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論與反啟蒙的蘿蔓諦科運動第三次漲潮【下】

——淺析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的左右論

仲維光

概述：

左右論不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語言方式。本文上部從認識論基礎上辨析了左右論是二元的西方文化思想一元化的獨特產物；從政治思想史上揭示了它是一神論的基督教思想在世俗政治事物的應用結果，是意識形態必然會使用的語言判斷；從文化史上指出它直接產生於十八世紀末期的反動於啟蒙運動的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

本文下部描述揭示了白左論是貫穿於西方文化政治思想史的古希臘和羅馬宗教文化的兩種傾向，朝向二元理性的啟蒙與堅持一元歸一的基督教的兩種近代運動對抗中發生發展的結果；是二百年前發生的對於古希臘，對於啟蒙的反動運動——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三次漲潮的標誌性符號。它涉及的是封閉還是開放，排他還是寬容，一統還是大同，這一人類是否能共存的根本性問題。

目錄：【下】

五.產生左右論的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一世紀的宗教性反動

1.滑向倒退的勝利——一九八九東歐集團的崩潰

2.基督教國家在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戰亂及紛爭百年來第二次複製

3.基督教社會固有的排他問題、族群問題及難民問題

六.作為Romantik-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直接結果的“白左論”辨析

1.白左論的發生、發展

2.當代“白左論”合唱團的構成

3.被攻擊的“白左內容”的變化

4.白左、大同、“一統-大統”及東西方文化思想問題

七.結語

【下】

五.產生左右論的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一世紀的宗教性反動

1.滑向倒退的勝利——一九八九東歐集團的崩潰

2.基督教國家在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戰亂及紛爭百年來第二次複製

3.基督教社會固有的排他問題、族群問題及難民問題

1.滑向倒退的勝利——一九八九東歐集團的崩潰

左右論的使用及範圍與文化思想及政治密切相關。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近代化和對近代化反動的宗教性運動的撞擊帶來的文化思想及政治形勢，造成了左右論的發生及發展；二十世紀初期替代基督教的塵世宗教思想及其政治——極權主義運動到達的高潮，釀成了左右論的樂土及塵世源泉，並且致使左右論迅速氾濫且越演越烈。而這就使得一九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所帶來的文化思想及政治的巨大變動——所謂冷戰的結束，一定會影響到左右論的使用！當然，這一影響到左右論使用的也依然肯定如此前一樣，是根本的文化思想及政治形勢使然。

歷史是偶然的，對於一件事情的不同的態度及看法，以及不同的人及群體的看法及行為，會帶來不同的歷史走向。一九八九年後及二十一世紀最初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走向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前所述，決定左右論使用的思想基礎是建立在一元化思想系統的兩分法，非黑即白的判斷方式。這種文化思想方式不僅是基督教帶給西方社會的，而且在中世紀的政教合一中得到第一次充分展開，在後來的世俗化中以觀念主義及意識形態在世俗社會中獲得變體重生，並且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的世俗化的政教合一中得到第二次充分展開。為此，決定八九年後左右論，即兩分法思想的發展狀況如何的，肯定是取決於對於過去的宗教性的文化思想的看法，對於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等的世俗文化思想及政治問題的看法，並且被伴隨其的政治形勢所決定。對此，西方社會再次亦如文藝復興後的所有事情一樣，面臨兩種不同傾向的看法，一個是八九年的變化又一次讓歐洲面臨關鍵性的過渡性的階段，開放還是封閉。普適民主已經獲得了可以更為深刻地重新檢視自己，拓寬自己的機會，普適民主曾經在大戰前後，在冷戰時期經歷及面臨過哪些問題，有哪些教訓？另外一個則是，已經到達了目的；勝利或者說到達目的意味著歐洲傳統獲得了絕對性的勝利，歐洲文化——當然是基督教文化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絕對正確，正在走向一統天下的絕對性勝利。

在前者就是曾經的自由主義者，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啟蒙主義的繼承人的各類知識人及藝術家，他們在歐洲創辦了《過渡》雜誌討論這些問題。在後者則是福山及杭亭頓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分子、政客、各類保守的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及變體宗教團體。

福山放肆地重複黑格爾的觀念論，以及來自基督教的人類追求的終點——天國論。福山歷史的終結的思想基礎即是，在八九年歷史在西方的發展中已經顯現出終點、目標。歐洲為人類社會提供了楷模。

福山在八九年後提出這樣的想法，並且立即在社會上造成相當的影響，應該說是匪夷所思。因為黑格爾的一元化發展觀，二百年來遭到不斷地辯駁，而歐洲中心主義，在歐洲已經成為一個無人敢公開認同的主張，但是福山及其言論竟然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長驅直入，好像過去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至於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東西方衝突論，則同樣是十九世紀初期，宗教性羅馬式的反動——蘿蔓諦科運動初起時產生的各類替代基督教神學，以及建立在封閉的民族、國家、地區及文化觀念上的意識形態及政治運動的翻版。

