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议中央：邓小平让赵紫阳放胆干，结果戳破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泡泡

何使仁 任先刚

妄议中央，难免针对具体的人。邓小平就是其中具体的一个，他对自己顶上的那个“总设计师”称谓很满意，他曾当过总书记，却不屑于再当什么总书记，于是就当起“总设计师”。当了这个师——毛泽东也很满意自己顶上的“伟大导师”名称，就可以为人师表、指点江山了，比如可以随意更换总书记，从华国锋、胡耀邦到赵紫阳，说上就上，说下就下，他一边让自己提拔的总书记“放手干”，“放胆干”政治体制改革，一边偷窥着，可一旦看到党的大权可能要旁落，马上又是一副嘴脸，前后对照，极尽嘲讽。

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正赶上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在大会报告中提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于是，中南海的智囊班子和写手们就称赵紫阳在报告中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民主监督、公开监督、党内监督，实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问题，被称为“都是金石之言”。邓小平对赵紫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有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可到了89年以后，赵紫阳就成了替罪羊：“由于这场斗争的尖锐、复杂，特别是赵紫阳同志支持动乱、分裂党，一时间，错误的舆论导向无所顾忌，各种离奇的谣言甚嚣尘上，造成斗争的前一阶段局势不明朗。”

其实，赵紫阳怎么分裂了？他是真心想救这个党。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让党转型，成为和平党，不再是专制党、革命党。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把党政分开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然而，这个事情对整个中共极权领导体制来讲，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利好。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共确实是把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党政分开的具体体现之一，是从上到下要做到严格党政分家，党政也要分开行文。中共自称是“执政党”（其实是“枪杆子党”），中共“党的文件”也是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工具，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体现，是各条战线工作的依据和准绳。国家行政机关的文件，主要是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是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书面工具，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强制的力量为后盾的。“为了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党政分家后，党只管党，至于分钱、分物、要编制、要房子、定项目、批条子一类日常事务的处理，应由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如党委越俎代庖，不仅不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久而久之，政府部门的功能作用必将萎缩，势必成了党委的附属品，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无法根治。

中共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大劣势）就是党政不分，一把手说了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如此。而赵紫阳1987年在十三大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就是先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始，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时代人治就不提了。到了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十三大、十四大还是十五大，都讨论过党政分开的问题。但问题是从来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

前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锐指出，“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共的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导致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十三大之后，不但没有党政分开，连宪政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李锐还说，“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中共至今无此立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引自南方报业《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标题是“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该报刊出此文后停刊）

党政分开，其实就是挽救党——走向良性循环，不是恶性循环（恶性肿瘤）。比如党政分开后的形势，从不同的层次来讲，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要由过去的“一元化”领导，转变为监督和保证作用，中央也是如此。省、市、县，至少是县以上这几级党委，还是要对党政军民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核心作用没有变。所以党政分开在这几个层次来说，主要是职能分开。按照中共体制内惯用的说法，就是党政职能分开，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正好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领导作用，而是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但现在党委相当多的领导——政治局常委最多时九个（文革及毛泽东死后），各省省委常务一般在十一个左右，如果党政不分开，这些常委就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忙于日常事务，而对本地区、本行业的一些宏观方面的问题研究不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摆脱不了日常事务，你也没有精力去作好“科学与监督”的文章，去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党政分开，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共党和政权的关系、和人大的关系、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包括工作分工、程序、方法等，如何制度化、规范化。但如果党政不分开，就又回到斯大林、毛泽东的老路。 

毛泽东时代，文革浩劫，人整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整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至“文革”后期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算有了好的“松绑”，中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先吃饱肚子再说。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只要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了。“文革”浩劫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危机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危机。鉴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线，当时集中力量抓经济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无论哪个朝代，长期抓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抓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仍不下决心去改变它，那么，国家的全面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邓小平自己早在1986年11月就提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说明他看到当时政治体制的危机依然存在。一是如果不进行政体改革，阻碍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并危及已取得的成果。用邓小平的原话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二是如果不进行政体改革，权力腐败不可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不能遏制，危及着政权的合法性。用顶替赵紫阳的后任总书记江泽民的话来说，对腐败现象“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三是如果不进行政体改革，使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一旦迸发，破坏社会安定，威胁共产党统治，改革就会陷入重大挫折。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改革比革命更难，谁愿意把权力拱手相让？一边说，不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中国没有出路；一边严防死守，就是中共以一己之私任意堵住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之路，因为如果中国发展了，中共就无路可走了。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者应克复曾在“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一文中说，中共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他是怎样认识权力过分集中的呢？“权力过分集中”是“文革”之后提出的概念。“文革”浩劫实是以“恶”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场启蒙运动。噩梦醒来，痛定思痛，人们才意识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而在此之前的近30年中总是自信地宣称，我们的制度是最优越的，我们的民主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要高出千百倍。“文革”启示人们，为什么在最优越的制度下会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文革”浩劫深刻地暴露了现行政体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是发生“文革”的制度性原因，即邓小平指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浩劫“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权力过分集中，对中共和国家，对所谓的现代化事业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中共权力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中央及其下属机构又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是一个由九千万党员所组成的包括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中央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和权威，是中共党和国家的指挥中心。按民主制的原则，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决策党务大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党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五年一次的大会召开期间才履行其有关的职权；一俟大会结束，这一组织就停止了活动，自然谈不上履行什么权力或产生何种影响了。即使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拟作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往往由党的领导集团（通常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安排。所谓党的中央，具有法律效力的应该是指由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由于中央委员会按常规每年举行一次全会，甚至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也不是一个在京的常设机构，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代表中央的往往是政治局常委了。这样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服从政治局常委；这样党的领导，也就体现在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上。于是，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就高度地集中于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又将臻于高度集中的权力集中于毛一人，重大的问题毛一个人说了算；凡不同意毛的决定者无不受到严厉的惩罚，结果导致了个人专制。

高度集中的权力，必定是高度地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因而是高度危险的权力，这是被当代中国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玩忽职守，决策失误，专横暴虐，扼杀民主，贪污腐化，穷奢极欲，都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所以，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集中的权力愈多，愈不受监督制约，其危险性愈大愈烈。

邓小平自己多次说：“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但后来胡耀邦、赵紫阳都在政治改革中下了台。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是留下一个共产党永久掌权的腐败中国，还是留下一个和平演变但也可能因此让共产党下台的中国呢？结果他选择了前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对政治改革就说得很少了。在他的南巡谈话中，几乎没有提到政治改革，但他也没有收回和改变他对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里他所说的改革，绝不只限于经济改革。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于是就让“权贵资本主义”或“资本―官家主义”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都未能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还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到了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很遥远，因为中共敌视政治体制改革，敌视宪政和公民社会，敌视权力相互监督。对于中共而言，极其害怕因政治体制改革而下台，因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根基必须建立，全民公决机制必须启动运行，民意必须成为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任何代议机构的代表及行政首领必须由普选产生，所有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官吏必须全部置于阳光下，一切公共职位必须平等地向全体国民开放，任期制必须贯彻始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罪恶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如此，就是要了中共的命。有了一个多元化政治和多元化社会，中国还需要留一个祸国殃民的中共吗？（“妄议中央”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