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北春近期重磅文章合集

北春编者按语：最近中共内斗进入白热化，中国政治也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北春为此连续刊出多篇重磅文章，跟贴评论反馈十分热烈，编辑部选出几篇收集同发，以期成为集束炸弹，增加它的涵盖面，又起到共振、共鸣效应。

政治局扩大会议狠批王岐山的中纪委搞独立王国

【批中纪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习、王彻底走向悬崖绝壁】

——太子党党魁大战，曾庆红对决习近平，美国插手中共党内斗争（续5）

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

北春编者按语：三篇中纪检察报与一篇人民日报文章，用绝地反攻也不过份。昭明指出四篇文章必是政治局的决定，此言极是，目前党内习一人独大，中纪委刊物批中纪委非政治局决议不可。文章的要点是：“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王的中纪委用一批毛头小伙作锦衣卫对党的高级干部上下其手打的是党。“反攻倒算”，习王危唉！

把外文变成中文需要翻译，把古文变成现代文也需要翻译，还有就是把党报、机关报的讲话变成人民群众都能懂的语言就更需要翻译。领导讲话，往往注重含蓄导引，不能一下子讲的太明，否则干部、党员、群众一时转不过弯子，进度太快容易生变、造反、叛逃。比如，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影射的就是其时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思想上、意识形态上转弯子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剧烈，所以高层领导往往通过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手段达成目的。

最近，《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学思践悟”专栏连发三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讲政治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创新监督审查方式》。三篇文章通篇以党的口气讲话，抢夺政治话语主动权。虽然文章作者极为注重技巧兜了点圈子，将主题隐藏在党八股中，也没有具体点名，但篇篇含沙射影将矛头指向王岐山的中纪委。可能是担心广大党员干部没有注意这三篇文章，或是政治嗅觉不够灵敏，没有读懂三篇文章中的重磅要义，《人民日报》在6月9日刊发署名为雷崔捷、王威的文章《连发重磅文,中纪委将有新动作》，将以上三篇文章的主题要义总结出，并给予解释。个人感觉，雷崔捷、王威就是前三篇未署名的文章作者，只不过前三篇是以党的口气出现，不好署名，而人民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是个人对前三篇文章的体会心得，当然只有文章的始作蛹者理解体会原文最深刻最全面。本文将三篇文章的重磅讲话摘出翻译过来，供大家学习、参考、研究、总结、预测未来。

图：《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报，有人在王岐山的家门口含沙射影批评中纪委，给王岐山难看，来头一定比习、王的政治能量大，应该是江、曾、胡发力的缘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决议，否则党内没人单凭个体有这个胆量。军委副主席徐、郭，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不在习、王的话下，所以应该是政治局 集体决议反击，也就是江、胡合流联手反习。

2015 年5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文章《（纪律审查要）讲政治顾大局》。文中讲到，“纪律审查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纪律的更要守纪律、守规矩。……。决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在纪律审查工作中，不仅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这样才能有“领”有“导”，才真正叫领导。”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不可以是独立王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中央全会休会期间，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代表党。王岐山的中纪委是管纪律的，但自己却不遵守纪律，不遵守规矩。经常是不经请示党，直接就调查党的同级干部比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把调查的事办得差不多了，成了既成事实，往常委会、政治局一端，先斩后奏，强迫常委们与政治局委员们表态。如果常委们与政治局委员们不同意、不附和王岐山中纪委的报告观点，比如“新四人帮”，那就会冒风险成为与中纪委调查对象“新四人帮”的同谋。王岐山的中纪委违反党的管理程序，违反党对中纪委的领导程序，搞倒逼，搞得党内高层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人人自危，王岐山把中纪委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为他个人搞权力斗争的地盘。纪律审查要服务于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一目标任务，重在遏制蔓延势头，言外之意就是中纪委主要是防止新贪官的生成，与未来会发生的新贪腐案件。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腐败案件，过去已经贪足的高级干部，中纪委就不要查了，再查下去就会党内政变亡党亡国。

6 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再刊发文章《突出执纪特色》。文中讲，“党内审查是纪律审查，不是司法检控，一个是依“纪”、一个是依“法”，二者不能混淆。……。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

