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保安姓党中共最残暴的维稳机器/刘畅

最近几天，杭州外卖员被保安罚跪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大陆网友的愤怒，大批外卖员纷纷出来声援这位下跪的骑手，到小区物业处讨说法，要求物业道歉，当局已经开始出动警力维稳镇压这次它们眼中的“群体性事件”。

在习近平倒行逆施造成中国经济崩塌，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找不到工作，要么选择“躺平”，要么被迫走上自由职业者的路，中年人很多人成为滴滴网约车司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年轻人很多就成了美团、饿了么外卖员。

第一，外卖平台。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为了节省雇佣成本，强迫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平台上的外卖骑手与平台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平台不会为他们提供社保等任何福利保障，如果骑手突发疾病、交通事故、被保安伤害谋杀等，都只能后果自担，是骑手的个人行为，美团、饿了么不会为此付出一分钱的成本，也不会被卷入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第二，时间。接单到送达之间的倒计时机制也是平台开发出来的，对骑手进行制约、要挟，并导致各种纠纷、交通事故的根源。这种机械性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花费美团等平台自身最少的资源和成本去竭力讨好点餐客户，而完全将成本和责任转嫁给骑手，以他们生命安全和体力透支为代价。但是外卖员从决定从事这份工作开始，就等同默认了这个反人类条款，所以不管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能否安全的逆行通过汽车道，不论这一单平台对他们进行了多少压榨，在这个死亡的倒计时前似乎都对他们变得不再重要。超时就意味着客户投诉，就意味白干，就意味着一切希望的破灭。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顾一切生命危险工作，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1分钟的延误也可能导致一天、甚至一个星期的辛苦变成白费。

第三，保安。小区保安就像衙门前或王府门口的石狮子，会随时发动对骑手们的攻击，用看门狗来形容他们都是一种美化。这些保安不敢随意欺负业主，更不敢得罪社区和街道的负责人，那是他们的上级，唯一敢欺负的就是比他们社会层级更低的快递员和外卖员。快递员一般年纪稍大，不少是物流公司的正式员工，工作相对稳定，虽然也需要贿赂小区保安，但社会地位、资源和话语权要比外卖骑手强一些。所以小区保安会把这些没有正式劳动关系，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后台，刚刚步入社会，甚至还在读书的外卖骑手当成真正的软柿子，毫不客气地去肆意蹂躏，辱骂是家常便饭，这两年发生的罚跪、过肩摔、刺杀事件也都只是冰山一角。对于看门狗而言，看惯了业主、有钱人的脸色，受尽了社区、街道、警察、物业的盘剥和指使，保安群体的最主要工作和乐趣可能就是迫害外卖骑手。

2024年8月12日，美团外卖平台骑手在杭州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被迫向保安下跪，事件引发全网对外卖小哥的同情和对中共基层爪牙的愤怒。

2023年12月5日晚10点，青岛市李沧区中海国际一里城小区门口，瑞士留学海归外卖小哥因不愿给保安递烟，被拒绝进入小区，据理力争无果，被保安用刀残忍捅死，该过程仅持续一分钟，外卖员在被害过程中没有做任何反抗。

我看过一个小保安的自述，高中毕业后，他有的同学去工厂打螺丝，每小时8块钱，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25天，收入只有2000多块钱；有的同学送外卖，那时候行情好一点，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但顶风冒雨送餐非常辛苦，还得应对顾客的不满和保安的刁难。他通过当小区保安的叔叔的关系当上了保安，每月三千块钱，工作非常轻松，每天在小区门口的岗楼里值班，夏天有空调吹，冬天有暖气。有时候业主进小区时，他帮忙开车门或者代收快递，业主还会给他发个微信红包。

成为保安，往往需要一定的关系背景，比如家里有人在保安公司或物业公司工作，才能顺利进入这个行业。保安不属于正式编制，但他们和警察等暴力机器一样是为权力服务，手握一些小权力。一旦选择了这条路，都注定要趋炎附势，努力向上爬，觊觎更多的权力。

保安群体的受教育水平都不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社会闲散人员，道德水准本来就低于常人。能够做保安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体能或武力，但这只可能用于欺凌弱者。在面对持刀歹徒或其他危险情况时，他们通常选择逃避。他们也决不敢挑战公权力，不敢违抗上级，也不敢冒犯业主或有钱人。他们主要欺负的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比如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地产中介等。

在视频中和政治犯的谈论间，偶尔还可以了解到中共体制内存在一些具有些许人性和良知的警察，或者说他们尚抱有儿时憧憬的正义感。但保安是完全没有正义感的，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持续地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实施监视、控制和迫害。这种迫害是最为广泛的、一日三餐式的，甚至是无缝衔接的，让中国底层人民都饱受其害。他们的暴力行为是中国底层人民最直接的威胁。

在中共病毒三年的疫情期间，不论你住在多高档的小区，不管是十万、二十万、还是三十万一平米的房子，甚至那些特别高端的别墅，即使之前没有物业，现在也都会配上保安。这说明，保安的存在已不再是为了服务业主，而是为了监视和管理住户。他们可以随时配合大白，穿上大白的衣服，给你做核酸；强制隔离转运时，保安也充当了帮凶，成为了中共实施国家暴恐的执行人员。

