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9)

王庆民

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他国的对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成色、比例有无比世界各大国平均程度高呢？

    中韩两国在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荼毒方面，有着很相似的历史，两国对日本侵略历史、如今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态度的对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经提及了中共政权对日本侵华放弃追责和索赔，以及为利益淡化历史、拒绝反制日本扩军、解禁战后一系列限制等行为，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时鼓动民众反日，也是一种典型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诚意、不惜代价的声讨日本右翼政权。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都会不同程度压制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拘捕声讨日本罪行和保钓人士。这些与韩国近些年激烈谴责日本战争罪行、不断在韩日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宣传、强烈谴责日本的扩军和破坏战后体系行为对比鲜明（当然，如今中共的对日态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韩国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的亲日行为）。

    除了同受日本军国主义极大戕害的韩国，与中国的人口、国际地位、发展潜力颇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对比的对象。

    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也的确是民主制国家）”的印度，其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主义都很强烈。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建国不久就说过“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尼赫鲁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女儿、国大党的英·甘地，还是人民党的瓦杰帕伊）均遵从了他的方略。在南亚，印度自建国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锡金、及克什米尔大部，严厉镇压如印度东北七邦（原属缅甸）和旁遮普邦的锡克人的反抗、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独立运动，也对左翼的工农武装进行镇压。在大肆吞并拒绝臣服地区方面，德里明显要比北京强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选举，但是并不允许主张分裂的政党参与选举。而对宿敌巴基斯坦，更是发动多次大规模战争，肢解和极大削弱了巴基斯坦（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并干涉尼泊尔与斯里兰卡，控制不丹，称霸南亚。

    在南亚以外，印度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领导者，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与中国长期争霸，还侵占了中国藏南地区。在军事上，印度不仅不顾国际反对进行核试验和储备核武（对如此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制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居然是“五常”中反应最弱的，而很明显印度核武最大威胁对象恰恰是中国而非美俄英法），还不惜血本从美俄欧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并研制威胁中国全境、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系列导弹。而在印度对外赤裸裸干涉内政乃至控制外国时，中共政权则是在迁就他国、放弃利益，连对“盟友”朝鲜都丧失控制，而对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为统治而怎样的妥协退让了。

    而印度人民党执政又尤其莫迪成为印度总理后，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更是甚嚣尘上（莫迪本身就是极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党统治集团，均有浓厚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色彩）。而在中印关系上，莫迪也采取强硬态度。例如中印洞朗对峙和印度在克什米尔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动作，以及莫迪在国内对印度教教派主义的鼓吹，都是公开而明显的。中国的《环球时报》被称为“民族主义报纸”，而印度最大的两份全国性报纸《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报》，以及NDTV（新德里电视台）同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领土、宗教等涉民族主义问题上鼓噪。当然，与中国官媒不同，印度媒体受官方影响明显较中国低，不是政权随意操纵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恰恰反应了其民族主义的自发性和深厚性。在印度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印度民族主义声音非常猖獗，远比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进攻性和影响力，随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言论，尤其对巴基斯坦及巴国领袖和民众的谩骂、威胁、挑衅。当然，在中印竞争与冲突上，多数印度国民同样持强硬态度。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印度民族主义的调门、行动、影响，都明显超过了中国。

    有人说，印度是民主政体，而中国是专制政体，所以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的政权，国家利益、国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坚决维护的，与体制无关。中共政权在许多时候恰恰是在妥协、出卖国家和国民利益，例如对印尼屠杀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冷漠以待，对俄罗斯政府欺压中国侨民尤其商人，选择不闻不问。此外，我前面也列举了中国在众多涉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民族历史等各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的软弱妥协。所以，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其在民族主义领域“不配其位”的原因并非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执政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利益，甚至许多时候是拼命打压民族主义以换得政权得到外国支持的，也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了印度，如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宾、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许多国家中（而且其中多数是民主体制国家），当今的民族主义都很兴盛，民族认同都远超过作为“世界公民”的认同。其中有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已经跻身为主流力量。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比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相对较弱，还受到中共政权的强烈抑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国家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兴盛的具体表现及其本质，就不在此一一列举和分析了。但有一定国际常识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向，包括民族主义方面的风向和事例，都会有耳闻目睹，相关新闻和专业评述也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民族主义兴盛（其实美国的种族主义很强，种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具威胁性），但与中国一样有许多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有些还甚是强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讲到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学生即参与升旗仪式和国庆活动，爱国主义在美国教育的许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岁的小孩子就能够认识重要省区的轮廓和建立年份；美国学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国家内容的“公民宣誓”；美加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系统完整、由浅入深；两国关于纪念为国家牺牲者的纪念日、歌曲、诗篇不胜枚举……