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说：王岐山的中纪委把党内纪律审查搞成了党内司法检控，混淆了纪律与法律的区别，把纪律审查搞成了简单办案，搞单打一，只以“办案能力”评价纪委工作人员业绩，有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倾向，背离了党章对纪委职能的要求。总之，中纪委以后最好多管违纪，少管违法，把违法案件交给司法检查机关，让司法检查机关去吃完原告吃被告，达成妥协交易，不要把党的高级干部轻易就办成大案要案，否则对党的震动太大。总之，中纪委宜用谈话、民主生活会、报告、劝诫，抓早抓小，救人于悬崖，沉溺于查办多如牛毛的“违纪”汪洋中，中纪委就没有多余精力去查处“违法”的贪腐案件，广大违法干部就可以松口气，不必受用“双规”之刑。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惩处违纪违法干部时，比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对党组织的损害更大，极大损害了党的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形象，所以以后不要搞反腐败运动，打击一大批，最多搞一两个反腐败案件向群众交差了事就行了，否则是自挖祖坟，会极大地毁损党的组织建设。就象把癌症肿瘤切除一样，病人自己会疼得不得了，甚至会疼死。如果病人疼死了，那对于病人来讲，切除癌症肿瘤还有什么意义！

6 月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又刊发文章《创新监督审查方式》。文中进而讲，“要加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规范管理。对于问题线索，首先要清理，然后分类处置，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纪律审查要改变以往贪大求全的模式，……，过去查办案件工作有种倾向，总想着务求完美、‘吃干榨尽’，直接把人送上法庭；非得把违纪和违法的所有问题都查清楚，结果是旷日持久、一拖再拖，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风险隐患。……。要讲成本和效益，不能不计代价、纪法不分。……。纪检机关不是党内的公检法。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缩短时间，快查快结、快进快出，把违反纪律的主要问题查清后，涉嫌犯罪可以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中纪委要规范管理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要分清什么线索可以查，什么线索不能查，绝不能有什么查什么，那还了得，否则党的高层与核心还有什么秘密而言。王岐山的中纪委在审查干部时，往往贪大求全，总想着把调查对象如周永康，吃干榨尽，务求完美，把周永康送上法庭，结果是旷日持久、一拖再拖，查得党内所有人都提心吊胆，都无心工作懒政惰政，增加了干部们对抗中纪委调查的成本和党内叛逃风险隐患，所以不要非得把周永康违纪违法问题都查清楚，否则查到党的核心、总书记、军委主席、党的核心就不得了。王岐山的中纪委不是公检法，要整改。王岐山的中纪委只要查违纪就行了，最好不要查违法，周永康涉嫌违法的问题要交给周永康前部下曹建明管辖的司法检察机关去处理，这样领导集体就可以决定把案件办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听由王岐山一人对政治局常委会搞倒逼。中纪委查违纪违法时，宜通过谈话、劝勉的方式，用民主生活会形式展开讨论，而不是动不动就给干部上刑灌水、不让睡觉、憋屎憋尿、老虎凳、拔牙、电肛门等等。这些花活手段最好给老百姓刁民用，给敌对势力用，党的高级干部可受不了这些，最好探索运用党纪处分、行政降级等组织手段处罚高级干部就行了。

《中国纪检监察报》是中纪委监察部的机关报，以上三篇文章敢于刊发在中纪委机关报上，公然批评中纪委，就差指名道姓王岐山。狠批王岐山就是狠批习近平，三篇文章的来头不一般，其政治能量应在王岐山、习近平之上，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发力了。在5月22日庭审周永康之前，中央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了决议，决定了周永康的审判形式、审判过程、审判结果，并严词批评了王岐山主持下的中纪委工作，指控中纪委越俎代庖变纪检为党内公检法，搞成了“独立王国”，不服从党的领导，倒逼党的领导。

指控是“独立王国”这可不得了，“独立王国”就是“阎王殿”，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是文革初期毛主席用语。当时文革小组的江青到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组织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北京就是不转载，与上海对峙了十五、二十天，是毛主席亲自讲话，北京的各大报才转载，有感于此，毛主席称中央书记处与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由此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与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全部倒台。毛还称中宣部有鬼，是阎王殿，应该砸烂，北京市委与中宣部包庇坏人，左派的文章休想过关。对比文革初期的乱象，党内今天有“宁见阎王，不见老王”之说，意思是王岐山的中纪委比“阎王殿”还坏。过去与现在，两厢比较，王岐山出境不妙，已经大祸临头，要倒台。

批评王岐山不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批评习近平搞独立王国，十八大以来王岐山的中纪委一直是习近平搞党内斗争的利器。之所以没有在三篇文章里点名王岐山，不是因为给习、王留面子，而是以前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以打虎英雄的面目出现在媒体上，现在打虎英雄犯错误，受到党内攻击，普通党员群众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子，需要一个过程，故而先在中纪委的舆论阵地机关报上指桑骂槐，敲打王岐山，待到时机成熟时比如中央全会上，再抛出习、王的错误与检讨。党内敢于批评王岐山、习近平搞独立王国与阎王殿，只有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江、曾是习近平上位的政治导师、恩师，胡是为习裸褪“高风亮节”的政治恩人。只有政治导师、恩师、恩人才有资格批评习近平。

