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一高干談不能給六四平反的原因

老 何

北 春编者按语：这是一篇难得的中共干部对“六四”看法的文章，中肯、贴切、有历史感，道德感，有良知、有担当、有对时下政局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指出“六四” 是党在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的事件，也是无人敢触碰的一个事件，更遑论平反。如果平反六四将会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震荡。而六四不能象反右等历史事件一 样经平反走上正道的根本原因是，时机已过，党也没有了一批好干部。

六 四是我黨歷史上唯一不能寫入黨史或黨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寫入黨史是因為關於那件事至今還沒有經過黨的全體大會討論通過任何一項決議。即便討論任何有關六四 的決議，也無法在黨的大會上通過，一是因為許多老同志無法認同我們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開槍，二是因為沒有人敢出來承擔責任，三是無法給那 件事定性。由於黨內缺乏共識，關於那件事的說法就前後不一。先是說那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來說是一場破壞安定團結的動亂，最後把那件事輕描淡寫成「一場風 波」。既然只不過是一場風波，那又為什麼不准黨內外討論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我黨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公開給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 昭雪，為什麼對於六四這樣「一場風波」中的受害者卻不能平反昭雪呢？

這個問題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簡言之，六四雖然死的人遠少於文革和其它政治運動，但這卻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沒人敢碰。

六 四以前，儘管我黨犯過很多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我黨都有改過自新的能力。即使文化大革命對我國造成那樣的劫難，我黨都能夠最後靠自己的力量，粉粹四人幫， 否定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結束文革，使我國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每一個新的王朝建立之初，總是有這種自我糾錯和革新的能力的。但 那種能力卻永遠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六四就是這樣一個分水嶺。從那以後，黨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來治理腐敗，撥亂反正，獲取大多數群眾 的支持了。每當一個政權喪失自我反省、自我改過的能力時，這個政權就開始走下坡了。中國歷代幾乎每一個朝廷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卻沒有任何一個皇帝可以扭 轉這個趨勢，所以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重複著毛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這種歷史悲劇。六四就是這個中國的古老悲劇的重新開演。

「政息人亡」的歷史悲劇在中國不斷重演，是因為從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個好的法子來治理腐敗。治國就是治吏，治吏就是對付腐敗。從古到今，我國都是從體制內找答案。在美國讀過書的孫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這個中國幾千年的 死結，決定從體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曾經模仿美國建立了一套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同時也開放黨禁報禁，夢想當中國的華 盛頓。但很快他就玩膩了，回到了體制內，決定當皇帝。蔣介石不敢稱帝，但他懲治腐敗的法子還是和皇帝一模一樣–體制內找答案。所以22年後他被體制外的我 黨所取代。毛主席還沒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會和歷代皇帝一樣被趕下台，所以他發誓要用民主來結束「政息人亡」的循環。但他還是沒有能夠跨越體制，他沒完沒了 地整人，搞得黨內外怨聲載道，所以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老婆和親信被一網打盡。鄧公一開始也想從體制外一勞永逸地解決大權獨攬、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但他 終究沒有那種魄力和勇氣，最後還是回歸舊的體制。他死後我黨之中再也沒有誰敢挑戰這個體制了。

六 四說到底就是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在體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嘗試。我黨的領導並非都是外界傳言的那樣酒囊飯袋。他們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他們也知道，六 四雖然失敗了，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獨裁和專制政權都不可能永久，其結局無非只有兩種：或是被另一個獨裁專制政權所取代，或是被一種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國 現行體制無論出現哪種結局，鎮壓過六四學生和百姓的人都會被後來的掌權者釘上歷史的恥辱柱的，就和那些斬首「六君子」，鎮壓黃花崗起義的人一樣的下場。李 鵬同志寫了一本自傳，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責任。我黨不批准他那本自傳的出版，其實並不是和外界傳言的那樣害怕他把責任都推到鄧公的頭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參 與鎮壓六四的人都綁在一起，而是認為那種責任不是一本書、一個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會那麼笨。

前 面說了，我黨歷史上有過許多次平反糾錯的經歷。例如，我黨的早期曾經給很多被王明、張國燾整肅的同志平反。解放後，我黨錯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錯誤地打 倒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老幹部，我們都給他們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線鬥爭的結果。誰贏了誰就可以否定黨的前任領導所做的一切。搞來搞去這還是體制內爭權奪 利，可為什麼這種爭權奪利以前大都出現好的結局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黨內雖然也有不少的投機者，但畢竟還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個時候加入共產 黨遠不如加入國民黨來得實惠，所以我黨那個時候總的說來是純潔的。中國歷史上幫助皇帝打天下的總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這些老臣敢於拚死進諫，他們的話皇 帝不願意聽也要聽。彭德懷就是我黨的老忠臣。劉少奇、周恩來就是肝腦塗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們，偏偏信了一幫奸臣–四人幫的胡言。主席死時，忠臣已被 殺了一大半。到了鄧小平時期，忠臣一個又一個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來越稀少了。六四以後，我黨的忠臣可以說基本上被一掃而光。如今要入黨的，都是為了當 官，撈錢。黨內幹部能夠生存下來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機者便是貪官污吏，他們連《黨章》都沒讀過，根本就不瞭解我黨的發展史，他們的理想就是撈更多的錢， 把孩子一個個?安排到政府裡當大官，或者送到美國去享福，誰會傻到會去給六四平反？今天我們黨內有哪個人有華國鋒為民除害的那種膽略，胡耀邦為民請命的那 種慈悲，鄧小平撥亂反正的那種雄才？

