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论中共政权的脆断/张杰

摘要：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执政危机，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即十年文革结束前和六四大屠杀后，但中共领导层通过政策变化，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从而摆脱了覆灭的命运。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为阻止中国民主转型进程，重返极权主义统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倒退，并通过修宪废止国家领导人任期制，从而再次引发了执政危机，中共政权脆断已难以避免。

关键词：习近平极权主义脆断

每个专制政权都会灭亡，尽管它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灭亡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或内部政变，或暴力、非暴力革命，或发生对外战争等。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政权危机，但都侥幸存活下来，并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却失去了执政的弹性，体现出明显脆断的特征。

一、中共政权危机和化解

我认为，中共在习近平执政前已经历了二次重大的执政危机，但都化险为夷，体现了政权的弹性和韧性。

1、文革结束前，中共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9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落幕。中国和中共经过十年的折腾，都已经奄奄一息。中共面临失去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处于崩溃边缘。[1]

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老帅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终结了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治国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并重用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胡耀邦、赵紫阳不辱使命，全面平反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并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如领导人任期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发展私营经济，并通过对美国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正是胡耀邦、赵紫阳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殚精竭虑的工作，中国迎来政治经济的小阳春。毛时代的人人自危和万马齐喑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黄金时代。

二、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再次面临生死险境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新政，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各种社会思潮涌现，让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惊恐不安。他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初衷是拯救共产党，并非让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了反精神污染和反资本主义自由化运动，随着胡耀邦从政治舞台上隐退，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阴霾笼罩。1989年4月，胡耀邦的猝然离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学生民主运动。邓小平在历史的重要关口，以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结束了胡耀邦、赵紫阳开启的政治宽松时代。北京学生和市民的鲜血震撼了世界，推动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和中共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继续改革开放，中共将再次失去执政合法性。1992年初，邓小平以私人名义南巡呼吁市场经济改革，并对江泽民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在西方绥靖政策的支持下，江泽民、朱镕基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对财政金融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1年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江泽民迅速转向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改善了因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而恶化的中美关系。[2]美国对中国的反恐支持投桃报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崛起，并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期间，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把中国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89年。尽管中共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中共，但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胡耀邦、赵紫阳的治理下，改革开放包括政治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二是1992年邓小平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涵盖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目的仍然是挽救中共，但仅存在经济体制改革，且让中国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与全面腐败并存。[3]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让中共统治集团的保守派寝食难安，他们担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促成颜色革命的爆发，中共将会失去执政地位。他们希望中共建成与西方抗衡的红色帝国，并让最高权力在红色家族中传承，这是习近平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背景。[4]

综上可见，中共建政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执政危机，都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但由于中共领导层及时采取了应变之策，将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满足了人民对安居乐业和对财富的追求，也契合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扩张，从而避免了政权的崩溃，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快速崛起。但深入分析这两次危机，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源于中共对丧失政权的恐惧，毛泽东用极权主义制度加强给社会的全方位控制，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来改造人性；邓小平用后极权主义放松了对社会的钳制，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合法性，但当人民要求民主自由时，他毫不犹豫地使用机枪、坦克镇压。

中共统治集团对于失去政权的恐惧源于极权主义统治逻辑，从而拒绝接受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八九民运完全可以有另一个走向，那就是进一步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走进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为特征的现代政治文明。在两次危机的形成和化解背后是极权主义制度的摆动，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但中共统治集团从未抛弃极权主义制度，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共绝不改变极权主义的政治宣言。这就为习近平颠覆改革开放重回极权主义埋下了伏笔。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是为了挽救中共，而习近平的重建党国和颠覆二战后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样也是为了挽救中共。毛邓江胡习的治国理念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

二、习近平政权走向脆断

1、重返极权主义之路

习近平登上历史舞台有其时代背景，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中共高层集体领导出现“九龙治水”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共保守派和红二代焦虑中共将重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在习近平的眼里，他才是中共真正的接班人，他接的是父辈打下的江山。而江泽民、胡锦涛不过是中共聘请的“经理人”。在习近平眼里的中共江山已经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以，习近平是带着强烈忧患意识上位的，他不会再让权力“击鼓传花”。[5]