其时早在今年两会上就已经出现习、王遭受孤立的迹象，王岐山会见各个地方代表团，呼吁大家：“习总不容易，有困难，请大家支持。”习、王反腐败，大贪官大老虎肯定反对、捣乱，但许多不那么贪的中间派因该是支持的，但如果习、王的反腐败标准只衡量别人，不衡量自己，把反腐败搞成党内权力斗争下的幌子，那党内就没人支持习、王，这是为什么两会期间王岐山四出作揖求人支持。大家还记得习、王上台以来，抓住党内话事权，成绩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大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头戴十几顶权力小组的帽子，把中央与地方上的各级干部搞得无所适从。重判薄熙来把毛左与一部分太子党得罪了；炮制“新四人帮”逼死徐才厚、抓捕周永康、双规郭伯雄，把江泽民、曾庆红彻底得罪了；通过海外敌对势力媒体喂料，抓令计划时，令计划成为“新四人帮”主谋，李源潮成“新四人帮”第五核心成员，总理李克强身体不好不适合当总理，凡此种种，把胡锦涛的团派彻底得罪了；习近平反普世价值，明目张胆搞“七不讲”，把党内外自由派又给得罪了；羞辱铁流、重判高瑜，把知识份子得罪了；全国范围内抓捕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把老百姓得罪了；南海岛礁填沙造岛扩张，把中国周边东南亚国家得罪了；习近平外交上搞联俄抗美，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平秩序，触发新冷战，以亚投行对抗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亚太自贸区对抗美国的TPP，凡此种种，彻底惹翻了美国。习近平既得罪了左派、右派，又得罪了知识份子、老百姓，还罪了江派、团派，更惹翻了美国，这是不给自己留退路，怪不得别人不支持他。三月份，习近平女儿习明泽亲自披挂上阵，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鸣冤叫屈。政治斗争居然让自己女儿上阵，“打仗还需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女兵”，不给自己女儿未来留活路，习近平一旦权力斗争落败，女儿与他一起进秦城监狱享受免费度假，与毛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一样的下场。难怪有网友称习近平为东方之星式的傻逼船长，“风大雨大水急，一船乘客梦酣，傻逼船长左满舵，扔下满船老命先逃跑！”

（全文完）2015年6月17日

几天前还有人问，周永康案哪天审呀？我说，没报道，不知道。今天（6月11日）上网一看，原来已经审过了。再一细看，是5月22日审判的，居然过了20天才报道。

举世瞩目的周永康案件如此匆匆落幕，说明当局想让打虎运动淡出公众视野，可见打虎已到收尾阶段。还有两个大老虎－－令计划和郭伯雄，如今成了烂尾工程，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估计最后只好从轻发落，草草收兵。

如我先前所说，习王打虎受阻，对立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君侧”，削弱纪委的权力。这件事已经在做了。

《人民日报》客户端6月9日报道说，中纪委网站最近连发三篇文章《讲政治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和《创新监督审查方式》。这三篇文章首发于中纪委网站，其内容却是向纪委开炮，而且首先是向中纪委开炮。文章批评个别纪委干部在工作中违反程序，搞“先斩后奏”，搞“倒逼”；严厉警告纪检机关不得成为“独立王国”；纪委不能做党的“公检法”，要回归执纪主业，不要一味追求“办大案”，多抓几个“老虎”，等等等等。这不是在批中纪委、批王岐山又是在批谁呢？

文章甚至直接向反腐运动发难。《突出执纪特色》一文竟然写出这样一段话：“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

好一个“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按照这种说法，习王发动的这场反腐运动，说是保党救党，但同时也是害党乱党，而且后一种作用还超过前一种作用－－这差不多等于说反腐就是反党了。

去年网上曾传出一条小道消息，说江泽民当面训斥王岐山：“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让全世界知道？”这消息有可能是真的。江泽民完全可能这样责问王岐山，而面对这样的责问，王岐山还真不好回应。

本来，习王发动反腐败，打虎拍蝇，看上去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稳占道义制高点。对立派当然有他们的理由。民间早有说法，曰“反腐败亡党”。这也是习王的对立派反对反腐败的理由。只是这理由拿不上台面，于是显得很被动。现在，他们公然把这条理由拿上台面了，可见是逼急了，是绝地反攻。“反腐败是把双刃剑”， “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腐还反得下去吗？

据《财经》杂志6月10日报道，黑龙江省庆安县（就是那个发生警察开枪打死农民徐纯合的庆安县），一位县纪委干部赴京举报县主要领导不久后，4月2日上午11点半，在当地遭遇一批蒙面人围殴致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28天后死亡。

