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政下拒绝还是合作？这是一个问题
周傥
（一）
从岁末年初的西安禁足到三、四月份的上海封城，时隔仅仅几十天，但墙内中国的舆论民意、世道人心却已天翻地覆、冰火两重天。一月中旬的时候，西安经月死城，才有零星有限的骇闻和民怨流出传世；我举一反三，论定中国政府“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并在北大一个群里，痛骂为“长江‘学者’”不尊，整天混在北大各个群里为共产党的暴政、虐政、恶政、懒政厚颜无耻、颠倒是非的涂脂抹粉、阿谀谄媚的西安籍夏某。彼时，面对我的义愤填膺，群里大多数人依旧沉默不语、无所适从，一个一向与我交好的师妹开始担心我会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到了这次上海祸起，我按照先前对国内生态之见，秉承“诲朋友不倦，毁敌人不厌”之念，接连不断地把墙外的讯息发送到这个群里。虽然我年逾知天命，但仍然念念不忘鲁迅一百年前对青年的勉励：“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此生此世，尽管早已不再做任志强“推倒这堵墙”的幻想，但凿壁借光、愚公移山的善行和义举，我还是乐此不厌、孜孜不倦的。更何况，不是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吗？所以，我不仅为北山、为匡衡，我还兼做蚁工、兼施蚁功，尽可能让驹穴大一些、尽可能让堤溃早一些呢——他们不知道，“蝼蚁”不光是凌辱、施虐、践踏的对象，而且还是日日夜夜劳作不息的他们的掘墓者呀！本着这个初衷，我搬运真相的强迫症没完没了的大发作。后来美女群主不胜其烦，委婉地告诉我：“这些消息国内也都能看到”。她的话让我将信将疑，于是勉强去看群里国产的东西。这一看之下，才知道今非昔比、日新月异、换了人间：两个多月前噤若寒蝉、动辄被封或者被万众声讨递刀子的自媒体世界，现在匕首横飞，而且花式繁多、工艺精良、血泪淬成，连墙外很多消息也来源于此。同时，微信群里的生态已经改天换日，“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从我的惊世之语，一跃而成一致的共识。短短时间里的地动山摇告诉我们，第一、文明世界的真相不可能长久被歪曲和掩盖，第二、上海劫难给人们身心带来的伤害、创痛和震撼是多么巨大，第三、上海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它既可以成为独夫的奥斯特利茨，也可以成为民贼的滑铁卢，将来时代革命、起义抗暴、光复中华、再造民国，首义还得看沪上人家。
也是上面的北大群里，在控诉各级政府的穷凶极恶、为非作歹、为所欲之余，有人也对灾难期间充斥在上海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无役不与的志愿者们提出了质疑和谴责：
每一场莫名其妙、反人性运动的发生，都是因为有太多的支持者和盲从者，也都是这些志愿者们为虎作伥、推波助澜的结果。当你看清一个没有意义、无理取闹的运动但又无法发出正义和抗争的声音时，就应该保持沉默、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拒绝参与，绝不阿谀附和与随波逐流、绝不为伍肮脏和通同为恶。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当我们改变不了大局的时侯，只能尽量去帮助周围的人，能帮多少是多少。具体到这次上海，没有志愿者发放食品只会增加挨饿者，没有志愿者参与协助大家仍旧得做核酸。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即时需求，很多志愿者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即便他们并不赞成整体政策”，相反，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志愿者给了他们足够的人手来挨家挨户、日复一日的检测核酸，才造成全上海所有人必须无止无休的等在家里任人宰割，而且这么多人支持、响应，也纵容、鼓励他没完没了地给你做下去——以此类推，那些积极伙同、推涛作浪的医生和护士们也是一种志愿者，他们如果不懂得清零是一场愚昧的闹剧就丧失了最起码的医德和素养，如果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明知故作就是助纣为虐，而如果他们凭着理性、良知和勇气说不的话就会阻止那些人间惨剧的发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志愿者自以为好意去帮着给各家运送食品，才造成几千万人被遥遥无期的隔离在家，假如都不去做志愿者，眼见或是饿死或是造反，这个恶政就会根本无法推行，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放大家出来：正因为这些即时需求得到了最低限度的保障，让始作俑者看到恶政得以坚持的空间，也让人们的挨饿和不幸加剧与延续。
（二）
