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决定中国未来的七大宏观要素/清流浦

中国历史性大变动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越来越近，近在咫尺。它会比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国共战争、1976年后的政治转型更强烈更深刻，它的矛头直指习近平权力集团和新帝王式专制独裁体制。它将对国家体制、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造成巨大冲击。酝酿中的这次民主化巨变由七大宏观要素构成。

第一，有能力领导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国家团队要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科技和经济模式的高速发展，及其前景对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自由性、智慧性、开放性、现代化的需求，向各国（特别是“大国”）提出了新的变革任务。其自由性、智慧性、开放性、现代化特点提出的首要的和最基本要求就是：国家领袖层由一批具备现代观念，能正确理解当代科技和经济发展需求和领导能力的人实际主导国家政治和经济主导权。这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要么在固步自封中落后，要么弃旧立新成为先进国家。

这次已经在起步的变化将如同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一样，甚至比二战更深刻地改变世界政经格局和人们的生活。各国的差距会很快拉开，而且极可能是难以追赶的差距。一旦国家领导团队落后，时代将不会给任何落后者留下丝毫同情和悲悯。习近平及其小集团的10年所为证明，他们不但不是一个具有现代领导能力的团队，相反，他们在把中国带向罪恶。

第二，现代人口教育要素。大学生数量是改革开放后的一大特点，习当政前20年，教育界培养了一代有知识、能独立思考的人。这是习近平主政前，大陆经济和社会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的思维一旦开化，其本身就会要求一个自由的环境。那种认为，只需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无需给予思维自由的封闭体制，因此被改变。习近平的党专制教育，将不被有知识和思维活跃的人群接受，尽管习近平及其中宣部中共现在不断地对思想开化的人们进行专制式“洗脑”。

第三，互联网和新通讯方式造成的权利平权化要素。我们不知道新通讯方式未来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现在的手机已经使人际沟通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一方面新信息、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得以快速传播；另一方面，一种网络中的权利平等正在改变和推进人们的基本权利意识。网络思维中，基本不分贫富、贵贱、老少、男女、内外，实际上无禁域的特点，改变了、并促进着人们在现实中的平权观念。质疑和批评、反对和拥戴、好恶之间将现实中的人组成没有尊卑和思维以外原则的组合。此要素在观念、知识、思维特质上结构着一个观念社会。因而，传统的政治模式在新通讯方式下已经运行不灵了。看看川普怎么领导美国——互联网；看看金正恩怎么统治朝鲜——限制手机和通讯网络，由此大概可以看到新信息方式要素必然引入一个新社会的关系。

第四，国际主流民主社会和国家构成的强大反专制独裁压力要素。现在关心中国变局的，不仅是国人，而且是世界。民主与专制，谁改造谁？这个在二战后留给世界人民的沉痛课题，现在正发生在中共国与国际民主国家联盟之间，国际民主国家没有等闲视之的。由于中国的人口、经济能力和政治、文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巨大，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不再是一个“内政”问题。在联合国舞台上，世界民主国家与专制独裁国家形成的两大对抗势力，并没有因中共的“内政论”被阻拦，相反，国际反中共国的人权迫害制裁法案一波甚于一波，彼伏此起。这是中共控制的中国对世界基本民权、人道等普世价值构成的严重伤害和挑战造成的。前有二战绥靖政策的深刻教训，后有国际民主社会次序受到的威胁，民主世界不再保持旁观和容忍政策，尤其是当中共成为新专制势力的政治和经济领头羊。一方面，民主国家捍卫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和平民主、讲究信用的秩序格局和新风气，对中共等独裁政府形成约束，引起的国际规则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生化科技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如果民主国家不能对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专制者在“崛起”前就清除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国际民主社会反对中共国、颠覆中共帝制集团的斗争要素，某种程度上就有了军事对抗的特点。

第五，台湾要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矛盾是国际民主集团与中共专制集团斗争的一种延伸，其矛盾因香港民主被逆转，新疆大规模人权迫害，西藏和内蒙古文化语言危机而激化。同时，台湾在政治民主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安定体制，经济繁荣，就像威胁中共独裁体制的一面镜子。台湾经济越繁荣，社会越自由稳定，越反映出中共专制独裁的愚蠢、低能、落后原始和反动，引发中共国内部对中共体制的不满。

同时，台湾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的另一个政府和国家系统。它有实力、有组织，一直是中共独裁者独享国家权力利益的心头之患。既然中共可以颠覆国民政府，一个民主的台湾政府取代独裁的中共统治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况当年在中共手里的“反独裁”，“争民主”旗帜，现在已经回到了一个有真正选举权的多党制的台湾政府手里。在香港民主多党制被中共独裁化以后，台湾要素实际上就成了直指中共独裁的利剑。