照理說，經歷了文藝復興的覺醒以及啟蒙後，且已經認識到普適價值及開放多元問題的西方不應該如此輕易地顯示出傲慢及排他性來。然而不知是否是由於八九年冷戰的結束來得太突然，無論杭亭頓還是那些政客、商人，所顯示出來的都是突然的不假探討、思索的膨脹！這個膨脹再次直接激發了從公元四百年開始到二十世紀為止，沉積在西方文化深層的那種一元論的宗教及宗教性的思想意識，那類文化的活力，即以西方，以某些人及團體自己為標準的非黑即白——封閉的自以為是的二分法思想及政策的繁榮。

對於這種反動性的反應，如果從十八世紀算，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十八世紀末期，作為啟蒙反動的蘿蔓諦科運動興起；

第二次是二十世紀初期，作為蘿蔓諦科運動的直接果實的極權主義國家在歐洲的繁榮；

第三次就是二十一世紀，我們正在經歷的最初的四分之一個世紀時期。

2.基督教國家在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戰亂及紛爭百年來第二次複製

一九八九年後的歐洲、西方乃至世界，幾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思想和政治、社會的發展走向及形勢上都和十九世紀初期，和二十世紀初期類似，至多是在形式上稍微有所不同——有了現代物質基礎上的自己的形式，以及換了一代新人。然而，所謂新一代的這類人卻在性格及教養上，在表現及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及事件上竟然可說是毫無新意，和百年前，乃至二百年前非常相似。八九年在歐洲經歷的所謂勝利帶來的竟然是重複歐洲社會過去的歷史——那獨屬於歐洲的歷史及政治問題，戰亂與衝突問題！

首先是各類的民族問題、地區問題，即不同族群問題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如在解體後的前蘇聯地區，南斯拉夫地區。在這些地區再次發生了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規模的因為信仰、種族不同而有過的族群滅絕。

據維基記述，在前南斯拉夫地區十年間發生的大規模戰爭有：十日战争（1991），克罗地亚独立战争（1991–1995），波斯尼亚战争（1992–1995），科索沃战争（1998–1999），普雷舍沃河谷的叛乱活动（1999年至2001年），马其顿共和国的叛乱（2001）。死亡人數十三、四萬，二百四十萬流亡難民，二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所涉及的大規模的罪行有種族滅絕，民族清洗及大規模的燒殺搶掠強姦。

在前蘇聯地區同樣是民族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地區問題，以及和俄國的關係問題戰亂不斷。例如，兩次激烈化的車臣戰爭（1994–96；1999–2009），達吉斯坦戰爭（1999），北高加索地區的叛亂活動（2009-2017年），喬治亞（1989）南奧塞梯戰爭（1991–92），格魯吉亞內戰（1991–93）阿布哈茲-格魯吉亞衝突（1989年至今），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2008），以及2014的圍繞克里米亞問題且持續到今天還在擴大的俄烏戰爭。這些戰爭都不僅有歷史性的根源，而且更浸透了蘿蔓諦科運動後帶來的基督教文化社會所獨有的近代意識形態及其意識形態化的問題。

其次是圍繞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以及涉及西方及中東乃至遠東很多國家的兩次伊拉克戰爭。這三個涉及基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及國家關係的事件，同樣既有歷史性的文化根源，關係到源於亞伯拉罕的三個宗教之間的千年恩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原教旨主義間的關係，也涉及到對於近代化帶來的世俗化而激發的在歐洲社會已經成為傳統的“宗教性的反動”——政治化的宗教問題，并且同樣也涉及到此前我們所說過的各類帶有西方宗教色彩及特性的意識形態問題。其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化，宗教政治化、世俗化，以及各類從根本上帶有基督教特質，如原罪、救贖、天國、選民傾向所謂新宗教，在所有西方影響到達的社會及地區，幾乎是繼續且不過是再次放大了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所發生的那類現象及結果。這些問題，在現代化後的現代社會，由於交通發達，還帶來了具有最新特色的更大規模及範圍的難民問題。這就是，在地球上的人都成了鄰居，在獨特的西化“經濟運轉機制”中的“後基督教社會”——西方文化的新舊，或者說古希臘和羅馬後的歐洲社會的文化衝突交替中，大跨度、大規模的難民問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問題之一。

3.基督教社會固有的排他問題、族群問題及“難民問題”

從進入二十一世紀開始，歐洲及西方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繼續且擴大了九十年代的各種問題，即由於宗教及意識形態問題帶來的族群及地區問題，恐怖主義和戰爭問題，以及西方國家誰也迴避不了的難民問題！