对志愿者责任的追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上海灾难发生的每一个深层根源。不过，“在暴政下，拒绝还是合作”却是一个历史悠久、年代漫长的命题，这一命题最著名的答案及其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价值的实践，就是“公民抗命”和“不合作运动”。
公民抗命，也称公民不服从，是人们以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来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它通过自觉的、公开的、和平的、象征性的违反非正义法律并有预期的接受对其违法行为的惩罚来激发舆论、警醒大众、鼓动风潮，形成消除不公正的社会态势。公民抗命观念的创立者，1846年因为抗议美墨战争和奴隶制度拒付人头税而被捕入狱的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在1849年发表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说：“难道公民必须将良心交给立法者，自己一分也不留吗？……我们首先必须是人，然后再谈是不是被统治者。……我唯一有权利要尽的义务，是任何时候都做我认为对的事。……法律从不能使人的正直增加丝毫，而由于对法律的尊敬，即使天性善良的人也成了不正义的代理人。宣称‘在墨西哥的战争是错的’、宣称‘强制执行奴隶制度是错的’的那些人将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他们借由缴税而资助了政府这些行动的话。……如果一个法律本身明显不正义，而且制定过程的设计也无法快速消灭这个法律，那么它就不值得尊重——去违反这样的法律吧。……反奴隶制度者应该完全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并且停止缴税，即便可能招致牢狱之灾。……事实上，这就是和平革命”。
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 movement），是圣雄甘地首创和领导、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整整一百年前的印度全国性“躺平”，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非暴力反抗运动。一战结束后，英国对印度统治转趋严厉，甘地对英国政府失去了一切信心，要求被压迫的人民以不合作主义自救，宣布以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抵制英国统治。他号召印度人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职、不购买英货。为了展示抵制英货的决心，甘地还呼吁群众焚烧英国工厂倾销给印度的衣物及公开制盐。甘地通过这种和平消极抵抗的不合作运动，挑战了殖民地的权力结构，动摇了英国统治的基础，使当地殖民政府近乎瘫痪，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新宪法让印度逐渐完全自治。著名的印地语作家、诗人、剧作家和新闻记者拉姆布里克什·贝尼普里说：“当我回想起1921年的不合作时代时，暴风雨的图像就展现在眼前。从我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我目睹了无数运动，但是，我可以断言，没有其他运动能像不合作运动那样颠覆印度社会的基础。从最朴实的小屋到高处，从村庄到城市，到处都是响亮的回声＂。
“公民抗命”和“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相信：被统治者永远是大多数，有被统治者才有统治者；统治者存在于被统治者的基础上、依靠被统治者的存在而生存；统治者无法长期在失去被统治者合作的状态下生存下去，所以不可能完全忽视被统治者的意志——就像甘地说的：“不合作运动使英国人隐藏在各种圈套后面的暴力孤立起来，然后使人看清：单凭这暴力，他们一刻也不能控制住印度”。
与“非暴力不合作”相对的，是革命和改良。革命和改良，一个是要用暴力推翻暴政，一个是想靠合作纾解暴政。两者之间如何选择，除了基于对现存政权是否还可以救药的认识，还取决于对取代现存政权可能性的判断。同样生活在暴政下，古代人可比现代人幸运多了。虽然现代暴政不再把你大卸八块、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割掉鸡巴——不过现代也多了苏俄的雨伞死、放射死、神经毒气死和中国的睡觉死、喝水死、大便死、躲猫猫死——，但也让你望穿秋水、绝望窒息。古代的陈胜可以“斩木为兵”，刘邦杀条得了白化病的蛇、樊崇描描眉毛就能让暴政摇摇欲坠，可在现代你就别作此想了：今天有联合参谋部、有四大军种、有武警部队、有坦克大炮、有巡航导弹、有辽宁号、有无人机，就算到了穷途末路，最后还有原子弹让你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呢。当然，也有不信邪而且运气好的孙中山和信邪但运气更好的叶利钦，前者靠着海外敌对势力甚至忘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吓跑了孤儿寡母、打败了军阀割据，后者没人敢帮忙却没放一枪一弹的摧毁了世界第一军事超级大国、埋葬了铁打政权人民江山万万年。但是，这些都属于特例，大多数现代人只能做康有为和梁启超。而志愿者，就是小号的，或者叫韭菜版的康、梁。
