她的事情还很关键。很多事情对於最高当局来说,你一旦做错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次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况估计很不乐观,对习近平本人会增加负面印象。

    现在对习近平反腐有很多赞扬之词,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抓那麽多人干嘛?只要他抓了那麽多人,对他的所有好评统统站不住脚。冯胜平还跟他谈宪政,我们之前还谈了那麽多这主义那主义,其实很简单:至少你不要乱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吴稼祥说的搞“假动作”,好像要改革总得做点假姿态,那也不能这麽干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周年搞过同样的活动,声势比这次还大一点,都没有抓,你要是真要应付左边的攻击,可以照此办理,没有必要走得更远嘛。换句话说,你不做得更开明一点已经很对不起人了,至少没有必要走得更远,你照原来的办法,就足以对付从左边来的攻击了。

    同样,像高瑜和姚监复先生,他们讲的话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类似观点说过很多很多次,过去还能比较自由地到海外来参加很多会议,即便讲了些话,回国也没什麽大不了的事情,这次没必要来这麽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对习政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判断未来形势走向的时候,对这件事的意义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你走到这步,下一步就只能顺着走下去了,很难再有回旋的余地。就像大家谈江泽民,他也没打定主意一开始就那麽干,1998年克林顿访华,他对媒体做了有限度的开放,谈“六四”问题,民主党组党登记,也没抓人,说明当时他也没打定主意非要那麽做。但是後来一旦做了,抓了民主党组党登记的人,再加上後来法轮功的事,那就没有余地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同样,对於习政权也有这麽个大问题,他在这类问题上若能处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处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余地大一点,这一步要是走错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间堵死了,对今後的很多事情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纯粹是莫须有的,这就因此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年来有不少人说国内的言论自由“有很大进步”,很多过去不能说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说了,但我觉得这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我觉得最大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真能做到言论自由,是不管什麽言论都没有被抓被捕的危险,还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且不说能到这一步,只从朝好的方面走还是朝坏的方面走的趋势来看,并不在於官方允许的言论尺度——因为这个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松一点,可以紧一点——判断言论自由有多大进步,取决於当权者想侵犯言论自由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你面临到来自社会的、包括来自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如果这个抵制的势头比较强,说明这个国家在朝着正面走。

    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互联网,你要看当时发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开放,恐怕比今天还不如,清规戒律更多,但那时候为什麽大家感觉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当时知识界有一股势头。1989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来知识界的联名信风起云涌,知识界有名有姓的人虽然也知道签这个名有点风险,但不签名有点丢脸,就得这麽做。当局也感觉到这一点,也预计到来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抵制,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而现在当局几乎没有这个顾虑,人抓了就抓了,并不担心知识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对,大家都装着没听见、没看见,按照他们自己的话,只要别波及到我这来,我这个刊物有话还能继续说,已经是千恩万谢了。这一点表明是个很大的退步!

    (《推倒高瑜头上“莫须有”的罪名》连载9, 《大事件》记者 马俭 高伐林整理

    2014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推倒高瑜头上“莫须有”的罪名》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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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胡平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5年4月29日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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