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十七）

郑烨

借用林肯的那句名言来评价中共党建教育的目的也许会比较精准，那就是：它的目的是在所有的时间煽动某些人狂热，或者是在某些时间煽动所有人狂热，亦或是在某些地方煽动所有人狂热，从来不奢求在所有的时间让所有的人狂热，只要达到某个时间段或某一区域的高概率分布为其所用即可。

朝鲜接受中国的援助，也从来没有向其国民宣传过，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绝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反而批判起对方来则是一呼百应，极权主义政体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鼠目寸光是刻在骨子里的，推动力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共很巧妙地把别国的援助变成了自己对民众的馈赠，让老百姓对其感恩戴德。没有人关心和思考，帮助过中国的和被中国帮助过的，分别都是谁，以及具体帮扶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再追问是否程序合法和公正监督的问题，有些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穴来风了。

在信息不透明的社会中，中国经历三年大饥荒的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是否感谢过中国？在一带一路“大撒币”的时候非洲人是否感谢过中国？

袁世凯用满清朝廷给的军费训练出了一支只听自己话的北洋军，用朝廷的钱养自己的兵，北洋官兵只知有“大帅”不知有“皇上”，极权主义政体下，直接给你食物的才是“真爹”，这是极权政体下扭曲的资源分配体系和认知体系决定的。

本人的微博早在习近平修宪的时候就被永久封禁了，记得当时在官媒的一则报道中进行评论，借用了电动三轮车倒车时的提示音“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

过去从理论层面也曾经认同“没有中国式数学，数学不带意识形态”的观点，直到无意中看到文革时期的小学数学课本，里面的应用题是这样的“一个村子原有10个黑五类，后来群众举报又挖出2个，现在一共有多少黑五类了？”才发现真的有“中国式数学”，即便是面对看似无法“动手脚”的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教材，中共也能够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如此丝滑地融入进去，在学习数理化的过程中顺便接受斗争哲学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中国式市场经济推理过程：剩余价值论→利润有罪论→资本原罪论→企业家有罪论→群攻无罪论

如果你了解到在中国任何领域和行业都存在着“小圈子”，并且已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深蒂固的普遍认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无不充斥着各类小圈子，热衷于内耗的党同伐异已然成为“家常便饭”，那就不会奇怪此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惯性了。在极权政体下，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在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分得一杯羹，递投名状、交保护费、抱大腿，成为一种下意识的立身之道。

为什么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容易出现排外？动力便来自于对缩水的资源的分配额度的争夺。经济越发展，社会财富越多，可供分配的“蛋糕”越大；法治社会越发达，分蛋糕的过程越透明，圈子才会越来越大，小圈子才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蛋糕越大，分蛋糕的规则越公平、公正，画地为牢的排外倾向才有可能被抑制。

一个整天高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府，在其社会中大行其道的竟然是“排外思想”，一个叫嚣着要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智慧”的社会，却充斥着唯我独尊的“大汉族主义”，一个连本国的少数民族都要排斥的主体民族，一边嘲笑着“白左”的“没有底线和下限的包容”，一边声讨着特朗普关上国门的“门罗主义”，中共培养的韭菜们自圆其说的奇谈怪论的土壤是缺乏常识、缺少理性、毫无逻辑、一贯功利、永远实用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共产极权最大的邪恶在于扭曲人性，把社会成员打散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原子，只得依附强权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何“小圈子”盛行的基础，边缘化、排斥性，逼迫善良的人自我忏悔，把人性之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着《韩非子》的狗肉，把“商鞅变法”说成是“共产革命”，把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党同伐异、互相揭发的丛林社会说成是儒家的“大同社会”。

中华民国北洋时期，“军国主义”不像后来那么被人诟病，当时很多著名的文人、政客都想要把国家带上“军国主义道路”，二战结束之后“军国主义”才被钉上耻辱柱。此种认知深刻影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军队的建设，最后“军国”和“党军”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民党的文宣碾压北洋政府，北伐战争一路所向披靡，共产党的文宣碾压国民党政府，国共内战中共军势如破竹，实则北伐时期的文宣也是掌握在中共手中，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意识形态工作如此重要，它可以左右舆论方向、引导民心向背，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真的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骗人民。

毛泽东即便什么职务都不要，也至死不放弃“革命导师”的名头，就是要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让自己永远成为全国的精神领袖，这一切都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达到的，曾经“抬轿子”“吹喇叭”“敲边鼓”的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也在文革中切实感受到了“领袖铁拳”的无情碾压。

从“中山陵”到“毛泽东纪念堂”，这些所谓的“领袖”，生前为党鞠躬尽瘁，死后依然是党的“招魂幡”和“吉祥物”。

胡锦涛当时曾经以“萨斯（SARS）病毒”肆虐为由借机取消了去北戴河办公的制度，习近平敏锐地嗅到了可以利用的缝隙。

墙内的无奈墙外不懂，墙外的自由总被挥霍。

涉及到宋教仁有三件事情给本人留下了深刻影响，一是，他早年写就的《间岛问题》的论文，从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等方面论证了东北隶属中原王朝的事实；二是，从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看到的被删减后的背景模糊的被刺杀的场景，还有就是涉及到背后的关于此部电视剧引发的老干部上书、江泽民干预、胡锦涛过问、清史专家的基本认可、边删边播及不再重播的决定；三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的《宋案重审》中描述的关于宋教仁被刺事件的来龙去脉，连带着也关注了当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与尚小明教授关于对国民党、孙中山、刺宋元凶等不同看法的论战。

民国初立，政坛波谲云诡，袁世凯一派、孙中山一派，表面共建共和，背后争权夺利，从实干家的角度看，北洋系和革命党都是一群想到、说到、做到的人，出现任何突发状况都有可能，光复会的陶成章不也成为革命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了吗？

孙中山说袁世凯属于旧官僚思想保守，骨子里缺乏民主共和的基因，袁世凯觉得孙中山只是空喊口号的理论家，去国许久不接地气，不了解国情，承担不起和平共和、平稳民主、有序宪政的重任。最终两人都走向了极端，反而是最具有宪政思想且具备实际运作能力的宋教仁成为“先行者”似的牺牲品。在中共的宣传语境中，曾经长期将宋教仁称为“议会迷”，污蔑其徒有理想不接底气，逃不出最终失败的宿命。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激进的革命党，都希望建立党国，才会对循序渐进的宪政民主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国民党之所以最后走向民主宪政，一方面是宋教仁的后继者如胡适等人的孜孜不倦坚守底线，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靠山不是共产极权的苏联而是民主共和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