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要坠崖 王岐山为什么不拉一把？
张杰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可谓危机四伏、狼烟四起。国内经济凋敝，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失业潮涌现；三峡大坝不仅不能防洪，相反24小时开闸泄洪，水淹七军。国际上，中美两国由贸易战发展为全面对抗的新冷战；国际社会疫情追责索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中印两国交恶，印度禁止与中国企业做买卖；俄罗斯也由坐山观虎斗，甚至公然羞辱中国，高调庆祝强占中国海参崴160周年。
近日，习近平意气用事，执意推出港版国安法，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市民恐慌，国际社会一片声讨。7月1日，美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出，“今天，我们自豪地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这是结束中国政府对香港人民加速进行镇压、恐吓和残酷行径的又一重要步骤。”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对支持中国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毁灭香港，对于中共而言无异于自杀，令人不解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在这条路上狂奔？曾是中共党校教授的蔡霞指出，中共已是政治僵尸，除非习近平下台滚蛋，否则中国必天下大乱。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最危急的时刻。
以十九大为分水岭，我把习近平的执政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从习近平2012年接班到十九大召开。在这期间，习近平在王岐山的辅佐下，反腐大获成功，一路凯歌高奏。十九大后，习近平进入下半场，开始一人独舞，大失水准，晕招蠢招频出，不到二年时间，天怒人怨。目前，习近平已经内忧外患、焦头烂额，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的铁哥们王岐山去哪里了？为何任凭习近平末路狂奔而不拉他一把？就这个问题，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习近平与王岐山治国理念根本分歧
习近平崇尚极权主义，他要树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他个人的绝对权威。经济上，他支持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吞噬私有经济，实现他“党管经济”的目的。他在政治上打压自由言论和任何可能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组织和机构；在领导上，他追求个人独裁体制，全民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他个人，他要定于一尊。同时，习近平的政治野心并不在中国，他甚至狂妄地要领导世界。
尽管王岐山和习近平私交深厚，曾在知青年代睡过上下铺。但他们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八十年代，王岐山曾担任自由主义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第一笔钱捐款5000元，就是他给的。“六四”大屠杀后，王岐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分道扬镳，走向威权主义。王岐山崇尚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本名王守仁，别号阳明。王阳明的学说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王岐山主张中共对社会的威权控制，但保留适度的社会自由空间；反对激进的政治变革，主张渐进变革；在重大疫情面前，他主张信息公开，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鼓励全社会的参与。
由于理念不同，十九大后，王岐山尽管作为国家副主席，但刻意与习近平保持距离。2018年5月，他在会见美国商业人士的时候，否认了自己是“打理中美关系的负责人”，称自己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工作是习近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今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王岐山也没有出山救火，而是黄鹤楼上看翻船。习近平为什么不用王岐山呢？其实，比较王岐山治理非典的路数，我们就会知道，习近平和王岐山在防治疫情上根本走的是两条道。
2003年2月，广东首先发现了传染性疾病非典型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典”。4月初，广东、香港和北京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但由于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疫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很快由南至北席卷了整个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引咎辞职。4月20日，胡锦涛任命新任海南省委书记才5个月的王岐山接替孟学农，成为北京市代市长。上任当天，王歧山走进新发地批发市场、崇文门菜市场和王府井医药大楼，现场解决因“非典”疫情造成的蔬菜、副食品和医药短缺问题。第二天，王果断下达政府令，对受“非典”感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切断传染途径。4月24日，王岐山主持召开就任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他表示，如实反映实际情况至关重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能“贪污”信息。随后在全市各大医院建立专门发热门诊，并用7天时间在小汤山建起一座防治SARS的专门医院。王岐山与国务委员吴仪以及流行病防治专家钟南山紧密互动。王岐山经常出现在北京街头，鼓励市民积极面对：“咱们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不都扛过去了？”他说“必须让市民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市长在干什么，说什么”，甚至希望让市民天天看见他，以消除恐惧心理。王岐山对当时的舆论监督亦持包容态度，他曾说，“舆论监督，当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讲，舆论监督是帮我工作，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王岐山在“非典”中敢说真话、敢干真事、敢于做成事情的风格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赞扬。但反观习近平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习近平打击李文亮等吹哨人，隐瞒疫情，造成疫情蔓延和扩散到世界，至今全球已有1000多万人被感染，50多万人死亡。习近平采取野蛮的封城方式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直到疫情缓解的3月，习近平才敢踏上武汉的土地。他不顾武汉人民苦难，居然要掀起感恩浪潮，让武汉人民感恩他的英明领导。疫情尚未消退，对他歌功颂德的《大国战疫》就上架发行。比较习王做法，两者境界和理念可为天壤之别。
第二，习近平任人唯亲和心胸狭窄排斥了王岐山
十九大后，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已被吹拉弹唱的习家军包围，内廷政治死灰复燃。习近平内心里很戒备王岐山，因为他知道老王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习近平心胸狭窄的个性使他不可能请王岐山出山，因为一旦王岐山干的风生水起，岂不是抢了他的风头。一尊是神，刀枪不入，什么不能摆平？习近平在自欺欺人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国家。当李克强视察武汉赢得民众赞扬时，习近平就很受伤，很嫉妒。1月2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来访，习近平就借机抢功说“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王岐山何许人也？可以说，久经沙场，眼睛毛都是空的。他深知中国政治的黑暗，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有帝王心态，整个心思就是玩弄权术。帝王心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忌讳他人功高盖主；另一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很多太子党人物都被习近平排挤出局，习近平要成为太子党唯一的红色血脉留下来长期执政。即使在王岐山助习近平反腐最红火的时期，习对王并不放心。有人披露的习私下派人调查王。王歧山的确有中共一般干部没有的才能，敢想敢干，杀伐决断，所向披靡。
习近平疏远王歧山，一方面当然是担心他功高盖主，另一方面据说是社会上传言“习不如王”，这话让习寝食难安。想当年，毛泽东就为童谣“毛主席三天不学习比不上刘少奇”而惊恐万状。习近平活脱脱一个纨绔的八旗子弟和公子哥。古语云：“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第三，习近平和中共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为什么习近平和中共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危局呢？事出非常必有妖孽。澳洲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当权者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在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以致于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资逃离。外交上，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当权者实行个人独裁、执行背离普世价值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愿望彻底落空；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宪政民主与共产专制之间的冷战爆发。
习近平强推港版国安法，不惜毁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其颟顸无知可见一斑。香港精英尽失，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再，中国也堵死了自己吸引外资的便利通道，香港成为死港。习近平以强人手段报复港人，失去了民心，赢得了仇恨，以至于港版国安法荒诞规定，引发对政权仇恨的也将以罪论处。时评人士梁京曾指出，习近平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由于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加上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习的认知障碍正在急剧地增加中国发生革命的风险。
综上所述，王岐山不是不救习近平，而是救不了，可为好言劝不了要死的鬼。王岐山固然持威权统治思想，但他在治国理念、行事风格上与习近平截然不同。习近平的猜忌和小肚鸡肠也容不下王岐山。习近平毁灭香港的行为无异于政治豪赌和自杀，猴精猴精的王岐山躲都躲不及，哪会去趟这趟浑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