这事发生在大白天，发生在大街上，可见行凶者有恃无恐。受害者家属称他家没有私仇。事发当时就有人报警，县领导指示专案追查，但是70天过去了，破案竟然一无进展。

最新消息，6月11日新华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已决定对此案展开调查。

开弓没有回头箭。打虎不成必被虎伤。不难想象，如今中共内部，暗潮汹涌，内斗方酣。

中共建政以后，原来是实行苏联的稿酬制度，有一次性的按字数计算的基本稿费及按发行量计算的印数稿费, 一直实行到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破四旧”，认为稿费是“资产阶级法权”，应予废除，乃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社非法取消稿费。当时高校停课，只有极少量科技书籍出版。新华书店出售的多数是毛泽东和少量马列著作。笔者曾于1976年底出版一本科学工具书，出版社给予一百本样书，只能作为赠送亲友、同事及单位图书馆之用。

当时，人们以为不付稿费是全国一律照办的，一视同仁。但后来知道，原来毛泽东与众不同，他是继续拿稿费的。据毛的管家吴连登回忆：毛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管着，有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也有以个人名义开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当时毛的“月工资”是四百零四元，一般普通工人是三十多元）。文革初期的1967年10月，毛曾查问过自己的稿费，当时已达 570多万元。毛去世后的1976年12月，汪东兴在清查毛的私人财产时发现，毛的稿费存款累计为7582万元。2004年《党史文苑》第五期刊登《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和同年《党史博采》第九期刊登《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情》，人们才知道截止2001年5月底 , 毛泽东积累的稿费本息加在一起已高达1亿3121万元的天文数字！
毛的稿费数目巨大是由于毛著印数特别大。文革十年，四卷《毛选》印了3亿多套，《毛泽东文选》印2亿多册，毛著单行本28亿多册，《语录》50多亿册。虽然当时书价低，稿费还是成了天文数字。

邓小平的稿费也不遑多让。截至1992年底，全国出版邓小平著作已有56种，发行量超过1亿册。仅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普及版定价为35元4角，印数稿费（即版税）按百分之十五计，印数按5千万套计，一次稿费应是2亿6千多万元。

习近平上台才两年，但他的著作发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揽权一样，稿费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邓之势。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截至2015年5月底止 , 仅八个月时间，多语种发行量累计已近5百万册，（中文版每册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发行40多万册（外文版每册120 元），不考虑对领导人的优惠，仅按百分之十五计算，印数稿费总计至少6200多万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后出外文版。习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时出版发行，人民币和外汇同时进账。

第二本《之江新语》是习在2003至2007年期间在浙江任职时的多篇短论辑录,当时只印5千册。习一登龙门就身价百倍 , 2013年重印后,至今已发行138万册 , 每册36元 , 印数稿费约是750万元。

第三本《摆脱贫困》是习在1988年至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的讲话和文章共29篇 , 1992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 , 2014年该出版社再版 , 定价36元，发行30多万册，稿费约162万元。

第四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和实践》是习在2002至2006年在浙江任职期间的报告、讲话、批示等。2006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 ,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再版 , 定价66元 , 在浙江一个省就销售30万册 , 其他省当然也有销售，稿费至少300万元。

第五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年2月底已发行1700万册，有两种定价13元及25元，印数稿费约4000万元。
第六本《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习近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 , 定价38元，印数650册。

第七本《福州投资实务指南》，习近平主编，1997年7月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 , 印数不详。
      第八本《企业魂》，习近平主编，1992年8月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初版。定价5元，印数不详。
    除了上述各书以外，还出版了大量自从习近平上台后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的单印本，数量有几十种之多，每册定价10元至12元。因为数量众多，笔者不在此一一罗列，总加起来，也是一笔为数相当大的稿费。
    还有，习近平多次出国访问，他采取了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新办法。例如2014年3月23日在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发表题为《打开欧洲之门携手共创繁荣》、3月25日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题为《特殊的朋友共赢的伙伴》、3月2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3月29日在比利时《晚报》发表题为《中欧友谊和合作：让生活越来越好》的署名文章。2015年5月7日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5月8日在《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发表题为《让中白友好合作的乐章激越昂扬》的署名文章。这是以前毛、邓没有做过的，至于外汇稿费多少，属国家机密，想来其稿费收入也不菲吧。

另外，自从2014年 12月以来，由中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辑出版一系列《习近平关于 - - -论述摘编》，至今己有下列各种:《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2013年12月1日出版），《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2014年4月3日出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2014年5月28日出版），《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2015年1月12日出版），《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2015年4月27日出版），《习近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重要论述摘编》（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6月3日出版发行）。按照这种出版趋势，今后将层出不穷，大量编印出版并大量发行，这又是毛泽东也没有干过的"新常态"。仅举一例可知，2014年4月3日《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一书才出版，中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当天立即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该《摘编》。小学生也能懂得，这不就为该书的畅销大开了方便之门吗！