    当然又会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我的回答和关于中印对比的一样，无论什么体制，都应该爱国，而且爱国和爱党是两码事。难道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爱国的权利？爱国就是民族主义？而许多自由派（尤其亲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鲁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讽刺描述一下：“美国/日本不是中国……爱国……民主国家的爱国，能算民族主义吗？”难道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心态吗？还有，爱国和爱政权也是两码事。而具体如何爱国、爱国的目的、价值、导向的方向，同样可以更多研究探讨（洗脑式爱国我当然反对，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爱国的人）。我们应该反对借“爱国主义”之名，行灌输忠君思想、维护专制之实。但爱国本身没有错，宣扬爱国主义、推动爱国教育，不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从培养实质的爱国感情看，欧美国家的培养更细致、更实在，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虚浮，行礼如仪。这样的“爱国主义”，可能培养出民族主义者吗？

（3）包括习近平集团在内的中共政权打压民族主义思想、言论、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

    中共政权对民族主义的打压，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普遍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会促进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

    现在许多人尤其亲美日英港台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对立起来，认为民族主义阻碍了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视野狭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后推动“爱国主义”，的确有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目的，并以“爱国主义”取代自由民主，作为官方向民间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的确是排斥民主主义的。

    但如果更加细致的观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操纵的官方及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半官方行动，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义目的，且会控制其波及范围、国内外影响，“见‘好’就收”，并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而不会放任民众为所欲为（有时看似放纵，其实也是另一种操纵）。例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其主要导向就是对抗西方，煽动民众对欧美的仇视情绪，但在实际追责（例如使馆被炸和军机坠毁）上却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反日声浪高涨时，中共也会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如派“海警”、“海监”船等非正规军力量到钓鱼岛巡航。但对于民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无论是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红客”，还是线下的保钓组织，一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现在的更强化的打压。总体上来说，中共对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都是明显以管控、约束、压制为主。

    那么中共为何对似乎有利于其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百般打压呢？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公共意识的勃发，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情感的积淀，也会增强人的正义感，让人民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虽然较国际主义有排他性，但所“排”的“它”主要是外国和其他民族（当然我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无故或过度伤害，但我赞同本民族对外民族进行自卫反击和合情合理且适度的追责），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质相同的非民族主义者更加具有对国家和民族内部陌生人、公共社会的责任感，更富于同情心与义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团结与大局观念，铸就为他人和社会奉献和牺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识又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公民社会自然不仅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维权运动、平权运动，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批判与改革。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公民社会雏形的一种亚形态。而这些，也会催生公民团体乃至民间带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出现。而这一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独裁政权所惧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义会促使人民公共意识、公民责任感的增强。而有组织化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很可能也很有条件转向民主主义诉求的。有时，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意识会同时觉醒，并相互促进和强化，引发革命的风暴。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就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追求民族独立（对内反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对外反帝反殖）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创立民国”）、实行民主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平均地权”），可谓不可分割。而为达成“三民主义”成立的同盟会，其成员往往是既有反满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为同盟会前身的一部分的华兴会、光复会，原本对民主和民生不甚关心（具体说华兴会还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因此也被称为“二民主义”），光复会则只支持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被称为“一民主义”）），反满兴汉才是第一目标。但后来，由主张“三民主义”的兴中会主导成立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原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也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动革命、富强国家的目标。

     当民间的民族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且形成固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联络和松散的合作），就为民主运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当专制政权无法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时，后者就会更加转向推动民主的运动，希望掌握权力和得到权利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而且，当社会有了关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关心本国、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人民，这些人民也会日益受到公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义诉求转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实上，这早已发生过。一战和二战后，许多新的国家（如东欧、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各区域）纷纷独立，在独立前的斗争中，就是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民主政治列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一不可）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功，例如一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二战后的非洲近半国家、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还有许多国家独立后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独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歇，而参与者大多也是当年追求民族独立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义，尤其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和行动，虽然与追求自由民主有一定的冲突（例如“救亡压倒启蒙”），但二者有时也（有时候则是“更”）具有一致性。当人民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自然也会将给本国人民以尊严与权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成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标。当人们不再“自扫门前雪”，而是将视野拓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同胞的民生疾苦、为社会的不公义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间有了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化力量，转化为了推翻独裁专制的目标，那独裁统治必然在这些舍己为人、舍利取义的仁人志士打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走向垮台了。而中共，又怎么可能不惧怕那些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民族主义者呢？中共又如何会容忍民间以民族主义为纽带、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建立和壮大呢？

    因此，中共虽然会利用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但对民族主义的控制、约束是非常强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义”可以鼓噪，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反而会被压制、排挤。官方需要的是民众“临时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出于正义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体力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归根结底，中共对民族主义的防范、打压，远多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鼓动。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国才更愿意让中共继续执政而非推动中国民主化，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主的中国，爱国主义会理直气壮，民族情感会发自肺腑。那时，日本的战争罪行会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对纳粹刽子手那样），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也将被中国军民扑灭；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会面临不再为统治而低头让利的中国的挑战，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行“美国优先”保护美国特权之实。相应的，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与逼使中国为联俄制美出卖利益等行为，到时也变得难以得逞；印度将面临一个理直气壮的民主中国捍卫领土，它也不再能以专制中国为挡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招牌在南亚大行吞并、侵略、压迫和霸权却乏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