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大阅兵到底有几个意思？

黄玉凯

    习近平大阅兵即将开始，阅兵旗号明明白白地写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地球上的“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还在疯猜大阅兵有几个意思。中国政府官员一再“辟谣”，8月2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我们已经多次重申，这次阅兵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所谓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能成立。中共执政66年来，它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手段与法西斯的纳粹党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66年。是法西斯在中国“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6年。

    在执政方式上，都是宣扬“爱国主义”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和中共宣扬的爱国是加上了“主义”的爱国，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通过煽动“自我同整个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希特勒演讲词）来巩固专制，这种煽动使人民只爱国不爱这个国里的人，把国当成家而失去自我。闵良臣在《让我们看看“国是家”的恶果有多恶》一文中写道：“国家主义，国家至上，就是毁灭人性，然后当作实行专制独裁的借口。”纳粹党的全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这个词汇上再加上国家两个字，极权主义色彩已经算是登峰造极。德国问题专家杨佩昌在《希特勒：德意志民族的头号爱国贼》一文中说：“《希特勒——德意志民族的头号爱国贼》希特勒的爱国主义逻辑很清晰：国家全面掌控经济，为个人提供充分的就业、医疗、教育和其他保障。既然国家为个人提供了保障和保护，那么个人就必须忠于党、爱国家。国家由党和政府来行使权力，则爱国家就是爱党和政府。既然爱党和政府，那就必须爱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个党和政府领导人是希特勒。因此，爱国家就是爱希特勒。”

    纳粹党和中共的执政手段都是“弘扬正能量”和消灭知识分子。希特勒也搞过文化大革命。1933年5月10日，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广场，烧了两万多册名著。戈林宣布：凡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书籍，都得付之一炬！中共叫做“铲除毒草”和“扫黄打非”（扫黄为虚打非为实），而希特勒叫做“横扫有毒的花朵”。希特勒的文化革命也同样奉行血统论，对具有犹太血统的人群实行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在艺术上他们也以“血统和土地”做为绘画主题之一，歌颂纯粹的“北欧日耳曼人种”。中共在文革时代同样推行“血统论”，以“红五类”为高贵人种，“黑五类”为贱民，实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希特勒的文化革命也同样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无数文化名人遭到了迫害、驱逐、杀戮。毛泽东通过反右斗争和文革消灭了知识分子，千万知识分子因为说真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打到“四人帮”后，中国又出现了知识分子，但被邓小平赶到了西方，成为所谓的“敌对势力”。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诞生了公共知识分子，但体制内的公知被习近平警告“绝对不能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体制外的公知受到严厉打压，纷纷被以“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抓进监狱。

    日本法西斯杀死的中国人多，还是中共法西斯杀死的中国人多？据中国官方数据，在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夺去中国3500万军人的生命。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加上纯属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加上毒食品和环境污染，加上刑讯逼供和近年出现的官员自杀潮，中共法西斯所杀死的中国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在中国，又有多少当年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士死于中共法西斯的屠刀之下？风青杨在《为什么要善待国民党抗战老兵》一文中写道：“他们在刚刚解放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不少人。还活着的，少校以上军衔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少校以下军衔的一般按照‘现行反革命罪’在当地，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摘掉‘反革命、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反动军官、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等帽子。歧视长达30年之久，并且，殃及自己子女的命运。”

     风青杨的文章还写道：“有旅日华人说，当日本人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近代历史后弹冠相庆。原因是：当年他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凡是抗过日的中国军人，后来都没有好下场。甚至不用日本人出动一兵一卒，这边成千上万人在严酷的斗争中互殴，命亡身残了。尤其是中国国军，日本人叫‘中国政府军’的一群中国国军抗战将士，命运更是凄惨。可以说是一生倒霉。其他人后来还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国军抗战将士一生无望。而那些被国军赶回去的日本士兵，在抗战结束后，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大体上是十几万日圆；相当于一个日本大学生刚刚工作所领到的工资。‘恩给’加上‘定年’(退休工资)，使日本老兵的生活应该好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如果战死者的遗孀一直未婚，也可以领到‘恩给’”。