對待難民問題，對待不同族群的態度問題在西方引起的衝突和對抗，可謂是典型的近代化為歐洲帶來的對於寬容的要求及實施，以及由此產生的普世價值，和歐洲傳統的“一神獨大”、“一個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獨尊，“一個族群是上帝的選民”、并“代表了真理”所產生的衝突的當代具體表現！

反觀一部基督教發生、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難民問題可謂是獨屬於西方宗教文化的典型且直接產物！

由於宗教問題的分歧及對抗，以及宗教與世俗政權的關係及對它和族群問題的影響，在歐洲社會不斷地引起各類宗教戰爭、政治對抗，并導致社會劇烈動蕩乃至難民潮，亦可以說是歐洲歷史的一個特色。據梯利的哲學史教科書說，啟蒙呼籲的寬容是“直接針對”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發生的長期的宗教戰爭而產生的。這個特點自然在對於作為近代化及寬容而進行反動的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中普遍並且持續地存在。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因為意識形態、觀念問題、宗教問題、種族及國家地區問題、制度形式問題，戰爭不斷；進入二十世紀，則立即爆發了更大規模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三個極為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這種不同性質及規模的戰爭，以及不同性質、規模的族群，種族、階級及信仰問題的滅絕而產生的災難，幾乎可以說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只有在很短的時期內曾經處於相對平靜。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一九八九年東歐集團的崩潰卻竟然沒有帶來人們得以能夠清理這些問題的“清醒反思”，卻讓歐洲及西方喜出望外地以為西方文化及社會，乃至“人種”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並且使得本來的原教旨思想——曾經為歐洲及西方帶來各類問題的那類“文化及政治”，突然得到更放肆地膨脹，並且暢通無阻地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歐洲及美國等西方，從而再次擴大版地複製經歷了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現象。從宗教要求到種族地區要求，從肆無忌憚地要求國家第一、地區第一、族群第一，到舊有的窮兵黷武及修墻，乃至肆無忌憚地用恫嚇乃至戰爭對不同性質的國家進行制裁！從布什、川普到普京，從美國到中東再到今天的烏克蘭。這使得各類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右翼的興起、發展，並且采用各種直接對抗普適及寬容價值的要求及口號，被政客、政黨及宗教團體肆無忌憚地宣揚且實施。

回顧歷史，所有二十一世紀初期在歐洲——西方顯示出的上述各種現象及思潮都不是新的！

傲慢自大的一神論文化，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表現是赤裸裸的對原住民的屠殺和掠奪；在十九世紀是野蠻貪婪的殖民及殖民地壓榨；在二十世紀則是極權及對不同地區的國家的強勢剝削乃至操縱剝奪。

世界這種性質的互動，即如阿隆所說，對於弱勢地區的民眾造成了災難性甚至滅絕、毀滅性的損害。地區性的貧困、混亂乃至種族滅絕是早期中期的結果。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現代技術的發展，被剝削的民眾的反應也從奴隸到殖民，再到流民與被歧視的外籍勞力，最後具有了現代化給他們帶來的獨特結果——合法及非法的被歧視的移民，以及逃生的難民。這一特點在二次大戰後，伴隨現代技術及物質的發展，越來越突出。

由於難民問題與歐洲歷史上的社會動亂問題的原因類似，是“歐洲文化固有的排他性”造成的，因此，這種由於信仰、思想、民族、地區造成的衝突帶來的難民問題，繼續又激發加劇了西方各國的產生這種衝突的排他的宗教性傾向的思想及族群的更強烈的反動。為此，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四分之一世紀，西方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各類所謂極右翼，即帶有濃厚基督教文化及思想特色，強烈的一元化排他傾向的思想及群體的影響急劇地膨脹。在英國、奧地利、德國、法國以及東歐匈牙利、捷克等很多國家，最後到美國的川普及其擁躉。

至此，西方帶有各種基督教色彩的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分子、政客乃至商人的匯合，造成了十八世紀末發生的宗教性對於現代化的反彈，在二百年後的第三次高潮。

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新形勢下，兩分法——左右論方式的判斷問題，已經具有了類似於產生它的十八世紀末葉，氾濫它的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切再次更大規模氾濫的類似的文化及社會條件，而它在思想及社會形勢上面臨的新形勢，則為“白左論”的風行提供了最好的可能。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大約十幾年前，始於西方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性團體及媒體所慣於使用的二分法稱謂——指謂不同於他們傾向的西人為“白左”，在地域上的冷戰結束後，在全世界被交通、經濟乃至紛亂的政治及戰爭融合為一體后的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重新集合了各種具有一元化思想，各類意識形態分子及團體，氾濫了“白左”的使用，並且使得它在很多領域中成為對抗另外一種傾向——近代及啟蒙傾向的西方社會的符號性說法。

