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香港政策的智囊惨遭逐出师门
张杰
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首席中国记者储百亮的文章《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后的智囊团》。储百亮的文章撩起了一个中国知识群体的面纱。他们是中国的学术精英，利用专业知识服务于习近平的极权思想和中国政府的专制政策。在港版国安法立法中，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4年，北大法学教授强世功参与起草了北京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文件；北大教授陈端洪在中共宣布制定安全法计划的一年前，就提交了一份关于为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内部报告。
储百亮在文章中说，在这个意识型态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必须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国。他们认为受西方启发的法治思想是危险的海市蜃楼，可能会阻碍党的发展，认为中国的法治和党是分不开的，因此反对用宪法束缚共产党。这些中国学者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教育，却转而鼓吹一党专政，并支持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的威权体制。他们支持北京的强硬路线，许多提议被中共政策采纳，包含港版国安法、同化少数民族政策。这些学者为习近平废除主席任期限制辩护，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历史性的领导人。如何理解这个知识群体？名利固然是他们的兴奋剂，但以“名利”一言以蔽之又有失简单。就此话题，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与中国经济崛起密不可分。大家应该还记的，1996年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的《中国可以说不》和宋晓军的《中国不高兴》两本书。他们都强烈地表达了中国国家主义的观念。
有学者分析认为，1980年代末以来，苏东剧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批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国家能力”，才能抗衡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其中以王绍光和崔之元为代表。另外一批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原有优势，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汪晖。这两批人都对1980年代的“启蒙自由主义共识”发起了挑战，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他们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和当代政治学的理论来批判西方的普适人道主义思想。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理论开始受到追捧。
自由主义学者刘瑜说，：施密特的主权决断理论认为，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 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行暴政，而这正是20世纪极右和极左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施密特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此公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并从此被禁止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当做思想界的最新款LV包，挎在胳膊上炫耀；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真是情何以堪。
施密特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影响很大。1991年，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的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从王沪宁的著作，我们是否可以看见施密特的影子。北大法学教授强世功被认为是施密特理论在中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律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端洪在2018年写道。他引用了施密特的理论，证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陈端洪写道，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在2009年12月，陈端洪还曾与钱明星等5名北大法学院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要求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他说“强拆问题需要用制度的公平来解决，‘钉子户’也同样如此。”但昔日自由主义的陈端洪早已华丽转身了。
第二，中国的红色智囊是如何炼成的？
储百亮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培养了大批学者来捍卫自己的议程，而这些威权主义思想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毫不掩饰地鼓吹一党专政和坚定自信的主权，并且转而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个意识形态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增强中国的力量。他们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危险的、手伸得太远的烂摊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反对用宪法束缚共产党的控制，认为受西方启发的法治思想是危险的海市蜃楼，可能会阻碍党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甚至成为取代美国的新型良性帝国。他们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历史性的领导人，领导中国经历一场重大变革。