习近平上台的初心就是为了挽救中共，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国必须变轨，将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为政权安全为中心。他并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群众运动会带来天下大乱。他要实施的是列宁斯大林式左翼极权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国家。党就是中共，领袖就是他自己，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大一统的中国。习近平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已经成功地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需要变轨为大国外交，与美国平起平坐，分治世界，充当世界领袖角色。他需要与俄罗斯普京政治结盟，要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他所谓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十九大就是习近平的政治宣示，他不仅要领导中国，而且要领导世界，让中国再度成为自秦汉和大唐以来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帝国，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红色帝国。

但当习近平开始施展拳脚，露出真容时，突然发现他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和高科技技术。他在与美国、欧盟对抗，也不得不与它们委以曲蛇。这就决定了习近平执政政策的摇摆，但摇摆的是形式和策略，不变的是执政的原则。

一是经济“国进民退”。按照经济学家许成钢的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源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但中共统治集团担心私营经济的发展会动摇中共执政根基，私营企业家会从争取话语权到分享政治权利，会成为中国颜色革命的力量。江泽民对此采取的措施是“诏安”，将重点私营企业家吸收到中共党内，成为自己人。[6]但习近平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他的措施是国进民退，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对私营经济实行全面控制。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围堵，加之中国经济本身固有的结构性问题的恶化，特别是三年疫情封控使经济雪上加霜，中国经济终于盛极而衰，中国模式也随之宣告破产。在经济发展和政权安全上，习近平绝不会为了经济发展而危及政权安全，强化国有经济，全面管控私营经济和外国资本是习近平既定的经济路线，它从未改变。

今年7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曾被国内外诸多人士给予希望，因为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亟待进行制度变革，人们希望中共政权放弃当前“党领导一切” 的逆市场化道路，重回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但这只是臆想，因为会前习近平已经为三中全会划定了红线，那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7]简而言之，就是“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王丹评论说，这表明三中全会的所谓的“改革”，说穿了核心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有这么一个最高原则放在那里，能有什么改革可言？按理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改革就是摆脱一切都要由党来领导的状况。这个不改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中共还在强调要“党政分开”，现在的改革却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这哪里是“改革”？这分明就是“倒退”！[8]

二是政治“党领导一切”。习近平十一年执政全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建立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有限分权原则，强力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控制。在他眼里，中共的领导权不容挑战，并通过修宪将这一原则写进了总纲，成为宪法原则。习近平坚决否定普世价值，因为它们对于中共极权制度具有解构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不存在司法独立。当然，党领导一切，也就意味着习近平的绝对领导，服从党就必须服从他。这就是所谓“二个维护”的真实含义。既然党领导一切，当然不存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问题。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社会冲突就失去化解的渠道，社会戾气自然上升。

三是外交“反美”。习近平终结了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以堂而皇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而代之。但其实质就是拒绝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目的就是保持中共一党专政。美国等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目的是让中国在经济发展后和平演变为民主政体，但这正是习近平要阻止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分道扬镳，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幌子下，中国外交向战狼外交、人质外交转变。习近平刻意要恶化中美关系吗？没有。他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这有助于吸引外资，引进高科技和收复台湾。他只是要给美国划定红线，即中国内政、台湾和有争议的领土、海域不要触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不可能不反对中共迫害少数民族、武力侵占台湾和南海霸权，也不可能不鼓励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尽管习近平多次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结果只可能是中美关系不断滑向新冷战。

综上，习近平希望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红色帝国，自然要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为消灭任何爆发颜色革命的风险点，习政权必然要遏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剥夺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必然要反美反西方，并与独裁国家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结成统一战线。习近平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是进行政策调整，而是采取毛氏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他面对西方经济和高科技围堵，以及在2022年末白纸运动中也采取了退让和缓，但政策原则从来没有改变。由于习近平运用反腐败集中权力和清除政治异己，数百万官员被整肃。面对习政权的严酷的政治迫害，中共官员官不聊生，以躺平自保。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当今中国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9]在此情形下，习政权呈现出明显的脆断特征。

未普对习政权的脆断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1）中共体制韧性已经消亡，它曾经拥有的灵活和务实即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党内清洗和社会压制已经荡然无存；（2）韧性消亡的后果非常严重，远比“改开”路线的终结和市场经济的终结更令人心悸；（3）体制韧性目前已经被或正在被体制僵化所取代，这种僵化来得如此猛烈如此快速如此铺天盖地，以至于人们不能不担心，中共体制再挪一步就是脆断；（4）而习近平正亲自操作体制运行的方向和速度，他的所有招数似乎正促使这个体制笔直地向脆断冲去；（5）中国各阶层人民也似乎普遍意识到，脆断或迟或早会发生。[10]