六.作為Romantik-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直接結果的“白左論”辨析

1.白左論的發生、發展

2.當代“白左論”合唱團的構成

3.被攻擊的“白左內容”的變化

4.白左、大同、“一統-大統”及東西方文化思想問題

“白左”這一指謂，在西方學界、思想界很少使用。在冷戰時期，由於共產黨國家集團的存在及輸出，“東方左派、西方左派”的指謂，在政治學中，研究共產黨國家以及西方的一部分受他們影響及資助的知識群體的時候，曾經成為一個專門題目（Eastern Left, Western Left: Totalitarianism, Freedom and Democracy Hardcover，1986， edition and  Autor：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Polity Press）。但是隨著冷戰結束，它失去了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意義，一度只是在極其特殊、狹窄的情況下偶然使用。然而，由於具有福山及杭亭頓傾向的思想在社會及政治領域中的氾濫所引起的各國社會及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變化，最近十年它在西方的一些群體及在共產黨社會的意識形態中鹹魚翻身，且逐漸開始流行。

儘管如此，白左論這一指謂，對我來說，無論從我認同並且正在使用的西方學術思想——二元論帶來的知識論的辨析方法，還是中國式的方法——對於做人的倫理要求及探究；無論從我認同的源自西方的近代化——開放的傾向，還是從我遵循的中國文化傾向——人要內化、修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都不會，甚至可說拒斥使用dichotomy，二分法，即非黑即白的方法，以及其直接產生的所謂“白左論”。

在這裡我必須要再次強調一次，二分法是古往今來的西方思想中，對人及其社會最具負面影響的思想方法。鑒於揭示它的重要性，在我看，有必要較為詳盡地從思想史的不同角度，再次概括描述一下白左論及使用它的人的特點。

1.白左論的發生、發展：

在本文開始處，我們曾經明確地指出，左右論不是中國文化中的術語。現在，在經過了前述對於西方思想史的描述及辨析後，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左右論”是西方文化思想史的一個獨有的特殊結果。“白左論”的說法，使這個二分法再次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在某一部分人中，某一社會範圍內蔓延、氾濫。而這一次它的出現及傳播，由於政治及社會形勢，亦可謂是水到渠成、風來帆速。

白左論在思想史上的軌跡有必要在具體描述它之前再次概述如下：

如左右論一樣，一元化思想體系、真理論是白左論的思想基礎，而這個一元化則是西方固有的二元論的認識論的產物。

一元化思想在古代希臘只是眾多的思想方法中的一種，是對人的知識的一種看法，在古希臘並沒有這種體系性學說的地位。但是這種對於觀念和本體之間關係的看法，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它的樂園，實現了它的絕對要求，為此它把二分法——信與不信強加給了人和社會。

伴隨文藝復興，人的覺醒及政教分離，宗教的退出，在世俗化的社會中，一元化的思想及要求的伴隨宗教性對於文藝復興的反彈再次復活，并在思想上產生了世俗學說及各種意識形態，在政治上的絕對要求則帶來了“左右論”的判斷。為此，二分法在世俗的極權主義社會又一次找到了它的世俗樂土，也再次實現了它的絕對要求——用左右站隊問題，非黑即白地判斷對錯。

左右論判斷甚至在二十世紀在國際上造成了的兩大陣營，導致一種以這種判斷為基礎的冷戰。

一九八九年，伴隨左右論世俗樂土的崩潰，左右論失去了它占主導地位的樂土，但是它並沒有消失，相反由於在後基督教社會中，在帶有強烈宗教性傾向及思維的勢力在西方一些國家，如美國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再次使得宗教性的絕對化要求在現代化國家中蔓延。這個要求同時吸引且激活、助長了各種意思形態及其分子，各類變體宗教的活力及要求。為此，伴隨着政治及社會問題的加劇及動蕩，各種具有封閉傾向的團體形成了一個對抗寬容及多元的統一體，而出現了“白左論”一說。

它的出現及蔓延讓我們看到：“二分法”——從宗教上的信與不信到世俗社會的左右論，再到以論帶史的意識形態化的紅與黑（對資本主義与共產主義的態度），最後到達今天的白左論，發生於二百年前的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運動，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漲潮退潮之後，再次到達了又一個相對高潮。

