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共产主义在中国/魏京生

共产主义是从西方宗教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但这个人类共同的美好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的政治环境下不现实。十九世纪出来一个新的派别马克思主义。它的特点是用专政的手段，发掘人性丑恶的一面，用抑善扬恶的方法，制造出一个理想社会。这个自相矛盾的理论，很容易被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接受。

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这种年轻人。直到中共执政以前，参加中共的人，大多数都是怀着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只有少数冷静的思考者被淘汰。艰苦的、对抗性的环境限制了大多数人的思考。

在全国执政以后，淘汰的过程不断加速。从胡风反党集团，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代表自相矛盾理论的各方，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自相矛盾的理论在执政集团内部渐趋淡化，谁掌握了专政的权势，谁就是真理。

苏联的共产党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在革命后淘汰了大部分理想主义者。为了在现实中生存，苏联共产党人恢复了旧俄国的农奴制。在此基础上仿照中国古代的官营工商业，发展出了适合于工业化的新农奴制。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模仿了苏联式的农奴制。

在刚刚夺权成功的时期，中共估计到社会习惯和经济的惯性，没有立刻全盘苏联化。容忍了市场经济和表面的民主政治。随着经济快速的恢复，中共逐渐开始了他的共产主义实验。第一步是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党内的理想主义势力，巩固了专制政治。第二步就是以赎买为借口，没收工商业企业，开始了工商业的苏联模式。之后的反右运动，清理了党内的理想主义反对派。为农村的农奴制改革，扫除了政治障碍。

但中国两千多年的市场经济和人身自由，与农奴制相当抵触。农村的农奴制改革，虽然采取了逐步深化的策略，但还是遭遇到激烈的抵抗。用暴政的镇压加强制的方式推行的苏式农奴制，给农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邪教共有的虚假陈述习惯，加倍了灾难。苏联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以更大的规模，更全面的在中国被复制，导致了几千万人的死亡。这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式计划经济派，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

从社会矛盾激化，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理论的自相矛盾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理论外的斗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专制。经济迅速退化到不如秦汉时代的市场经济水平。文化的沙漠化和经济的倒退，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在邪教大神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明智派，抛弃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恢复了中国传统的模式。以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管理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好于共产主义经济的成绩，稳固了一党专政的体制。

但这种滋生腐败的极端不公平的传统模式，不符合两千多年来人民的理想，也比西方的民主制加市场经济落后。这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共识。短期的经济恢复之后，专制的模式和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就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导火索正是两千多年来的病根，腐败。

军事镇压的成功，加速了政权腐化的速度。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经济的现代化，加强了人民向往民主自由的程度。现在中共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转型为民主自由的体制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还是加强镇压暂时保命，等待最后的崩溃。习近平集团选择了后者。

(本评论的英文版本由黄慈萍翻译。魏京生和魏京生基金会感谢她数十年来有关的无偿贡献，特别是使用和发布此译文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