    长平在《反法西斯还是法西斯的胜利？》一文中写道“阅兵乃是眷恋法西斯美学。在这一个本应令人欢欣鼓舞、相信正义必胜的纪念日到来之前，中国政府绑架和抓捕了逾百名人权律师及相关人士，进一步强化了对新闻媒体及互联网的管控，推出大批篡改历史的电影电视作品。这和七十年前法西斯政权对待思想、文化和法律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中国宣传媒体津津乐道的中国梦，尤其是近日来《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反复鼓吹、并以大幅标语宣示于大街小巷的‘中国梦包含着强军梦，强军梦支撑着中国梦’，以及在信息封闭次情况下宣传独裁领袖的个人形象，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根本就是当年军国主义的借尸还魂。”

    所谓的“铭记历史”不能成立。近年中共一个劲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贼喊捉贼，它的“历史虚无主义”登峰造极。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知道的只有初中课本上讲到，八路军有一位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这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的将领。很多人不知道抗战期间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而这400多万人在大陆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很多人不知道有206位国民党将军战死沙场，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被打光。如今流行于电视电影中的那些疯狂的国产抗日剧，歪曲历史的程度几乎快要拍成童话故事了。许多观众和包括抗战老兵说“八年打死的鬼子还没一部电视剧打死的多”。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子弹会拐弯”、“石头打飞机”、“徒手撕鬼子”……如今又多了一道“横店名菜”：女人裤裆藏雷。日前，中共“真理部”主导下的电影《开罗宣言》海报，竟用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成为主角，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对此，台湾媒体就刊登文章严肃指出：娱乐化抗战剧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先烈们的不敬。如果日本兵是纸糊的，武侠能比子弹跑的还快，那我们还需要如此长时间的抗战吗？把历史剧当武侠剧，把耻辱当成娱乐，就是对历史磨难的背叛。

    1939年，中国的抗战进入到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被日军封锁殆尽，只剩下偏居大西南的一条滇缅公路，这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战略通道。这是一条横跨高山大河的险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令人望而生畏，人们称之为“死亡公路”。就在这条被称为“死亡公路”抗战生命线上，来自海外的3000多名华侨青年，承担起运送国际援助抗战物资的重任，在6年的时间里，3000多名华侨司机有1000多名捐躯在此。2009年,昆明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欧阳斌拍过一部有关南侨机工的纪录片。拍摄前,他们在昆明街头随机采访,“年轻人没有知道南侨机工的,甚至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做新闻的人都不知道。”昆明,这是南侨机工们当年最熟悉的城市。到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导演张兵用两年时间、再度以南侨机工为题进行拍摄时,他给这一群体起了个名字——“被遗忘的卫国者”。张兵说：“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侨机工,听都没听说过。”张兵同事、制片人徐欢心怀愧疚,“做这个片子之前,我不知道他们。问了身边的人,也都不知道,或不清楚。”张兵和欧阳斌都提到一个细节，抗战胜利后，留在国内的1000多名机工,文革期间多受迫害。他们找到的机工档案都标着“敌伪档案”的字样。张兵说：“机工子女的命运也都被改变，他们年轻时参军、入党、提干、上大学都不行。我们去调查，看到机工二代的生活普遍不好,这些人年纪也都很大了。说起父辈,有些人哭得一塌糊涂,一方面为父辈，一方面为自己。”截至2013年春节,张兵拍摄时,健在的机工仅剩15人，平均年龄95岁以上。拍摄中途,2014年清明，98岁的白雪娇于广州逝世。