2.當代“白左論”合唱團的構成：

即使是在眼下，白左論在啟蒙的故鄉歐洲，無論在媒體還是學界都依然不是一個經常使用的指謂，最多使用它的是在美國社會中——這是一個奇怪的且值得思索辨析的現象！

仔細觀察近年來白左論的產生發展及時下演繹“白左論”這一旋律的“樂團”，我們看到它的來源及組成主要是以下幾個：

A.它產生於美國帶有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傾向的宗教團體及其媒體。這個稱謂在他們那裡指的是西方人中那些遠離基督教宗教及原始神學的，在社會中追求人間公正的那批人，追求精神和思想的無束縛，追求平等的那批人。如此使用這種判斷的那些個人及團體的核心是“基督教”，是西式的“宗教”（Religion），白左，則由於其“非宗教性”而被置於審判臺上。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由於一神論及其隨之而來的“上帝選民”思想，基督教教會式的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是：它是一個僵硬嚴格的“等級社會”！在文藝復興前，等級社會是西方社會最重要的特質，這造成了脫胎於它的近代西方社會、以及還延續於它的後基督教社會，“平等”、“正義”問題是一個遠比在中國傳統社會更為重要、根本性的題目！“白左”的產生，其實是西方社會自己固有的問題所激發出來的。現在宗教原教旨主義者，要消滅自己的思想及社會產生的問題，一定是徒勞無功。這樣的反動甚至一定會使得要求平等與正義，要求開放及普適的聲音，在西方越來越普遍！

B.白左論的提出，立即受到其它那些“與被這個口號審判的人對立”的個人和群體的歡迎。這些個人和群體，具有和上述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性實體類似的特點——排他、封閉，反對多元！而這就讓我們看到，具有各類一元化思想的意識形態分子，觀念主義者及其團體，都具有這樣的傾向，他們天生地就會不約而同地來使用這個稱謂。在這方面的代表是，西方中心主義者，西方文化至上者，白人至上者，以及美國第一等國家主義、地域主義者們。總之，凡是受到歐洲人自己產生的近代普世價值抵制的各類觀念主義者，都一定會自覺不自覺地倒向白左論。

C.毋庸置疑，凡是具有宗教性的封閉特點，具有基督教的這種原罪、天國、救贖、選民式的內容及結構的信仰團體，也一定會和意識形態團體一樣，天生地具有接受白左論的基礎，一定會毫無障礙地進入這個樂團。

研究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社會中，在近代政教分離後的十九世紀產生過形形色色的基督教變體變形宗教，替代宗教，而這個傾向及形式也蔓延到世界各地。在東方它甚至以一些東方的面目出現，但是究其根本，它其實就是“變體基督教”，這樣的團體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一定是最自然地使用白左論的群體。例如，十九世紀中國的太平天國，二十世紀日本的新宗教，以及時下中國的法輪功等。這類團體的思想基礎及內容決定了，在他們的視野範圍之內，除了白左論，他們沒有其它的話語方式可以使用。

D.在白左論的合唱中，天生就屬於這個合唱團的第四類人是來自以及和極權主義國家有各類密切關係的人及團體。

極權主義共產黨政權及社會同樣沒有因為八九年的變化而有任何本質的變化，凡是依然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也依然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由於它們依然是由一元化的真理部意識形態及政黨統治，因此也依然是最極端的二分法使用的天堂；受到那個國度的教育而沒有自覺地重構自己思想及語言方式的人，自然也依然是擁有一個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大腦。

帶著極權主義社會的氣味的這些人，天生地可以不經大腦地接受白左論的說法，这首先是因為徹底意識形態化必然導致的二分法思想。

其次，也由於白左論直接攻擊的是西方社會中推崇寬容、開放，推崇具體問題具體研究的方法的媒體、學者、藝術家及政治人物，因此對於這一部分人——追求普世價值、正義的那批西人，無論他們持什麼觀點——批評西方還是肯定西方，都一定是共產黨國家的對手，一定是“與極權主義國家有密切關係”的人及團體否定及攻擊的對象。這一點在華人社會中極為顯著，所以在美國形成了一批狂熱的黃川粉。這一批黃川粉中既有像冷戰時期那樣，由共產黨政府直接資助支持操縱的個人及團體，也有以為自己到了西方，或皈依了基督教就是“高等華人”者，亦有過去的各類具有狂熱的歷史使命感的所謂紅衛兵。

審視這四部分人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和諧且能共鳴的合唱團，可以發現這四種人的有著相同的基調和思想：

A.共同一元論教條基礎，共同的思想源泉；

B.共同的歷史根源：十九世紀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即反啟蒙的帶有不同色彩及性質的宗教性的思想；

C.共同的語言文化特性，即或是直接的宗教語言，亦或是帶有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具體說就是奧威爾對於新話、新思維，對於不斷地萎縮的某種英語趨勢的所揭示的傾向。

這幾種基調的共同特點是：簡單化、極化思想；極端化、撕裂文化、社會及族群的傾向；以及以意識形態、宗教或思想信仰替代價值以及政策的討論。它導致這幾種傾向都回歸到最根本、最普遍性的基礎上——一元化的思想方法，即宗教上的二分法和意識形態的二分法，及其使用者合二而一。