2、极权政权的结局就是脆断

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只有两个演变通道，一条是走向后极权，再走向威权或民主政治；另一条是走向脆断，前苏联就是例子。习近平拒绝了从后极权到民主政治的路，剩下的路径只能通向脆断，尽管很难像前苏联一样和平解体。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习近平为了避免中共政权崩溃而重返极权主义，但结果却将是重蹈前苏联崩溃的结局。

为什么极权政权必然走向脆断？我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1]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分权是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分权，掌握信仰的权力和管控行为的权力之间有一堵宪政意义上的“分离之墙”。极权政治则要扫除一切权力分界，将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 ——当然，这个所谓的“国家”最终仅归结于最高领袖兼“教主”一个人。”[12]“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13]

综上所述，因为极权主义政权通过对社会、公民全方位的控制，公民社会无法生存，公民处于原子状态，很难采取有组织的非暴力抗争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由于极权国家堵塞了社会所有的“出气孔”，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就像火山里的压力一样积聚，一旦政府控制失灵，国家就会在瞬间崩溃，脆断。目前民主转型发生在威权国家，还没有一个极权国家能够成功转型的。前苏联只是避免流血事件，但国家和执政党却瞬间覆灭了。许成钢指出，极权主义不会允许多党制，不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而一旦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为了权力可以挑战对方，此时的政党就不再是列宁主义政党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迄今不存在极权主义（民主）转型的案例，而只有苏联那样的制度解体。[14]

在二十大之前，民间盛传“习下李上”，三中全会期间有疯传“习近平中风”的谣言。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意的表达，仍希望中共高层通过权斗或习近平病故，从而结束中共的政治经济倒退，重返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本质上还是“搭便车”思路的延续。

中国是否还存在这种政治演变的可能性呢？

我认为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现实可能性并不大。首先，习近平上台就集中精力控制军队，并进行反复清洗。目前军队尽管存在不满情绪，但在没有民变的前提下几乎难以发生兵变。其次，习近平已清除了党内不同派系，消灭的江派、团派，做到了权力定于一尊。很多人怀念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抓捕“四人帮”事件，但忽略了华国锋是当时的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军权牢牢掌握在叶剑英等老帅手中。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架离会场标志着中共政权不再存在对习的制衡力量。再次，即使习近平突然死亡，其接班人也无法回到邓小平的道路上。因为习近平登上大位，并非靠其一己之力，可以看成中共顽固势力的救亡行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不动了，要么彻底抛弃极权主义制度，实行制度变轨，要么重返极权主义饮鸩止渴。习近平上位后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民主转型。习重返极权主义和废除领导人任期制，不仅摧毁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也粉碎了习与红二代之间的政治联盟，并培育了庞大的社会反对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继任者已没有选择，“松绑”意味着革命爆发，延续习近平的政策则可以苟延残喘，但无法避免脆断。

三、习政权脆断的图景

如果习政权走向脆断的政治判断成立，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它如何脆断，什么因素会引发脆断。

1、维稳机构制造动荡

六四大屠杀后，在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20世纪90年代中共开始组建维稳机构。1998年3月27日，中共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3月，该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入中央政法委。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对维稳力量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目前维稳机构和人员数目惊人，规模庞大。

2011年中国政府预计投入到公共安全的维稳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上年增加了13.8%；2011年军费预算为601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12.7%（尽管实际军费开支远大于公开的数据）。维稳经费首度超过军费开支[15]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常年依赖的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大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继续供养维稳人员。但由于对维稳力量的依赖性，中国政府也不能解散这个群体。

郭建龙在文章《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指出，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原因在于维稳机构本身。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16]

2、新流民阶级崛起

流民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流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在与主流社会的对抗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中，流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7]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中国流民的主要成分。他们脱离了土地的依赖，以工作为目标，在中国各城市间流动。由于中国畸形城市化，未能将他们转变为市民。经济学家文贯中指出，城市化的真谛，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其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要使城乡收入差弥合，又要实现城乡现代化，必须尽量提高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要素市场无法发育，无法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城市走上了将农民作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权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制度性地丧失了吸收广大农村人口的能力，违反城市化的真谛，使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真正现代化无法实现。[18]