还需要特别指出，习近平的巨额稿费是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获得的，如果习也像毛、邓那样长期统治，他的稿费肯定远超毛、邓。

首先，为什么多年前甚至20年前在地方上当官时的著作，只能印刷几百册或最多几千册，而一旦当上总书记，同一本书再版就能发行几百万册甚至更多，这充分证明是权位在起作用，是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权钱交易。这些交易，说白了就是以国库中纳税人的钱购买再分发作为“学习资料”。但由于毛泽东稿费属于毛私人财产，可由毛私人支配（毛先后9次给了江青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5次给张玉凤共15万元等等），由此可见，这些巨额稿费是进了领导人的口袋。然而，据《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报导，至2014年2月底，习的个人财产存款仅为160万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2013年11月底重印出版的《之江新语》一书的稿费就不止160万元啊。报刊上曾登载朱镕基两年共捐赠4000万元稿费给社会公益事业，可从来没有看到习近平捐献稿费的报道。

其次，领导人得到大量收入，照理按国家法律应该缴付个人所得税。可是由于领袖的稿费是国家机密，这是中国特色。不公开，老百姓不知道，不清楚领袖稿费是否缴税？人民甚至以为毛泽东也像大家一样在文革中没有稿费的呢！因此实行阳光法案，公示政府官员财产是反贪的起码条件。现在权力至高无上的总书记带头公布真实财产，下面哪一个敢不公布？公示政府官员财产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己实行，中共竞然讨论了26年而不能作出决定，实在奇哉怪也。

第三，民间己普遍认为，中共已是制度性腐败，无官不贪。因为一个完全清白的官员，周围的贪官怕被他揭发而会把他挤走，更别想从县、地、市、省上升到中央领导了。在上层皆老庑、下层尽苍蝇的中共政坛，舆论认为反贪者本身也有问题，不可能是冰清玉洁者。一个从小被人称为“阿斗”，在地方工作时政绩平平，外号“花花公子”者，突然变成一个文武全才，精通军事、政治、外交、历史、文化、文学、教育、工业、农业，总之天下的一切学问，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其全方位的超人才能比林彪吹捧毛泽东是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还要厉害。一个常被窃笑为“博士学位、小学水平”者吹捧到具有如此能耐，岂非成为古今中外之奇迹。难怪有知情者写文章问：在地方上工作的哪一位与今上是同一个人吗？

第四，沈大伟愿以自己的学术声誉放上去而预言中共己进入黄昏期，今上是否也有预感，所以要与时间赛跑，尽快多出书，多多益善。一年多以前曾放风说要出版新语录，不知何故暂停了。说不定不久会铺天盖地出现。

谁是中国首富?好多人会回答:"王健林呗,他家的财产350亿美元(现在是381美元了)".

我告诉你,其实王健林家的钱和习近平家族比,还是少了.与其说王健林家族是中国首富,还不如说习近平家族才是中国首富.

此话怎讲?为什么说习近平家族是中国首富?因为当王健林家族财富达到350亿美元的时候,习近平家族财富已经达到357.5亿美元了.

怎么算出来的?因为习近平家族的主要财富和王健林家族的主要财富有着同质性,都是万达股票,因此有着可比性.当王健林家族财富--持有的万达股值上升时,习近平家族财富--持有的万达股值也在上升.

那么当王健林家族股值达到350亿美元的时候,习近平家族的股值是多少呢?是357.5亿美元,比王健林家族还多7.5亿美元.

为什么说习近平家族的股值是357亿美元呢?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耗时三年的大作《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揭露了万达上市之前的 200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北京铭豪控股公司，以300万人民币（50万元美金）获得了万达集团2.5% 股份。贾庆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花了120万人民币（20万美金）购入了万达的原始股.接着2009年，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以2860万美金的价格也购入了万达原始股股份。

当万达上市,并且股市疯涨的时候,今年4月,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北京铭豪控股公司的50万元美金原始股已经上涨了1000多倍，达到6.4亿美金.贾庆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20万美金的原始股,也上涨1250倍,达到2.5亿美金。按照贾家的原始股上涨比例,习近平家族的2860万美金万达原始股,也应该上涨1250倍,达到357.5亿美金.

后来媒体报道万达股票继续上涨,王健林以381亿美金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新的华人首富兼亚洲首富。那么我要指出,由于习近平家族持有的也是万达股票,因此涨来涨去还是习近平家族比王健林家族多.所以真正的亚洲首富不是王健林家族,而是习近平家族.

有些人会奇怪,习家不是已经在2013年习近平开始反腐打老虎的时候,把股票出让给肖建华等人了吗?那么我告诉你,出让给肖建华等人的并不是万达原始股,而是其它股票.万达原始股,习近平家族没有出让,只是让人代持了.