到此為止，原教旨主義的教徒和各類真理部，褐色、黑色和紅色的子弟，即曾經的納粹種族主義者，法西斯國家主義分子及黨國培養的各類大腦萎縮成只有政治及黑白的紅衛兵們，各種具有封閉、排他，自以為自己代表了真理傾向的實體，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在Romantik潮流的第三次漲潮中，重新走到了一起。

3.被攻擊的“白左內容”的變化

A.左右論在歐洲、西方社會出現二百年來，在同一個二分法下，對於“左”方的指謂並沒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定義，相反它伴隨社會文化及政治形勢的變化，地區的不同，“左”指謂的內容也不同。在最早法國大革命出現時，它指的是議會中坐在左邊的激進派議員，其後在歐洲隨之而來的是在政治上受法國影響，支持或傾向法國的人士及團體。再其後，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則由於各類替代基督教的位置的觀念主義思想——意識形態的出現，傾向於用所謂革命建立一個新歐洲的觀念論者，意識形態，自譽為“左派”，例如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後的各類共產主義分子。這樣的以意識形態的性質為標誌的對於左右的區分貫穿於十九世紀。

在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左派這一稱謂，對於信仰這種性質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分子自己來說是美譽。但是，即如“我是基督教教徒”對於信仰宗教的一些人是美譽，但對不信教的人來說，教徒不意味著是美譽，卻也不意味著是毀譽。類似於此，對於拒絕那種性質的意識形態者來說，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左派不意味著混蛋。這說明左派的使用非黑即白的價值性判斷，更多地是那些使用二分法的意識形態分子自己；對嗜好二分法的人來說，左右的意蘊就是區分出和他們不一樣“異己”——黨內異己、階級異己、種族異己、教會中的異己……！這一特點至今依然如此！

B.進入二十世紀左右論，在歐洲社會對於左的指謂的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當然不是因為二分法思想有了改變或者畸變，而是因為政治及文化社會的形勢的改變，這個形勢的改變帶來了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我們所說的這個形勢的變化，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世紀就是——人類第一次在世俗觀念基礎上，建立了以二分法為統治思想，判斷是非標準的國家——極權主義國家！

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經過了百年的發展變化後，各種不同的基督教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終於在二十世紀初期，形成了自己的實體。首先是俄國、其次是意大利及德國，從共產黨到法西斯再到納粹，歐洲人在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基礎上建立了極權主義國家，並且發展蔓延。

世俗的政教合一的極權主義國家的發生發展，使得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及基督教文化思想的世俗化，如此前的基督教文化思想有了教會、教廷、教權後的傳播一樣，帶來了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形式及形勢。這就造成了左右論的指謂，以極權主義國家為中心，成為支持、操縱及傳播的淵泉，向歐洲及世界各地傳播。

到一九八九年為止，二十世紀的左右論中沒有“白左”的指謂，只有“東方左派”和“西方左派”。在共產黨國家或者法西斯及納粹國家中，左派的內容由極權主義統治者定義，這個定義因政治及領導人的秉性隨時會有變化。在西方，西方左派則基本上指的是那些和共產黨國家有著血脈聯繫的人。那些和共產黨國家沒有政治及經濟聯繫的人，即便是具有類似的思想傾向，一般也不會被歸入左派陣營。

冷戰時期的左派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們反西方，反資本主義，所謂“支持民族獨立”等，然而他們所有的口號都有一個思想前提或基礎，那就是一定和共產黨國家的極權主義統治者一樣，拒絕談普世價值，拒絕不分傾向的思想及言論自由——拒絕對一切人的公正；他們一定是要消滅不同於他們的那一部分人，毀滅某類現存的文化社會！

冷戰時期的左派和共產黨相聯繫；相反，和啟蒙帶來的普世價值，和社會正義相聯繫的那種社會主義——沒有直接的聯繫。所以無論波普、阿隆還是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都不止一次的宣稱自己關心社會問題，弱勢族群，有社會主義傾向，但是同時也清楚地表明與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及其文化對抗，完全不是同道，所以沒有人稱謂他們是西方左派。

C.冷戰時期尖銳的政治對抗促進了對於政治問題的研究及分析，但是也掩蓋了對於很多更為深層的思想及社會問題的探究。八九年的政治變化，由於政治對抗似乎一下子不再可能繼續存在了，本來留給人們的應該或是對於更為深層問題的探究，或是對於下一輪對抗的準備，甚至立即積極地投入，贏得更為主動的轉化、過渡優勢。但是不幸，當時在西方佔據主導地位的是一批在智力——方法和感知上平庸，在政治上實用及近視，視眼前利益及所得為首位的一批人，例如福山、杭亭頓，老少布什等。為此，這使得進一步反省改變的西方，竟然在順風順勢的情況下陷於停滯，甚至應了中國古語，不進則退——全面向舊時的基督教社會下滑。