政治学者吴强认为，中国的农民工是中国新流民的最初形态。更多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工厂，哪怕工资较低。但是，总体而论，他们的社保金实缴堪忧，缺乏长期劳动合同，却日益担当着传统制造业的主力，从造船到汽车，这种类似农民工的派遣工制已经成为用工主流。苏之慧201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建筑工人的著作，她观察到农民工总体上都属于新“流民”，将他们称之为“永久临时工”。这种新的“流民”群体可称作流民无产阶级。

这种“永久临时工”的流民特性，堪称中国新流民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缺乏正式劳动合同，大多缺乏社会保险、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缺乏连续的月收入，工作场所常年转移，游离在主流城市社会生活之外。

一个庞大的新流民阶级和一个有着党政和国企固定编制的体制内阶级的分野，正在形成中国新的阶级对立。[19]

中国的农民工也存在代际更替，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工已老去，但他们6-8千万长大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为新的“流民”群体。[20]他们缺乏教育、有着苦难的儿童和少年时代，长期被歧视，被地方当局视为所谓“低端人口”。

吴强先生通过对白纸运动的剖析，认为新流民阶级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他指出，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工人骚乱揭开了“白纸革命”的序幕，也为“白纸革命”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重要角色。但是，如果考虑到接近流民无产者群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北京、上海街头抗议青年们类似的城市知识无产者的地位，白纸革命的性质便由这些关键的革命主体确定了。基于实际处在社会隔离的两个群体所共同的无产者状态，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共同代表着身后一个更为庞大、同质的群体，譬如一个新兴且急剧扩大的新流民阶级，那么白纸革命就是这个新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展现出这个新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力量。[21]

综上，中国庞大的维稳机构因地方政府无力供养，而放纵他们通过扰民谋取经济收入，正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制造社会动荡；中国新流民阶级（无产阶级）在改革开放时代快速崛起，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一旦官僚群体躺平，社会管控失灵，中国极有可能爆发底层革命，从而唤醒中共党内改革派抗争，中共政权将会脆断，中国必将走向宪政民主新时代，尽管这个过程曲折艰难，甚至充满暴力血腥。

张杰，独立学者

2024年7月31日，于纽约

[1] 华国锋：《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见：https://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04.htm。
[2] 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346页。
[3] 王强：“共同富裕与改革共识”，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0月22日，见：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21022/cc22wangqiang/。
[4] 储百亮：《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载“纽约时报”2013年2月15日，见：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215/c15xi/。
[5] 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载“独立中文笔会”2018年4月18日，见：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2224（文章首发于“博讯新闻网”2013年10月19日）。
[6] 许成钢/张杰：《驱散迷雾：中国经济增长、产业革命和民主转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3期，见：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79。
[7] 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4/0627/c1024-40265720.html。
[8] 王丹：《外界对三中全会不必抱任何幻想》，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7月11日，见：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wd-3rd-ccp-xi-jinping-07112024085256.html。
[9] 孙立平：《当前的急迫问题：国家方向感、精英安全感、老百姓希望感》，载“搜狐”网站2020年8月16日，见：https://www.sohu.com/a/413341085_126758。
[10] 未普：《从韧性体制倒脆断体制，中共统治正发生危险转换》，载“自由亚洲电台”，见：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wp/com-03272024072506.html
[11]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12]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13] 郭于华：《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哈耶克的意义》（2017年9月27日），见独立中文笔会网站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0921。

[14] 陈小平：《专访许成钢: 中共为何比苏共长寿？两件事救了中共政权》，见：https://www.voachinese.com/a/7625922.html。
[15] 法广：《新华网为何批评本台维稳经费首超军费一文？》，见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10408-%E6%96%B0%E5%8D
%8E%E7%BD%91%E4%B8%BA%E4%BD%95%E6%89%B9%E8%AF%84%E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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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B9%E3%80%8B%E4%B8%80%E6%96%87%EF%BC%9F 。

[16] 郭建龙：《警察国家必毁于脆断》，见：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51697.html。
[17] 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8] 文贯中/张杰：《中国错失良机经济现代化机会：全球化、要素市场、城市化视角》，《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4期，见：https://chinademocrats.org/?p=1965。
[19] 吴强：《“白纸革命”与新流民阶级的崛起》，载《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二期，见：https://chinademocrats.org/?p=1169。
[20]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近2000万人。据2013年5月发布的一份中国官方机构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据估算已超过6000万。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202234118/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1] 吴强：《“白纸革命”与新流民阶级的崛起》，载《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二期，见：https://chinademocrats.org/?p=1169。
首发《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2024年8月16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j9xhew6e9acwnmjnyg5rhn3jhlbf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