    中共所标榜的“铭记历史”，是一种绝妙的自我讽刺。山东济南的琵琶山下有一个万人坑，是日本侵华的罪证。近日来，媒体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了这个万人坑有可能会被开发成商业住宅的消息。其实该万人坑早已被“开发”过了，1952年，七家私营企业在此合并成股份公司，经历了公私合营和国有化之后，这里就是济南试验机厂的前身。在一次次的厂房扩建中都能挖出森森白骨，而有人也亲眼见到两车白骨往外拉。1984年，来此参观的一位原侵华老兵说：“我们在琵琶山下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今日‘万人坑’变成了生产机床的基地，真是变化万千。”到1990年，这个区域也不再空着，一座办公楼在上面建起。它的命运，也折射着许许多多抗战遗址的共同遭遇。日本侵华济南细菌部队遗址现在已经变成山东省物资集团总公司的宿舍。曾埋葬了500余名抗日将士遗体的“上海无名英雄之墓”也是厂房，而且还没有任何的标识；重庆的黑石子万人坑一半是菜地一半是荒地，没有熟稔史料的人帮助，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哪里是遗址；关押、迫害抗日志士的徐州水牢，一半是居民楼，一半是早点铺，后来被拆迁；亚洲最大的日军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居民筒子楼；八百壮士死守的上海四行仓库所在地几易其主，终于好不容易建了个纪念陈列室，还非常狭小和难找…… 2012年8月13日《新民晚报》报道，“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留下百处遗迹遗址，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利用——“无名英雄之墓”所在地成了厂房，“四行仓库陈列室”被安排在仓库7楼一间40平方米的亭子间里，还有大量抗战遗址遗迹连一块牌子都没有。

    所谓的“缅怀先烈”不能成立。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40万远征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对日作战。根据史料，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阵亡约为10万人。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作战失利，牺牲的6万人中，约5万人在撤退途中因自然条件恶劣非战斗死亡，许多将士被草草掩埋，并未修建墓地。第二次入缅战役，远征军一路进攻，沿着史迪威公路在缅甸至少修建了15个墓地。随着内战爆发、国民党败退台湾，远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公墓成为无主之地。在一些历史照片上，还能看到当地华侨组织学生祭扫墓地。但在上世纪50年代，留在缅甸的国民党孤军，曾与缅甸政府作战……包括后来一系列政治、历史的纠葛导致一些缅甸人将怨气撒到远征军墓地上，公墓几乎全部被捣毁。由于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大多数中国远征军墓地都遭到破坏。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一段历史由于政治、历史的隔阂，长期不为人知。如今70年过去，原先的远征军墓地有的被改建成居民区、学校、厕所、垃圾填埋池，有的无人管理早已杂草丛生。日本在缅甸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和慰灵塔，甚至为死去的战马立碑，捐建的佛塔底部详细刻着一个一个日军阵亡者的名字。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征军被“遗忘”了。直到2005年，胡锦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称，“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并将远征军将领戴安澜作为抗日将领进行列举。此番言论发出强烈信号，被视为是大陆开始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作用。2007年，决定“打造滇西抗战文化品牌”的云南腾冲县开始收集整理远征军将士名录，但名单资料已经非常难以寻到，腾冲县不得不发起“全球寻找30万抗战远征军”的活动。直到2009年，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重新聚焦远征军，之后陆续有相关影视作品、书籍面向大众，“远征军热”才渐渐成形。2011年，云南趁势以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省侨联的名义发起了第一次“忠魂归国”活动，正式将从缅甸寻回的19具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迎接回国。