這其實也應該是可以想見的，因為仔細回顧西方過去三四百年的近代化、進步的歷史，每一步實際上都是艱苦努力，甚至無論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都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交出過難以想象的“學費”，都可謂是逆水行舟！對此，對抗的雙方都是感到的，列寧就有過一本代表性的作品《進一步，退兩步》。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一九八九年的所謂勝利，讓這個學費似乎“白交了”，勝利轉化為松檔、下滑，滑向原來的起點！

所有基督教社會舊有的問題，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都開始復甦，並且迅速地蔓延。這就是回頭看過去三十年的景象，我們一定會看到的現象。

誰也沒有料到，一九八九年啟動的竟然是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的第三次漲潮，且比過去兩次來得毫不遜色！這一點也在白左論的發生及發展中體現出來。

由於白左合唱團的起因是因為一九八九年的勝利是西方文化的徹底勝利，而不是普適人權及民主權力的勝利——包括非西方國家的民眾的追求，對抗本國或地區集團專制權力，以及政治和經濟努力的勝利；是基督教信仰的最終勝利，而不是近代文藝復興帶來的掙脫基督教禁錮走向開放的勝利；是西方國家的絕對性勝利，而不是揚棄了教會式的國家制度，不斷擴大改進民主行使權利的機制的民主制度的勝利。因此，起自八九年的白左合唱團攻擊的對象，即所謂白左，指的是對抗所有前述他們的要求的那些觀點、人士和團體。因此白左論指謂的內容是那些捍衛不同種族、地區民眾權利的聲音，對於普適的權利及普適的社會公正要求，例如黑人、移民、難民，乃至依然在專制國家及落後地區的民眾的權利。

白左指謂的具體的人，則是繼承了文藝復興後的那批持有“開放態度”，對基督教文化不斷進行的反省，堅持多元文化、一切信仰及思想平權的那批繼承了啟蒙傳統的西方人士。

如此，“白左論”直接針對并且必然會動搖的是，最近三百年來剛剛處於較為穩定的西方民主制度！

白左論對抗的內容及對象，社會機制及結構，讓我們看到，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宗教性羅馬式的對於啟蒙、對於歐洲近代化運動的反動，在第三次漲潮中，讓二十一世紀西方社會乃至國際社會重新面對的問題，幾乎和文藝復興時面臨的問題完全一樣：

教條還是啟蒙，覺醒還是被禁錮，封閉還是開放，一教、一黨、一種文化、一個種族為大，還是普世價值，萬物（包括環境生態）平等、天下大同！

4.白左、大同、一統……，及東西方文化思想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就是覺醒的新一代中國文化中的學人的問題——是否“所謂‘白左’更接近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仁’”。

林婉清小姐提出的這個看法應該說是點到根本。從對於開放的追求，即起於文藝復興的對於基督教禁錮的掙脫，到普適的人的自由、平等、博愛，最後到普適人權，以及依然未到但是正在接近的萬物平等。信仰基督教的西人，下意識地在追求自己個人的這些思維和信仰權利、生存權利的時候，進入了更廣泛的普適領域！因為沒有普適，也絕對不可能真正有在各自宗教內部的每個人平等的權利。啓蒙的努力，這個追求，自然而然地就會超越了一神論設定的界限，超越了“一”而朝向大同！

由此，Romantik，宗教性羅馬化運動的三次漲潮，並且特別是這第三次漲潮十分明確地顯示出：西方固有的一元化的基督教文化及其變體，以及各種一元化的觀念論、意識形態，從根本上說是反“大同”、反“多元”、反對普世價值，乃至反環境及反自然的。

這也意味著一個在時下中國人中十分荒誕，但是百年來竟然很少有知識精英公然提出異議的一個認識：認為共產主義的大同和中國傳統的大同類似，才使得中國知識分子誤入歧途。

現在，對於西方思想史及時下的文化思想問題的考察讓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的大同，和中國傳統的“大同”，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化中的“大同”，和西方基督教的ecumenic，“基督教一統天下”，完全不是一回事！

西人這個單詞說的是以“基督教化”一統天下，以一種宗教、一個信仰的大同不是大同，是大統！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不是天下大同，而是排他、滅他，整合進自己口袋中的共產，是基督教式的“大統”，宗教性的大統物質化、世俗化、一個階級一黨化的大統。

這類西方思想中的“大統”，和中國文化的大同的根本區別是，其對天地人看法的形而上學前提不同。

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思想乃至其形式的基礎上的大同的出發點是原罪，相對於神的人的惡，階級的惡，以及後來的一系列由這種性質的基督教思想世俗化衍生出來的，某種族的惡，某文化的惡，某地區或外省人的惡。