在疫情期间，保安实际上成为了最普遍的“狱卒”。只有在他们搞不定的情况下，警察才会出面。因为警察有执法权，而保安没有。但保安的数量多、成本低、良知廉价，因此，他们在疫情期间承担了中共国家暴力恐怖主义的重要角色，充当了“敢死队”。疫情期间有个很火的视频，拍摄者和保安发生冲突，自己出示了健康码后，他要求查看保安的健康码，结果发现保安的健康码已经半年没更新，也就是半年都没做核酸检测，当时中共要求所有中国人必须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也就是每两天就至少做一次核酸检测。

在疫情期间，保安已不再为有钱人服务，即使你再有钱，也要受他们的管理，成为这个“监狱”中的囚犯。因此，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只要不是中共的人，即使再有钱，也只是“更肥的韭菜”，甚至更加危险。当然，上海有些人通过贿赂保安，获得车辆通行证，从上海逃了出去，润到海外。“润”这个词的诞生和保安也有关联。这也说明保安这个群体是中共国家腐败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有了保安这个群体，中共才能将中国14亿人都关在家里。如果仅靠街道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居委会、物业、警察等力量，是不够用的。保安在中共的疫情风控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中共国家暴恐的帮凶。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准低、工资低，只要利益大一点，不管是不是害人，他们都愿意做。所以，保安是中国最廉价、最普遍的维稳暴力机器。中国现在正在进入文革化或警察社会，保安将成为一个非常恐怖的力量。

我和一些保安也私下接触过，从个体来讲他们并不算是坏人。但是一旦他们进入这个群体，就会逐渐被洗脑，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这种变化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他们逐渐失去了人性，具有了党性。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即便是江洋大盗或者杀人犯，也不一定被人鄙视或者痛恨，尤其是面对中共暴政，采用任何方式反抗公权力、为自己讨还公道的人，人们往往还对他们致以敬意。比如很多人将杀警察的杨佳视为英雄。

保安群体最卑劣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底层，而是专门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而且中共借助他们的民间身份，将保安代表中共实施的反人类罪、迫害都归结于底层互害，或者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才是保安群体最大的恶。

保安群体是被党性磨灭了人性。中国所有的保安公司都是由中国保安协会管理，而这个协会则直接受公安部领导，也就是听党指挥的。任何人要做保安必须进这些保安公司，接受党性教育。保安力量是“党的一把刀”，尽管他们没有枪支，但他们有其他武装器械，同样可以实施致命的人身伤害和对人民的镇压。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姓党，因为普通中国老百姓现在连菜刀都不能随便购买，甚至不能持有。

有的大型保安公司规模近10万人，这么大的组织当然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每个保安公司都有党组织，都有书记，都不可能是民间组织。我见过一辆大巴车，好像是中国保安总公司的，那辆车非常豪华，应该是进口的，停靠的位置又很敏感，让人很难想象是那些小区门口的保安乘坐的，可能是保安公司书记们去党中央开会时的集体专车，或者是警察系统在借保安之名在执行某种任务。

每当出现问题，保安维稳和迫害造成了社会矛盾时，中共就会将责任推给保安个人，从来不承认事件背后的系统性罪恶。习近平上台后的典型作法，就是发生恶性案件后，由中共发布一个警方通报来主持“公道”，假装置身事外来给中国老百姓做主。

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警察、辅警、协警、特警和保安的制服外观都变得越来越相似，除了标识上的字有所不同，比如“警察”、“特警”、“保安”、“特勤”、“特保”等。只从制服的颜色和外观看，很难区分他们。中共似乎是有意在制造这种混淆，以弥补警力不足，同时像习近平的策略“把警力摆在明面上”，类似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街头站岗，坐着敞篷吉普车在城市道路到处巡逻，通过将保安假扮成警察，对中国人施加心理压力，营造一种恐怖的警察社会氛围。

保安在中国暴力维稳体系中处于最低层级，固然没有执法权，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也注定了他们只会听命于上级，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此外就是中共姑息他们可以有一定空间胡作非为。由于换人成本很低，使用起来方便，所以他们可以作为中共日常的维稳和监控工具，及制造心理恐怖的摆设。类似城管的招募，保安也很多是以前的被维稳对象，为了方便管理他们，不让他们闹事，给他们一个差事和组织。当然他们的素质比城管还要更低。

保安是和法治不发生任何关联的群体，这让他们完全听从命令和根据自己的欲望行事，这个群体的组织化运行也是中共对中国本已千疮百孔的所谓“法制”的进一步破坏。

现在，保安已经无处不在，中国大小城镇街道、小区、学校、医院、公交车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各种场合中发挥着维稳作用，特别擅长欺负弱势群体，除了近期对外卖员的伤害和杀戮，还有对老人、妇孺拳打脚踢的各种暴行。保安的存在，成为中共打造警察社会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形成了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50米的全覆盖，使得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中共的监控之下，营造了人人自危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