代持人是谁? 是徐再生，这个人是谁？是齐桥桥邓家贵公司的老职员，公司副经理。傅才德从工商局的内档获得的信息查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桥桥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为投资有限公司工作，至今他已经跟着齐桥桥、邓家贵工作了整整15年了，是齐桥桥和邓家贵最忠实,最信任的跟班。

习近平家族政权在手,不怕徐再生将来翻脸不认账,不怕徐再生把股票吞没成自己的.作为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安会主任,手下指挥着两百多万军队和数百万警察,徐再生插翅也逃不出习近平家族手心.习近平家族有足够的信心控制住徐再生.

因此,价值350亿美金的万达股份(现在应该380多亿美金了吧?王健林的身价涨,习近平家族的身价当然也涨啊!) 仍然在习近平家族手里掌握着.也就是说,中国首富不是王健林家族,而是习近平家族.

又一年六四过去了，很多人都希望尽快结束中共的残暴统治，以纪念因此而去世的六四学生。这种心情我想不但民主人士有，就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人也有。中共的统治已经让人唾弃，让全国人民离心离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它已经没有了合法性，随时可能会倾覆。就是按照过去“君权神授”的思想，自从08年以后中国大的灾难不断，这表明它也已经被上天所抛弃。中共说：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现在历史也在抛弃他，人民也在抛弃他，上天更在抛弃他。中共的末日已经快到了，就连国外媒体也是这种看法，中外在这个问题惊人的一致。中共目前的处境真实内忧外患，和清末的情况差不多。下面我们就从清末的历史中，看看谁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清朝末年，民智渐开，呼吁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就是军队中尤其是新军，也有很多人支持民主宪政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屡次拖延政治改革进程，慈禧甚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加强了专制统治。因此清朝统治者错失了最后的改革时机。随着百姓越来越不满，民众革命的意向就越来越明显。那时的清朝真是内忧外患，国内民众的压力，国际上列强的欺压，使得慈禧最后不得不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可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虽然清朝统治者当时也很有诚意，但是人民已经不接受了。这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一样，给你认错的时候，你不认，现在挨打的时候认已经晚了。随着慈禧的死亡，新接手的摄政王没把改革措施全部实行完贯彻下去，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接着溥仪就下台了，清朝就算灭亡了。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谁是压倒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表面上看是武昌起义，实质上是慈禧的死亡。一个权威人物的死亡，对清朝统治产生了致命的打击。新上任的摄政王根本无法管理这个巨大的帝国，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使帝国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在推进立宪改革的过程中，摄政王也掌握不了改革的进程，压不住阵脚，很多别有用心官员都在起哄，内心都希望大清迅速倒台。所以这些都导致了帝国迅速的瓦解，再加上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袁世凯的野心，清朝就灭亡了。这些事情，如果慈禧在世，清朝应该不会那么快倒台，应该会有另外一个局面，毕竟当时的清军还是很强大的。当然一个历史结果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如果没有武昌起义，那清朝会不会倒呢，也有可能，因为袁世凯是野心家，在当时清廷袁世凯是最有实力的。但如果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也没有借口发动政变，清朝可能还要存活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倒戈，武昌起义会成功吗？也可能不成功，会被剿灭掉。因此我认为慈禧的死亡是压倒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有人不认可这样的看法，认为是慈禧的死亡、袁世凯的野心、武昌起义共同组成了清朝最后灭亡的因素。不过我在这里只讲我的看法，只讲慈禧的作用。

当今的中国和清末很像，这是连王岐山也承认的事情。因为他经常拿清朝的事情打比喻。现在国内也是一片沸腾，民众怨声载道，国外也是压力重重，事端不断。这种情况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清末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谁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习近平。压倒清朝的其他两个因素，目前还没看到，起义、党内野心家，这种征兆都不明显。虽然想尽快的压倒中共，这两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就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习近平才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加大了党内矛盾，致使党内斗争激烈。邓小平说过：唯一能使共产党倒台的，就是共产党内部出问题。邓小平这句说的是十分精辟的。

二是反腐运动使人们看到共产党的丑陋，加速了共产党形象的坍塌，加大了民众的反感，民众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

三是民主派发起的启蒙运动，使人们民智大开，不再容易被共产党混弄。

四是习近平得罪了很多党内人士，老百姓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因为自他上台以来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五是军队因习近平的整顿，暴露了军队的严重问题。军队的战斗力普遍不强，据我所知，有很多当兵的不愿打仗，尤其是进入部队之前思想已经开化的90后。他们的思想是不容易被控制的，在部队里不敢说真实想法，可是一离开部队，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过去那个时代军队对党的忠诚度。

六是很多人希望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一下台，必然会导致党内斗争的再一次恶化，恶化的结果就会加速党的瓦解，甚至倒台。另外，新上台的人不见得就有权威，压得住阵脚。