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後西人對自己的權利的覺醒的追求，讓他們明白了寬容與普適，並且越來越明確地提出“開放和封閉”問題是造成當代社會災難的根本原因，是歐洲人應該關注的根本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Romantik宗教性羅馬化的蘿蔓諦科第三次浪潮，十分明確地與其相對，明確地把自己的對手定義為“白左”——一切具有開放和多元思想的西人。

七.結語

綜上所述，從思想史及近代歐洲社會政治的發展變化史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白左論的出現，顯示的是一種來自中世紀宗教社會的呼喚。仔細審視這個動向，我們會發現，它沒有任何新的內容，不過是Romantik，蘿蔓諦科運動在二百年來的第三次漲潮。白左論的內容及演唱者，以及這個宗教性羅馬化運動的反復漲潮，顯示的是歐洲社會內部發展變化過程中固有的矛盾、衝突和對抗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建立在二元論認識論基礎上的文化及社會不可避免的問題，以及為解決這些問題所作的努力中必然遭遇到，必須克服的問題。

概括地說，這個二元論思想基礎上的二元、兩個方向的傾向是，在古希臘時代就存在的在島嶼及海洋中的古希臘的文化傳統，和在沙漠和近東的宗教性的文化傳統的不同傾向；以及其後起自文藝復興的古希臘文化和西方社會中固有的中世紀的羅馬化的文化。它們在歐洲社會的發展中的對抗及互補貫穿了迄今為止的歐洲文化史。

這一切返回到具體問題就是：朝向一元、一神、只有一類上帝的選民的社會，還是朝向多元、普適及共存的社會。

這個問題在歐洲文化中涉及了最表面以及最深層的問題，很多表面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問題，不僅涉及的是現實層面的問題，而且直接關係到更廣泛的意義。

例如，在東西德統一後在德國一直爭論的問題：“共產黨社會的合法性問題”——共產黨社會是否是個法制社會，是否是個合法的存在？事實上，如果人們仔細辨析時下“白左論”發生及引起的爭論所涉及的一元化的問題，二分法問題，那麼人們就能夠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問題發生的根源，就是基督教性質的文化思想、個人及團體黨派，對於思想、真理、政治權力的過分的一神論式的要求。為此，對比東西德社會中曾經討論的各類問題，反觀今天“白左論”涉及的討論，我們甚至會發現，一九八九年後在西方社會顯示的很多問題，究其根本都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同樣地具有這類問題的性質。概括地說，即一黨專制的合法性問題，它的根源，涉及的本質其實是擴展到一族社會、一個信仰的社會，一個神的社會，即一元論社會的合法性問題！

如果一黨論，一黨制國家的存在，如在德國辯論的結論那樣，“是非法的”，“不可能是法制國家”，那麼一神論的存在、一教國家的存在也都不僅是“非法的”，而且“不可能是法制國家”！至少它們都不可能是現代普世價值為基礎意義上的“法制國家”。

儘管西方人和當代人除及其少數的人外，至今不願意面對這一問題，但是反觀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所不斷努力處理的問題，可以說西方的啟蒙主義者早已經在處理這個問題，它早已是個具有經驗性的，歷史事實問題了。

近代歐洲人要求及已經實行的政教分離，以及它帶來的進步——寬容、自由，被證明是更適合不同人的共同生存。這一經驗事實說明的就是：

任何帶有一元性、一元化要求的宗教及意識形態，都必須從對社會具有要求的合法存在中退出去，徹底地退到私人領域。這是一個解決人類不斷地發生的對抗、戰亂及互相殺屠的較為有效的辦法。

國家必須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國際社會的秩序同樣必須建立在普適原則的基礎上！而自然環境、人與物關係的存在也必須在普世原則上！

這樣的啟示——“近代啟示”告訴我們：基督教，以及一切類似它的宗教及帶有這種宗教性文化的世俗團體、政黨，必須從社會的一切具有公共要求的領域中退出去，而這讓我們在審視當代社會的時候看到：

當代還不是建立在普適原則上的現代社會，還只是一個具有濃厚的基督教特性的後基督教社會。

要想解決“白左論”帶來的社會對抗及動亂，最根本的是繼承於歐洲傳統的當代社會的結構、精神，都必須進一步改變，修正自己，使國家及國際社會，乃至人與萬物及宇宙的存在結構、機制，真正建立在普世原則的基礎上，必須朝向寬容、互相尊重及多元！

非如此，Romantik基督教性的羅馬化蘿蔓諦科運動，就會如過去二百年的歷史那樣，不斷地發生有漲潮及退潮，它每發生一次都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二次大戰式的災難，造成成千上萬的人及家庭無端地犧牲！我們的子女後代，永無寧日！

2022.5.6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