給 六四平反的最佳時期已過。鄧公在世時就應該把那件事辦了，那樣做雖然我黨有可能暫時失利，但長遠看來我黨會永存，不會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黨和國家都會 更加興旺。今天在中國真正的共產黨人已幾乎絕跡，大多數是權貴資本家和利益集團代言人。還有極少數有良心的人，但他們體制內處境艱難，我們這個體制容不下 他們。我們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我們給六四平反，中國將會發生三件事：一是民選政府官員，二是法治社會，三是 輿論自由。這三件事一落實，問題就不是我黨失去政權那麼簡單了，而是我們很快就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獨立的反貪局審查。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 嚴格查一下，這些人也都該進監獄的，很多人要被槍斃的。六四平反之後，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裡，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 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會因為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政府查收，荷蘭的紅燈區會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利大街的商店會一下子冷清一半， 德國的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會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間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 了。

如 果說給六四平反只會影響黨的幹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黨的眼光了。六四以後我黨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就是給我國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好事。你也可以說是把他們 和黨綁架到一塊去了。中國這幾百年來鬧事的都是讀書人。把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對他們來硬的，實踐證明那不行。我黨六四對他們大開殺 戒，確實是不對的。江總書記靠「三個代表」就把他們徹底搞定了。今天中國那麼多的教授、博士，一打聽都有車有房，卻不見中國的科技趕超歐美哪國。包起二 奶，玩弄起女學生他們比公務員還厲害。這裡的秘密誰都知道。他們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們的政見和玩弄女生是問，隨便找幾篇他們的論文一查就可以讓他們 栽了。給六四平反，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直接的好處，相反卻有可能斷了他們的財源，丟了他們的紅顏和小蜜，他們會同意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20年前的中國 了，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識分子了。你去中國隨便一所大學裡打聽一下五月四日是什麼日子，恐怕不少人會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於六月 四日，他們會說奇怪網上竟找不到這一天。

不 要怪這是學術腐敗。我們二十年來的經濟成長哪裡是靠這些搞學術的。你看那全國十大首富裡有幾個是科技創新者？我國的經濟發展靠了兩大利器：腐敗和廉價勞動 力。沒有腐敗這個第一動力，哪個領導幹部會去發傻搞什麼GDP? 都說我們成功的秘訣是摸著石子過河，那是趙紫陽搞過的一套東西，我們早就不用 了。我們的幹部是摸著自己的錢包過河。他們的錢包越鼓，過河的幹勁就越大。所以我們的經濟會這麼繁榮。所以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來，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 來。腐敗嗎？確實很腐敗。可又能怎麼辦？二十年前鄧公就看到了一個矛盾：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他想不出好辦法。江總解了這個難 題，這就是讓全國可以腐敗、敢於腐敗的各階層一起來腐敗。大家都腐敗了，誰也就別說誰了。你可以假公濟私，我就可以勾兌地溝油；你可以貪污公款，我就可以 摻三氯氰胺；你可以買賣官職，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這就叫悶聲發大財。到了最後，全國人民撈錢都撈瘋了，人格都不要了，臉皮都丟盡了，良心都餵狗了，也就 沒有亡黨亡國的憂慮了。

但鄧公當年說的一句話我們卻不能不放在心上。鄧公說，殺二十萬，換取二十年的穩定。聽清楚了：他說那只能管二十年，沒有多說一年。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鄧公可從來沒有延長過這個保鮮期。谁有再大膽也不能瞎做這個主。

如果這個時候把六四問題拿出來討論，甚至要給六四平反，是多麼腦殘的一件事。二十年保鮮期已過，我黨已經坐在好多個火山上了，會給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嗎？就算我黨想通了，那全國那麼多的公務員們、大款們、精英們、教授們能想通嗎？靠喝學生的血養肥的，總不會把喝進去的血吐出來吧。毛主席說，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會變成天下大亂的。

所以，六四雖然是一場小風波，卻也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至今沒人敢碰。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 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 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 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 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 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 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 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 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 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 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 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 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 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 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 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 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 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 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 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 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 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 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 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 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 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

原 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 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