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的空言与无奈
——评俞可平“民主仍然是个好东西”等表述

彭 涛

    据《德国之声》报道，6月24日中共文胆俞可平参加了在德国特里尔举办的一个题为“中国民主：机遇还是挑战”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再次称“我时隔近十年，仍旧要说‘民主依然是个好东西’！” 对俞可平有关民主的一些言说，我曾写过一篇谈及“俞可平的民主观与改革意识”的文章，对他的民主与改革等话语作了一个简要的剖析。如今，在德国，再次听闻俞可平对中国民主及其命运的阐释，不禁又产生了对其相关言论做一点评说的欲望。

    就《德国之声》报道的内容来看，俞可平的演讲基本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句话：旧话重提，空洞无物；无视现实，有知无奈。

    旧话重提，空洞无物

    在座谈会上，俞可平说，“谈论民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必须得谈！”他指出，“如果只是以西方民主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领导直选’为标准，那中国当前可以说是没有民主”，并称“近年来，在政府治理的细节上，民主在中国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包括村一级干部直选、宪法中写入人权以及法治条款等等”。另外，俞可平还多次强调，“中共不会‘照搬纯粹西方式的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即便在中国也不会被否认。”

    俞可平认为“谈论民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是指，民主在中国只能限制在一个特定或小的范围内，如他的“增量民主”论所称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俞指的党内民主是“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并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而基层民主则表示 “在已经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和扩大新的基层民主形式，如乡镇领导和县市领导的选举方式和决策方式的改革等”。而且，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这就意味着（或如俞可平所说的），中共不会照搬西方式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领导直选’的民主，所以他说按西方的标准来讲，“中国当前可以说没有民主”，但这并不妨碍中共推行自己的“民主”。

    俞可平称“民主必须得谈”，意思是，在中国谈民主，就得按他上述有关民主的释义来谈。这正如他近10年前曾说过的，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不等于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等等（《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在演讲中还说，中共高层领导“即便强调‘不可照搬西方民主'，但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已经成为了政治高层的共识”。这里，俞可平和中共高层所指的民主，是指威权制度下的所谓“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即所谓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与“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的民主，并非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宪政民主（见《俞可平：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而俞可平“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即便在中国也不会被否认”的表述，则只是一个玩弄文字和概念的游戏而已，即对民主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另类或中国式的自我解读（即“人民民主”的普世意义和真理性）。

    无视现实，有知无奈

    俞可平“民主在中国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说法，仍然停留在他过去的老一套说辞中（如以“村一级干部直选、宪法中写入人权以及法治条款”等为例），且与中国现实的人权状况（当局对异议人士越亦严厉的打压与迫害）相去甚远。而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俞可平称，“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言论自由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大限制，尤其是在互联网论坛等处”。这里，不是当局没有或不想去限制，而是无法完全和每时每刻去限制网络言论。另外，“开放”网络和适当地给予网民一些言论空间，亦是俞可平曾主张的维持社会稳定的方略之一，也就是，通过所谓“善治”的手段（“以疏为主”的动态维稳）来实现一种“现代的稳定”（与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维稳相对）或“新的政治平衡”（官民之间的协调与和解），即减少“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这里，“民主”只是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确立，是（维稳的）手段而不是（建制的）目的。（参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至于德国汉学家黑伯勒在讨论会上的说辞，“我们应该将大多数人民和少数异议人士区分开来；后者的公民权利确实受到愈发严厉的限制，但前者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和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相比，也确实是有所扩大的”，则表明了西方一些亲中学者的习惯性与主观性思维，即：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强）意志与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状况混为一谈，只用积极的眼光去观照中国的现实，无意或不愿去正视其倒退的趋势。

    不过，在会上，俞可平也触及到了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或切中了一点时弊，如称中国的制度性问题在于：“现在的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社会保障水平和欧洲相比实在太低”，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充满了困难，今后不排除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等。而黑伯勒的话，“如果只是讨论“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那这种民主在今后二三十年也不大可能在中国实现”，同样也多少道出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另外，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俞可平对中国民主的未来已经“带有许多谨慎和小心”，尽管他表示对“中国的民主态度持乐观的态度”。俞的担忧在于，他曾提出的“增量民主”近年来也遇到了巨大阻力或被决策层冷处理。这既是说，目前在党内民主和基础民主这两个层面，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大有倒退的迹象。中国的社会主义能达到“较小的贫富差距、廉洁的政府、更多的民主”，便是俞可平最大的“宏愿”了。而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或相当长的时间内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从俞可平的谈话中还可以觉察出，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或智囊，他不是完全看不清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或政治制度，而是必须或被迫要说违心和符合中共主流意识形态或正统思想的话（即出于“吃党饭不砸党锅”的无奈心态）。或许，他对中国民主的“善愿”还有别样的意味和指向。但不管怎样，俞可平对中国式的民主的乐观态度，都起到了一种为中共现实威权政治体制抬轿和粉饰的效果，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制度更新无多补益。

    当前，在中国官方思想界和政界，“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及“国家主义”等保守思潮方兴未艾，反西方与回归古典和内向“中国自我”（即专制传统）的趋势甚嚣尘上。俞可平也逃脱不了这一趋势的裹卷。

    2015年6月28日于德国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