七是习近平不下台，如果他这样持续搞下去，也有可能把共产党搞下台。如果不这样搞，腐败持续恶化，那就是不反腐亡国。

因此习近平就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管他是在台上，还是下台。如果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民主派就要学会利用这一点，给他加把柴，添把火，使民主派成为压倒习近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民主派压倒习近平，习近平压倒中共。我相信如果民主派策略得当，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势力相结合，形成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反对派，发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那么离中共倒台就不远了。

人们常说：中共政权这么腐朽没落早就应该倒台了。但“六四”大屠杀已过去了26年，中共迄今仍未垮，原因何在？多年来，无数专家学者论述过这一话题，莫衷一是的观点却使人看不清真相。那么，中共政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笔者的看法是：苏共垮台的结局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即“亡共在共”——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政变领导人有副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包括了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苏共政权主要人物。8月22日，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接回莫斯科，重新夺回了对国家的控制权，政变仅仅存活了3天。发动政变的苏共保守派领导人除自杀者外均被逮捕，苏共内部的众多投机分子，纷纷反戈一击与党划清界限，此时，苏共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了。

苏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苏联解体。8.19政变领导人都是苏共高层核心人物，苏共整个领导集体都无法挽救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命运，它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至此，具有93年历史连续执政74年的苏共，在短短几天内就烟消云散，以和平变革的方式，写下了历史的句号。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由镰刀、锤子和五角星图案组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凄凉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多年来，面对“红色帝国”解体之谜？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主导者，而中共更是将其定性为瓦解共产主义阵营的罪魁祸首。因此，防止在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是中共政权“居安思危”，“不走邪路”的关键所在。但依我看：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不敢正视历史的托词，最典型的就是习近平的那句牛人牛语：“竟无一人是男儿？” 它完全回避了苏共倒台的历史背景——即专制政权不可抗拒地灭亡规律：人心项背！

我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台湾模式和其它一些国家的转型模式参照作用不大，中国未来的剧变只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苏共的结局。而且不在于中国有没有戈尔巴乔夫，而是在于这个政权无法跳出的死穴——即专制亡于内！

苏共垮台印证了一个铁律——即共产极权制度由于其不可抗的内部腐朽机制，一定会成为全民公敌，从而被人民抛弃！以苏共为例：它从斯大林时期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在高压统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而苏共倒台只是这个这个制度演变的必然。

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1989年初，苏共有2000 万党员，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党员，其中很多人入党动机就是为了捞取好处，所谓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阶级（与今日的中共何其相似乃尔？）。

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苏联国家机器都被苏共长期垄断着，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里，而他们又无法公开享受这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要么隐匿，要么转移到国外。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窃取的财富，党内不少官员也急切希望苏共早些垮台，让苏联改变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贪腐到的财产合法化（如今，中共广大贪官队伍心里想的是一回事）。

苏共后期，党内不乏投机分子，他们一旦发现党再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私利，就会背叛这个党。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一个2000万人的大党竟没人站出来抵制？来捍卫苏联共产党？这也说明苏共整个机体已经变质，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是在内部。这好比一座大厦的坍塌，不能说是风吹的，坍塌的根本原因是大厦内部结构出了问题，或腐败破落，或被蛀虫侵蚀，不管有没有风，坍塌只是早晚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亡共在共”——即专制亡于内的根本原因。）

苏共自赫鲁晓夫时代起，完全背离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蜕变成为凌驾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特权阶层，用一党专政的统治处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把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不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国家事务之中。

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形象，苏共牺牲人民利益，大搞“面子工程”，在财力不支的经济条件下，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和太空竞争，耗尽民膏民脂，虽外表有超级大国之名，与美国平起平坐，苏共的脸上有光，但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人民的政治和民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外强中干，民怨四起。可见，苏共亡党、苏联垮台也是人民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不但是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几乎都出于同样的原因。1989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时，他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这名工人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你？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寒冬腊月没暖气取暖。”

所以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是苏共内部机体腐败的结果。党已不再具有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是一层脆弱的华丽外壳，这个外壳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点外力冲击，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了我们启示：一个党不以人民的利益为统治的目的，而是漠视和镇压人民对自由的向往，那么，最后一定是人民自己起来改变命运，结束它的统治。就像刀客杨佳所说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虽然它需要时间来证明、来显现，但一个政党如果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它就必然会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2012年我在悉尼举办的《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亡共在共”——即“专制亡于内”，是中共逃脱不了的历史宿命！特别是中共红二代掌权，更加快了这个进程。“亡共在共，复国在我。” 这是蒋经国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信哉斯言！当人们见证了苏联、东欧的剧变之后，这一共产极权制度衰亡的历史规律，就如同魔咒般的笼罩在了中共身上，使其无法摆脱。所以，每当回想起经国先生这一名言，我就会重拾信心！