第六，尝到了现代化甜头的老百姓和受过迫害的老百姓。有一句话一直私下在国内坊间流传：“谁不改革谁下台。”老百姓的私下传言才是习近平及其小集团现在夜不能寐的要素。齐奥塞思库不是因那一点看不见的火星燃起的一片火，葬身大海的嘛。中共独裁小集团知道真正的危机在内部，而内部的主要威胁就是被统治者——老百姓（包括中下层非主要官员）。现在老百姓中，尝过“改革开放”甜头的人一旦感到“不如以前”，他们对习近平的现实专制体制就本能地不满意，这特别在改革后成长的年青群体中。在年龄大、有历史感的人群眼里，习近平小集团的独裁就是中共本性不改的反映。这两部分人有多少呢？除了中学生以下，还不明世事的人口和仍然享受着独裁利益的主要权贵、官僚，其他人都可以包括在内，相加至少占总人口的65%以上。当然，权贵和既得利益官僚手里有统治资源，他们的能力是普通百姓所不力对抗的。但所谓人心、民心、民意永远属于老百姓，如果独裁统治者在政治变动被动摇，人心这个要素就会决定国家的新走向，就会成为独裁者惧怕的滔天洪流。这反映在习近平小集团和中共权贵对中共历史所犯的种种罪行的恐惧上。

面对世界民主文明大趋势，习近平在干什么？总结习独裁集团近10年的所为，人们看到习近平对国际大趋势的认知不但几乎为零，而且其原则是完全反动且主观的。他认为，凭借自己手里的权力资源可以阻拦上面六大要素形成的大趋势。正是由于无知和愚昧，他才像历史上那些狂妄的独裁者一样，意图在国际上颠覆二战以后的世界原则——联合国宪章。细数习近平及其小集团的所作所为，人们会发现他在效仿希特勒和斯大林，他标榜的“中国梦”简直就是对被国际法庭判罪的法西斯强权制度和帝国式崛起的复制。

在国际社会，他不惜代价地收买、贿赂、策反民主社会中的各类高层人员；又以大撒币方式在国际社会建立各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的、第三世界的、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集团和组织，目的在分裂民主社会和国家。当然，他的『大外宣』、『一带一路』和资本渗透等计划一再受挫；尤其是CPTTP拒绝中共国加入，鲜明地反映了中共专制体制在世界潮流中的孤立。然而，习近平竟不但毫无领悟，且，一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改为“国际多边体系”，一边继续在国际社会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阵线。不光企图把伊朗、委内瑞拉、巴基斯坦、朝鲜、俄罗斯媾合成一个政治圈，还企图在欧洲搞“17+1”，分裂欧盟。

打压党内外所有人的正常交往，以酷帝统治的残酷手段迫害异议者，以特务手段监督和限制知识界和高层人士往来。复辟各种制造莫须有罪名的体系，无证据地抓捕和长期拘押无辜者、控告者、政治反对者，使社会对其统治充满恐怖，制造党内和社会寒蝉效应。

得不到人心的习近平极度依赖军警系统。他一方面以高薪和特权收买军警；同时，另一方面出于对军警方面的不信任，他竟搬用明王朝的西东厂，法西斯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KGB等老独裁者的手法，在中国进行系统性的复制和“改进”。特别组建了诸多秘密督查系统：中纪委，政法委，公安部特勤局、XXX办公室和多种秘密的对专政机构进行监控的专制系统。这些机构可以随便抓人，损害人们的工作机会和谋生来源，不让孩子上学，取消老人的退休金，甚至把被迫害致死的人直接送进火葬炉，销毁罪证。

为了掩盖其四面楚歌的实际处境，禁止真实信息和思想在社会中流通，习集团一面严格封锁互联网和外来信息，打压揭露真相的人士，抓捕批评者和异议言论，关闭说实话的媒体机构。另一面，他们同时模仿法西斯和斯大林的欺骗手段，制造假数据、假信息，“夸耀”自己的政绩：什么“全面脱贫的人间奇迹”，什么“东升西降，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宣扬什么“千年计划”，鼓吹什么“两个一百年”，2035年超越美国，……。

从他当政时起，他就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选择以中共专制党的一贯“英明、伟大”为依据，把党国称为“国家”（祖国、中国、中华民族、家庭等），作为自己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虽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将“独裁专制”四个字写在“国家”旗帜上，但他10年的作为证明，他所谓的“国家”就是镇压人民的民主自由，实行党控经济，盘剥人民利益的同义词，就是法西斯国家主义。