（三）
志愿者或称义工源自19世纪西方国家的宗教慈善服务，特点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本源涵义是基于信念、道义、良知、责任和同情心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贡献时间和精力的人们。但是，在极权、专制国家里，必然是信念扭曲、道德崩塌、道义无存、良知泯灭、同情心沦丧，在结构性、系统性、体制性的暴政下，早已是善恶标准完全颠倒、是非原则根本混肴、价值准绳彻底丧失，同时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或是邪恶理念更是蓄意对全体民众持续的欺骗、操纵和煽动。这种社会生态中的志愿者，能做出什么行为举动可想而知。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逆流中，在日本大东亚战争的狂欢里，在苏联大清洗的严冬下，在中共历次运动的风暴间，多少志愿者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无私奉献出了自己的金钱、财富、智慧、良心、身体、生命和灵魂；而我们，却只目睹了罪行累累和恶迹斑斑，只看到了大奸大恶与平庸的恶。
客观的说，那些大奸大恶和平庸的恶们，本质上并不都是一心一意做恶的天生坏人。德国纳粹信徒强烈渴望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公正秩序的重新确立，为此他们任劳任怨；日本军国主义者真诚决心驱逐白人殖民者、实现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和命运共同体，为此他们义无反顾；即便是早期的共产党人，也并非一律暴徒和凶顽，他们也曾抱着美好的愿望而舍生忘死。除了制度的污蚀和野心家的蛊惑，迷途的理想、歧路的追求、偏执的信念，使自认为在从事一桩伟业、善行和义举的他们，最终穷凶极恶、恶贯满盈。
就在两天前，有一篇短短的博文流传，讲二战期间德战区军工厂工人制造炸弹故意不装炸药的故事，以此告诉人们：当你无法阻挡来自一个强大政权的暴行时，可以选择无声的反抗和拒绝配合。不错，在大部分历史长河里，都不乏始终保持和一直坚守清醒的意识、坚定的意志、独立的人格、高尚的节操、不灭的良知的特立独行、中流砥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群人，像在举国淫威下善待、帮助和拯救了无数犹太人的辛德勒，像不惜违抗军法在战地上枪口抬高一寸的士兵，像虚则与日本占领军周旋委蛇、实则为同胞保境安民的维持会。但是，这一切唯独在中国共产党的治下永远不会发生。
有人形容，上海大难中志愿者的作为，与中国政府在乌克兰人民饱受普京政权屠杀凌辱、涂炭摧残的时候援助500万元的“食品、睡袋和防潮垫”等“人道物资”同出一辙，都属于看见荒村野地里女孩正被歹徒强奸，于是赶紧走过去，递上一块毯子说：“瞧这姑娘的皮肤多白多嫩呀，快垫着点，回头再磨破了！”几十年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坏的是那些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者和“用爱的呓语”麻痹人民的人道主义者，他们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缓和阶级矛盾、延长人民痛苦、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让人民饮鸩止渴的作用。其实，递块毯子的人总比围观凑趣、起哄叫好、意淫邪念、脏手相助的浮荡子弟和拨皮无赖要善良，让人民安乐死总比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落井下石的恶棍要好意。只是，在共产党中国，连这些都可望而不可及。
中国共产党及其僭立的制度和政权，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史无先例、千古未有的：它控制、罗织、渗透、践踏了所有的时间、空间、维度、次元、物质、生命、思想、灵魂和精神，它绝不允许一点一滴的真善美成分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和缝隙，它碾碎、涤荡、清除、灭绝了可能残存的一纤一毫的人性、情感、悲悯。中共制度和政权的本质、内在逻辑与规律，决定了它一切所作所为的动机、目标、方法和结果都指向罪恶。在这个“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制度和政权中，千万不要幻想能够做好事：无论你抱着怎样善良的初衷，结局都必定是一个样，就像污染的土壤和有毒的种子无法结出无害的果实，就像肮脏的水源无法煮出一锅好汤，就像破窗效应里没有一块玻璃可以幸免，就像北岛的诗写的“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