    中共不仅没有“缅怀先烈”，也没有善待活着的抗日英雄。1951年4月，民政部发文确认，对于在与日寇作战受伤致残的国民党军队指战员，在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无反人民罪的，可以按照革命残废军人的标准予以抚恤。1958年3月，又发文称，只有参加辛亥革命的烈士才算烈士，但不再发给家属一次性抚恤。该文称，“至于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2013年，89岁年出生的抗战老兵李钧曾对采访他的大陆记者说：“我参加的是国军军统，虽然参加抗日战争，但是，并不光彩。如果光彩的话，为什么逮捕我？并且锒铛入狱12年呢？我至今没有国家发的抗战胜利证章，没有一分钱的参战抚恤金，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障。”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远征军老兵时，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记者：“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远征军老兵张富鳞问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习近平要借纪念抗日胜利补上登基仪式时，才想起给还活着的6000名参加过抗战回乡务农的国民党老兵每人5000元一次性补助，给每人发一枚纪念章，这迟到的“皇恩浩荡”令人心酸。李金强在《乾隆为袁崇焕平反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在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充裕的国家，如果其昔日功臣得不到善终，是一件令整个国家蒙羞的事情。”

    所谓的“珍爱和平”不能成立。中共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关进了监狱，何谈“珍爱和平”？“和平”不仅指无战争，也指非暴力，而中共把暴力维稳作为社会常态，成为警察国家，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和平与民主是一对恋生兄弟，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72个国家代表出席大会，把每年的10月2日定为“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如今“民主和平论”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民主和平论，简称民主和平，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这主要是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机制决定的；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而“非民主国家”则频繁地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不能回避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国家”在继续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同时，要以战争的方式帮助那些“非民主国家”重建民主，通过民主的建立，在“非民主国家”实现和平。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公开宣称，为了“支持人类自由的和平”，就必须对那些“恐怖主义和暴君的威胁”发动战争。因此，“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进行的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民主和平的“崇高使命”。

    所谓的开创未来不能成立。一个在历史教科书上，甚至在互联网上看不到“六四事件”的中国，何谈开创未来。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中国民众的历史观有太多仇恨屈辱，反思与宏观认识不足。韩咏红在《抗日历史消费剧》一文中指出：“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领导人指责日本不尊重历史时，中国民众对历史的泛娱乐化心态，反映的是对自身历史的不尊重。当历史的神圣性与尊严都可以被消减时，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能够保障吗？”

    习近平大阅兵到底有几层意思？笔者猜只有一层意思，就是打着“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幌子，补上一个登基仪式，通过这个可以带来民族骄傲和自豪的仪式，把“国就是家”的意识形态植入社会记忆，把战争灾难的原因归咎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强大就必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掌控经济，国民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党领导国家，吃党的饭就要热爱党，爱党就是爱国家，爱国家就必须爱政府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就是习近平。

    这个登基仪式会把习近平包装成保卫国家、守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形象代言人，从而构建“习近平”符号。沈松侨先生曾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一文中写道：“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过程，殆可谓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过程”；“黄帝，其实正是各种政治势力与现实利益进行激烈角逐的文化场域”。社会记忆一旦被政治权力、利益所需要，政治力量便极尽所能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场域，将集体的记忆和认同吸引入其中，加以重塑利用，反过来更好地控制或凝聚相应的社群。

    独裁国家善于进行的阅兵仪式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程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其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美国社会科学家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观点，他指出，按时序重复举行的仪式尽管也是开始和结束的标志，但仪式上所展示的一切也向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中渗透，有强大的惯性，形成之后，个人无法改变。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美国CNN记者在天津爆炸事故后赶到当地医院进行采访，称送往医院的人数不断上升，现场群众情绪激动。而直播仅持续一分半左右，多名天津男子闯入镜头拉扯记者，大喊“不能拍”、“不能报”、“Stop”等，拍摄被迫中断，主播还在末尾调侃“这不是第一次被打断了。”从CNN记者遭围攻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到，被政治化的仪式对臣民的渗透力和惯性力有多么强大，也就可以知道习近平大阅兵到底有几个意思了。

    但是，习近平的意思也未必也未必奏效，仪式也是一把双刃剑，“习近平符合”可以在仪式中得到构建，同时臣民对他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大清王朝在1909年的天津小站大阅兵，本想凝聚天下，结果两年后大清王朝就哗啦啦的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