尽管随着经济、教育、外交、文化、治安各方面警报声不断响起，各种谎言假话被揭穿，低级『舆情引导』的诚信处于崩溃状态，人心相悖，折腾了10年的习近平已经面临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境地。习近平一不小心露出了心里的危机：湘江战役。但他还是到处鼓吹“自信”，不改独裁专权“初衷”。他的绝招还是老专制者的一套：一边把悲剧美化为喜剧，一边以外战转移国人的视线。在中印边境，在Dovid-19疫情（病毒战）中，在台海，虽然他一再屡屡失败，却成功地实现了挑起民族情绪，转移国内民众视点的计谋。他真的敢玩火吗？如果说不久前对此人们还不能确定，2021年5月的以巴冲突告诉人们，他们不敢真玩火。因为，就在他视察江西，表示不惜“血战”后几天，以色列展示的现代战争技术：精准打击、洞穴摧毁、大规模飞行体拦截技术，特别是由无人机发射的AGM-114R9X刀片飞弹对指挥者的刀斩打击，真正震慑了习集团一众玩火者。

对习近平来说，回头已经太晚了。10年劣迹，他以深重而普遍的迫害罪孽不仅给自己掘下了坟墓，也把中国大陆领到了一个与世界民主潮流对撞的境地。国内曾经的各种改革成果萌芽已经被他践踏和毁坏。政治体制则从“党政分开”直接复辟为“一切姓党”和“定于一尊”。所谓的“姓党化”竟然推行到外资企业，迫使国际产业链大批外移。在恶警和党法体制主导下，道德沦丧（假相、形式化、贿赂、假公济私）和社会分化渗入到中小学，连幼儿园的儿童都把为官发财作为理想。在中央机构和军事层面悄悄进行的战争准备和战狼外交，没有吓到国际社会，却把他自己的魔鬼灵魂展露无疑。习个人的无知、无智、低能、愚蠢、失德、虚伪而自作聪明地强势，已经使国际社会把他置于一届黑社会老大的地位，还不及他想模仿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也许，习近平可以在中共20大以谢罪的姿态忏悔，给中国人民和世界留下一份和平，给自己留一点真人性。如若弃人民、国家和世界的安宁而不顾，那么，墙倒众人推之下，希特勒和齐奥塞思库的结局和历史恶名，就不会是一种警告。

上面所说的六大要素中缺一个要素：铁扫帚。什么是“铁扫帚”？舆论不是铁扫帚，开会抗议不是铁扫帚，政治上书劝诫也不是铁扫帚。借用中共开国领袖的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能直接扫除腐朽政治独裁权力的才是铁扫帚。戊戌六君子不是铁扫帚，1911年的孙中山是铁扫帚；戈尔巴乔夫不是铁扫帚，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才是铁扫帚；『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马其诺防线不是铁扫帚，『反法西斯同盟』才是铁扫帚；“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不是铁扫帚，台湾中华民国国军才是铁扫帚。这里没有贬低港人大游行的意思，而是强调反抗的第七要素的功能性。即，强调在对民意毫无尊重的强势极权集团统治条件下，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非常必需的因素。从胡赵的体制内改革失败，到六四运动民意表达被镇压，再看一个法制和民主机制良好的香港被专制化摧毁，如果我们还不知道铁扫帚的关键性，那么，法西斯中共是不可能退出历史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六大变革要素，但独独缺少了第七个要素。这个要素之所以关键，不光因为它能造成政治变革危机感和冲击力，破解民主化开启的困局，而且在于，只有它可以使强势专制势力退出政治舞台，让国人真正有可能在建立多党民主制时，没有心理压力。中共的独裁专制有70多年了，在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独裁规则，否则，习近平这样四无（无学识、无专业、无业绩、无思想）的公子哥怎么可能成为领导14亿人口之国的“领袖”；9000万党员（其中不乏知识人士）都匍匐在习一个人的脚下。被中共自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立下的原则，竟然也成了废纸。如果中国大陆政治在多党竞争中运行，在民主体制下，民意和合法的投票机制才会成为铁扫帚；但在手持刀斧的极权统治下，独立的异议组织可能会让当权者不舒服，或被打压，但它们不是铁扫帚；只有真正能让无能、不应文明潮流的统治集团下台的组织才是铁扫帚。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很多国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独裁的能力，或觉得过奴才的日子比争取自由要太平，甚至干脆选择做奴才。也许有的人认为，国人现在多少都有私产，已经不可能再有铁扫帚之类的组织了，现在的大陆连缅甸老百姓都不如，还是等待习近平集团的罪行把国际社会激怒了再说；强大的民主国家联军会像二战时那样，帮我们扫除专制独裁。如果是这样，请问，一个民主中国还需要等待多久？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吗？想让外国人以牺牲成就中国人的民主，而自己却不想为自己的自由付出！合理吗？！