（四）
西安封城期间，有一篇传播很广、影响颇大的文章，题目是《底层的恶》，讲述了那些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称为“低端人口”、游离在社会底层、像草芥和蝼蚁一样生存的普通人，一旦被赋予了管制他人的权力之后表现得是如何的凶残和疯狂。毫无疑问，这些“底层的恶”的人中大部分也都是志愿者。共产党的暴政有着偌大的毒化力量，会让你迅速被它污染、同化，能让你片刻完成“斯坦福实验”，会使你霎那发生“路西法效应”，能将你很快变质变坏的像鲁迅小说中一心护主的奴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比真的主人还更凶狠和傲慢的欺凌、压迫、蔑视和自己同类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共产党的罪恶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和可怕的黑洞，只要稍微靠近，瞬间就会被它裹挟、被它吞噬，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没有人能遁逃、没有人能幸免。1989年“六．四”屠杀后，不到一个月前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北京市民，涌现了出数不清的告密志愿者，把戒严部队举报“暴徒”的电话几乎打爆。三十三年后的另一个超大城市、“魔都”上海的志愿者们，也最终要么不知不觉的成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要么有意无意的成了盼着疫情永远持续的疯狂敛财者，要么积极主动的成了真凶和元凶——别说这些小小无名的志愿者，就是文革中国的天字第一号志愿者周恩来，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和命运。
更何况，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本来就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志愿者。共产党中国里，一切都是官办、所有都是御用、任何都出自组织、全部都属于体制，志愿者也概莫能外。因此，他们必然要服务、效力于当权者，和当局协同作恶。在今天的上海，你不是志愿者，尚且有可能做你心之所想，至少不做你意之所憎；而一朝做了志愿者，你就必须和必然成为政府的爪牙与打手，你就只能按政府的指令行事。而这个政府从它的本性出发只会让你毫不留情的做你不想做的坏事——所有硬隔离、封闭小区、焊死楼门、断绝交通、驱逐住户、禁止回家、清空住宅、打人抓人、野蛮消杀、强行抬走老人、残忍分离母子、肆意践踏人的尊严、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半夜驱赶人群集中隔离、阻止急症患者就医致人死命，等等等等，冲锋在前、首当其冲的都是志愿者。如果你拒绝、抗命，或者临阵脱逃、动摇军心，你就从志愿者变成滋事者了。
在中共的历史上，那些敢于深入虎穴、与虎谋皮、与狼共舞又不愿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者，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或者被淘汰和消灭，或者觉悟回头、急流勇退——前者如胡耀邦、赵紫阳，后者如当年流寇时代的张国焘、黄平、龚楚和今天愤然退出志愿者行列的上海觉醒者。可是，一旦上了像黑社会、像封城中的上海一样许进不许出的共产党的贼船，想下来又谈何容易！文革初期，刘少奇彻底认输，气焰全消、卑躬屈膝的登门恳求毛泽东让他回乡务农、老死蓬蒿而不得，最后终于成为刀俎下的鱼肉和铁蹄下的齑粉。
所以，在暴政中，在极权下，在专制间，在密不透风的罗网里，如果你还有一丝不忍、一线良知、一刻清明，一定要离它们能多远就多远，学做伯夷、叔齐、范蠡、介子推、严子陵，千万不要抱着“叶公超之梦”——上世纪六十年代，叶公超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家里对李敖说，他加入国民党，是希望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救它出来；二十年后，李敖总结说：“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因此李敖得出结论：“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要知道，国民党最多让你腿脚套牢、泥足深陷，而共产党，可是要把你摩顶放踵、生吞活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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