其实人们不必纠缠于中共倒台的具体模式和原因，如贫富差距、官民冲突、贪污腐败、群体事件、金融危机、经济崩溃、生态危机、环境灾难、资金外逃、资源匮乏、外交困境、军事冒险等等。上述所有的情形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但这只是外在因素，中共真正无法克服的败亡原因，还是来自于它的致命死穴，其要点如下：

一是其领袖权力的传承危机始终无法克服。“治乱循环”的历史阴影加上极权政治的残酷本质，始终是一炳“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这个政权的头上。苏共自斯大林时代起血腥地内部绞杀，中共自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全盘继承。从三十年代至今，已杀得血流漂杵、尸骨赢野，始终无法摆脱这一野蛮的丛林法则。苏共如此，导致了其毁灭，中共步其后尘乃是必然。

二是一党专政无法抑制它组织肌体内部的腐烂，正如王岐山所讲的：“一个医生无法来为自己动手术。习王的打虎反贪注定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即专制制度的本性已决定了，要么你掀翻这个制度，要么你被这个制度吞噬。说得更直接一些，即反腐必须反共，你靠选择性、运动式的方法一定走不下去，因为彼此都不干净，你干不掉对手，反过来就一定完蛋。

三是在“红色血统”基因链主导下，这个政权必然进入其败亡的最后阶段。道理很简单，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赖于它的统治能力，它必须依靠其官员的层层管理。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在没有信仰的现状下（绝无效忠可言），只有靠利益来维持。红二代的掌权，从根本上消解了这些官员的奋斗动力。因此，不会再有人为一个红色家天下效忠，当年满清的“皇族内阁”就是因此种下祸根，大批体制内官员于是倒向了共和，给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

四是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已使红色权贵集团成为了全民公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几乎已无人再为其效力，受压迫的老百姓不用说，即使是大批的平民官僚，也已与习中央离心离德。习政权以自身的愚蠢，迫使所有的人站到了它的对立面，这里面包括了所谓的“党心”、“军心”、“官心”、“民心”。我们不要轻视这个趋势，因为一个政权的兴盛败亡，最终离不开人心的项背。

由苏共灭亡过程看到，中共的命运也不会例外，我们只要简单地梳理一遍，就知道它与苏共命运的相似之处了。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他除了自比秦始皇之外，实际上其一生命运都没有跳出斯大林的阴影。因为这个以伟大领袖自居的独裁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苗族混血的小富农出身（是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一样的少数民族——河殇作者谢选俊考证）。这就是他一生心理变态，疯狂地虐杀中国人，却在苏共红色教主面前，割地献媚，甘做斯大林的走狗和犬子的原因。

而自毛泽东开始，中共政权的黄俄本性就从无改变，因此在根本命运上也就难逃其主子的下场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一生中除了祸国殃民之外，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那么邓小平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只不过他比赫鲁晓夫更狡猾一些，没有掀翻老毛的神主牌，以“四个坚持”继续维护党国的统治。他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赫鲁晓夫早就干过，中共不过是在其后“邯郸学步”而已。邓之后的江泽民继续步赫鲁晓夫后尘，所谓“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苏共当年鼓吹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翻版。胡锦涛时代，如同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社会沉闷腐败，“和谐社会”只是一句空话，“击鼓传花”、“管他死后洪水滔天”，才是其真实的想法，这些红色政权的“前台管家”们，只不过是完成中共“顾命八老”之遗命，将这个烂摊子扔给了习近平——这个红二代替死鬼而已。

而习近平，充其量不过是安德罗波夫，一个以“红色血缘”上位的平庸之辈。红二代就像当年没落的八旗子弟，根子上带来的衙内气息，更凸显了中共政权的末路景像。

习近平上位之后，欲继承毛泽东的衣钵，说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又能给你这个徒子徒孙带来什么帮助呢？邓小平虽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比毛务实，但仅靠“黑猫、白猫”的“中国特色”，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中国的现状证明，邓时代的治国之道早已走到了尽头。

一个大国靠“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出路的。靠你红二代的虚矫狂躁、好大喜功就更没戏了。毛泽东曾经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得到的是一个贫穷、饥荒、恐怖的时代，邓小平也决心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变成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腐朽时代。习近平要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那只能是将两个时代的罪恶叠加在一起，从而打造一个更加邪恶的、恐怖的“红色帝国”时代。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已告诉我们：习近平的“红色帝国”之路是走不通的。中共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和它的祖师爷苏共一样，只会落得一个分崩离析的下场。这就是黄俄政权的宿命。如今，中共的倒台已进入了倒计时，它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一天的到来已为时不远了！

——仅以此文纪念“六四”26周年，祭奠所有为自由中国而献身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