中国人不是不敢向苛政暴政抗争，不是不敢反专制独裁，只是之前的中国民主变革，使善良的老百姓吃了多次假民主的亏。以为实现了民主，却原来又是个新帝王。这种“民主革命”已经有五代人了。由于看不清抗争领导者的未来面目，害怕又一次上当受骗，误将一党专政又当成了“共和国”，因此，才有遍布大陆的人保持“沉默”。然而，这并不是等待国际社会帮我们实现民主化的理由。中国人民有争取民主制的愿望，只是要有一个可消除人们顾虑，被大家信任的透明核心组织。中国总要有一代人能像乔治·华盛顿和『大陆集团军』、像夏尔·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像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那样挑起国家民主化的重担，不计个人、小集团和党派名利，肯忍辱负重地为实现多党民主制的中国未来而奋斗。像无数正在为民主中国而努力的朋友们一样，相信我们能够在现在，而不是未来，把我们自己从封建奴才、奴隶思想下解放出来，使我们的国家从“一党专制”和独裁体制下解放出来。

中国政治的民主变革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多的节点，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层面，相互影响。如果没有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就不会有康有为的叛逆；没有《大同书》，就不会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没有国民党民主派，就没有共产党民主派；没有胡赵改革，就不会有六四运动和现在的体制外民主运动和组织。尽管他们对民主和未来的认知各不相同，命运也各不相同，并且互相之间还存在矛盾，可他们都在以自己理解的目标和方式，力图改变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总之，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变革是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环节。这个过程中的贯串线就是反专制独裁，实现中国民主制。变革运动中的不断分化和组合也是由于独裁者在变化和专制独裁体制在变化。人们不断看到，原来的反独裁组织和人士在自己的处境改变后、条件变化后，变成了新专制新独裁者；如中共领袖毛泽东和自封的二代接班人习近平。也不断看到，在颠覆专制独裁这个原则之下，不管这些人曾经有什么身份，官吏、军阀、豪绅、工人、资本家、土匪、国民党将军、共产党领袖……，不断地有人改变自己的专制立场，成为反对独裁权力的铁扫帚中的一个。如曾经最大的专制政府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国民党总统蒋经国先生。

中国共产党中有没有铁扫帚因素？有。赵紫阳、胡耀邦等一批前中共民主派老党员就是反独裁专制的代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显示出中共一大批干部依然具有反专制反独裁的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1999年由笑蜀（陈敏）主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才会使中共独裁派心惊胆战。《历史的先声》汇集了中共建政前发表在中共自己报刊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1945年前后，中共主流的初衷；而它仅两个月后即在大陆被禁，2013年在香港再版，并又一次被禁，反映的是中共最高权力性质已经在短暂民主化努力后，再次被专制独裁化。尽管如此，也不证明所有中共党员都是支持专制独裁体制的，从刘斌雁、戈扬、王若望等高级干部的出走，到任志强因反独裁被判刑，中央党校蔡霞又出走，说明以党划人的原则还是不正确的。

所以，民主变革者可以批评民主变革者，指出其错误和缺陷，但民主变革者不要以身份划线和互相菲薄。后来者更不必对前民主改革者的缺陷和错误耿耿于怀，特别是那些曾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和牺牲了的人。不管变革者是什么党人，曾经有什么身份、头衔和资源；不管他们曾经委身的组织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都是值得后面的民主改革者和组织敬重的。只有敬重民主先人，才可能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只有更多的反专制独裁人士和组织团结起来，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才能获得最多的普通民众信任和支持。注意，对中共民主人士的宽容还是普通民众检验每个民主组织的心理标尺。如果主张多党民主制的人和组织间一直存在对同道人士和组织的互相攻击，民主运动本身就不具有民主素质，怎么可能被广大国人所信任和支持。

退一步说，主张反对独裁和主张民主的个人和组织之间不可能没有有分歧，相互批评或批判，甚或分化，“背叛”组织和同仁，另立山头，都是可能的。但只要他不是主张个人独大、一党独大，或者以分裂、削弱反独裁和民主运动为动机；或者，这个人或组织反对多党制民主理念和向专制者出卖同道同仁和情报信息，都应该可以容忍，也应该得到民主运动的尊重和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是民主运动和未来的民主党；其民主行动也不会形成强大的民主铁扫帚。进一步看，如果主要民运反抗组织如香港抗争组织一样相互尊重，遵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原则，并建立起内部联系渠道，那么，中共对反抗运动的瓦解计谋和奸细也会更明显地暴露于大家的目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