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基本的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理念。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严重政治倒退和人权侵犯事实，为什么他们视而不见？就香港而言，“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明确规定了香港人的自治权。港民上街游行示威不正是在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吗？中共在香港制造的肖建华和铜锣湾书商绑架案以及港警滥用暴力事件，为什么他们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国家主义者，为什么他们对社会不公事件沉默无语呢？中国古代士大夫大都将国家置于个人至上，但他们对苍生疾苦无不仗义执言。当代中国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似乎与当权者站在一起，除了拥护支持当权者及其政策，不再发出批评的声音。
我们以田飞龙作为一个分析的样本。田飞龙今年37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他是港版国安法的坚定支持和宣传者。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使他开始赞同中共的说法，那就是自由可能走得太过火，会威胁国家统一。他告诉《纽约时报》，六年前他在香港目睹了骚乱，使他“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田飞龙曾经认为香港体现了他曾学习的自由政治理念，但是现在他转变成了示威活动的强烈批评者，坚定捍卫港版国安法。
日前，田飞龙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是“一国两制”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典范，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属“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事权，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一国”和“两制”在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凸显了“一国”对“两制”的制度塑造能力和保护能力，全面准确展示了“一国两制”应有的法理基础和制度风貌。香港国安法在制定过程中，注意尊重和吸收香港的人权标准和法治标准，尤其注重和香港已经实行的法律制度、司法机制，特别是普通法的基本原理相结合。香港国安法完全符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精神，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完善，也从国家层面为推动香港特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我不知道，这位学者在说这些胡话时是否会面对灵魂的拷问，是否会有一丝良心不安。有意思的是，国家主义者田飞龙竟然是自由主义学者张千帆的学生。张千帆对此也很无奈，他对田飞龙说：“一直以来，我也认为言论自由文责自负，尤其是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从前的老师也无权干预，所以从未公开辩论。尤其是你读博主要是跟王锡锌老师，思想上则受高老师、陈老师影响更大，但毕竟名义上是我学生。不少自由派学者问你的思想倾向何以如此国家主义和我的自由主义南辕北辙，我也很难解释。立场不同可以容忍，但你一些言论明显有曲意迎合之嫌，令人失望痛心。你本是同学中才华出众的一个，希望你能把才华用在正道上，不要为虚名小利所惑，丧失学者的基本良知底线。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很短，但政治气候变化莫测，而你的文字白纸黑字是永久留存的，将来时空变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对自己同行、学生乃至后代？望慎思之！人可以无才华，但不可无廉耻。”张千帆所指高老师，就是上海交大教授高全喜。他曾表示：“此人（田飞龙）可耻久矣！我们的学理早就分野甚巨，政治宪法学派左右之辨已若霄壤之别。我早就不是他的导师，千帆也不认这个弟子。”高全喜和张千帆的两段话，从语气上看似乎高全喜比较激烈，但从辞意上来看，张千帆的话明显要更重。高全喜只是说他和田飞龙立场对立，但张千帆除了承认这点，还指出田飞龙有“投机”的嫌疑。据了解，张千帆已经清理门户，不再承认与田飞龙的师生关系。但田飞龙是难以回头的，因为他现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都追求名利，他们抱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希望自己的人生走向成功。学术只是他们博取功名的工具。他们中一部分，当统治者主张自由民主时，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但当统治者是威权和极权主义者时，他们又会成为威权和极权的帮凶。这既源于中国长期的洗脑教育，也源于他们的功利人性。大多数人在政治黑暗时会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只有少数学者，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甚至杀身成仁，如许章润、郑也夫和蔡霞等。
田飞龙之初是自由主义者不假，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坚定。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之西方国家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田飞龙希望自己成功飞龙在天，不愿像他的老师张千帆不容于政府。他研究香港法律事务自然希望取得学术成就，与政府合作名利双收。香港人能给他什么呢？他发表了大量的国家主义文章，支持中共强硬对港政策，主张用“一国”取代“两制”。名利和已发表的观念变成了他的路径依赖，最终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一日习近平下台，香港国安法被推翻，田飞龙又会如何转变他的学术观点呢？
比较强世功、陈端洪、田飞龙与许章润、张千帆、贺卫方、郑也夫、蔡霞，我们会发现同为知识人，但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学术品质是如此的悬殊。精英之耻的危害远甚于平庸之恶。平庸之恶罪在服从邪恶，而精英之恶罪在参与制造罪恶。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后的智囊团固然风光一时，但终将蒙羞一生，而真正有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将会彪炳千秋。正如荣剑先生所言：知识人的精神史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下，即使绝大多数知识人因为暴力的胁迫和生存的诱惑而放弃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是会有一些德性的使者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在非常时期重建道德世界的伟大使命。他们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黑夜的守望者，不是靠祈求和等待，而是依据天命所赋予的道德职责，通过个人当下的行动和工作去创造历史的破晓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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