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二十大前话兵变(上) (中共军队将领参考读物)/宋征时

2022年乃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将于此多事之秋的秋天登场。围绕着二十大的权力再分配，中共党内各派系对所有关键职位展开了全面争夺，整个局势早已从暗流涌动而变为浊浪翻滚。由于习近平竭力要打破党内体制惯例，为自己谋得最高权位的三连任甚至终身制，各派对此更是或助威拼抢、或联手阻遏，弄得剑拔弩张，军事政变或已蓄势而待发。

中共向来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但中共对枪杆子加以超限度、超范围使用的倾向往往导致内部火并：党内各派系都会尽可能以武力为砝码来增加自身在高层纷争中的实力权重，而且还总有人试图剑走偏锋、指望险招取胜，所以最终往往不得不依靠军队来解决问题。“暴力革命”、“斗争哲学”之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因，决定了中共必然会超限度、超范围使用武装力量而导致“枪口对内”、自相残杀。这是不以中共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十大前夕，中共党内的基本政治生态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为对立的一方，以其他势力联手组成的“倒习派”构成对立的另一方。“习派”的优势是其首领习近平身兼总书记，为党内职务最高者。“倒习派”则在党内较为得众，所以形成多数派；而“习派”则为少数派。两派激烈较量，为二十大决战方酣。矛盾斗争趋于白热化之际，或一方抢先下手，或双方同时拔枪，不置对方于死地则不后已。

高度激化而又没有底线的党争，必然会使中共军头和将领们也置身于(或投身于)兵变的险境之中。中央军委的军头们自不待言。布署在北京及其周边的部队及建制单位──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勤局(属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武警总队、中部战区及该战区下辖的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等单位的主官们，都有可能误入(或杀入)党争“雷区”、卷入(或投入)兵变而大祸及身。当然，驻扎在其他各地的部队或建制单位的将领们也未见得能确保幸免于此。(参见附录)

第二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少数派获有大部分军权。或为推翻多数派获取的合法决议，或为避开、中断不利于己方的表决等正常程序，少数派动用军队，通过武力威胁或兵变行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

第三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对立两派阵营不明，多数派、少数派一时难以判明，双方支持者人数孰多孰少更是难以判明，有时双方获军队支持的程度也难以估计。其中一方为夺取主动权，决定求助军队支持或诉诸武力威胁，甚或发动军事政变。

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以上第一、第二或第三类背景下，尤其是在其中某两类背景交织的情形下，军方以主动姿态强势介入，导致派系斗争形势突变，多数派、少数派阵营态势也急剧转化。

军事政变通常发生于第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下。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下则较少表现为直接动用武力，当然也会有例外。就中共党内当前的形势而言，第二类背景及情形，即少数派“习派”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似乎较大。如果军方主动且强势介入高层政局，则容易突变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出生于1970年以后解放军将领，对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那种充满剧烈动荡的政治形势和氛围，缺乏亲身感受。由于中共的新闻封锁和片面宣传，他们中间有相当部分的人，对1989年“六四”事件中军队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他们接受的中小学教育、部队教育、军校教育或高校教育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普遍存在“缺、漏、偏、假”的问题。因此，作为解放军将领参考读物，本文将列举中共建政后若干政变案例，并给出不同于中共“党文化”话语的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这一节只选用军队将领“从命”参与政变并且政变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其一，凡参与政变的将领，都暗自认为该政变的成功概率不会太低，否则就不会参与其中。可见只有将领“从命”政变且政变成功的先例和前鉴，才足以让打算参与政变的后来者愿闻其事或闻而戒之。其二，本节因此而不讨论政变、兵变失败的案例，如2006年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借海上演习时行刺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未遂，2012年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北京“三·一九”策动武警政变失败等等。所以，本节就“以成败论政变”了。

1966年毛泽东借助兵权发动“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属于本文上一节介绍过的第二类背景及情形。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而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最高层沦为少数派，但通过国防部长林彪为首的一批军头掌握着大部分军权。1966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林彪麾下原“四野”(第四野战军)的头号王牌──第38军(属沈阳军区)由东北吉林通化原驻地开赴华北关内进行所谓“野营拉练”，临时驻扎于北京郊区及其邻近周边，对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多数派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毛泽东随后趁势发难，操控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2月，长时间“拉练”于京畿一带的第38军就近入驻河北保定，正式接替第69军(属北京军区)的防务，开始担负拱卫北京的使命。

军头林彪当时选择了“从命”政变，协助毛泽东斗败党内多数派，所以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被钦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等头衔甚至还写入了九大通过的党章 [1]。但两年后的1971年，林彪便为毛泽东所迫而外逃，坠机葬身于蒙古沙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党内政治生态近似于第三类背景及情形。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后，中国经济一片萧条。“六四”期间上台担任中共新党魁的江泽民当时无意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陈云、李鹏等保守派更是希望回归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前任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遭到大清洗。当时党内观望者众多，派系阵营不甚明朗(政坛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但已经辞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因其对军队的强有力影响而仍有着实际军权。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巡视”南方数个省市，重提改革开放国策，声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白冰兄弟两人及军方众多将领积极“从命”，力挺邓小平。杨白冰还授意《解放军报》发表著名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表明军队支持邓小平的鲜明态度。

2002年江泽民发动政变、强行超期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时党内政治生态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但事件最后突发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江泽民派系(“江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占多数，据有政治局委员等高位者也以“江派”为多(局部呈第一类背景及情况)。但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内或拥有微弱多数(全局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况)。十六大上，江泽民本应当按党内规定，向其继任者胡锦涛交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职务。江本人也表示同意交出此三职，政治局还就此作了决议。但在2002年11月13日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江泽民预先策动的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名将领突然提出临时“特别动议”，否定政治局决议，要求江泽民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一职(突发为第四类情况)。胡锦涛及大部分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出于无奈，被迫同意。

江泽民事前对张万年许过愿：如果他自己得以续任军委主席，则由张万年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但江泽民政变成功之后，张万年旋即被迫退休。［郭伯雄等人十八大后落马也并非与此全然无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政治生态也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际，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暂缺)，为毛泽东钦定的继承人。叶剑英时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虽然毛泽东强制叶剑英“病休”，实际上剥夺了其兵权，但叶未遭撤职，对军队仍有号召力。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南海内及周边一带的警卫力量尽在其掌握之中。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结盟后，他们在政治局内居于多数，其对立面“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处于少数(局部为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但后者在中央委员会内或拥有多数(全局为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为避免陷于被动，华国锋、叶剑英于1976年10月6日策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汪东兴则负责组织具体行动，并指挥中央警卫局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等处一举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垮台之后的1977年，汪东兴曾一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随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文革”期间曾追随毛泽东迫害过党内老干部，以及与林彪、“四人帮”有过一定程度的勾结等问题，汪东兴受到追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务。此后汪被迫逐次交出其他重要权位，1980年起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为什么参与政变且取得成功的军头和主要将领都会下台呢？当前如有现役将领“从命”于中共最高层某一派系搞政变或兵变，其下场也必然凄惨吗？如果高阶将领(比如张又侠、许其亮、李作成等人)中有人跟随中共当前职务最高者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兵变举事并且大获全胜，也同样会转而失意、惨淡下台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以将领们“从命”于“习派”参与政变为例：政变前，习近平会认为这些将领有政变实力和政变能力，所以利用他们。政变中，习近平会看到他们有政变胆量和政变能量，所以依靠他们。政变后，习近平会确认他们熟悉政变权谋、懂得政变操作、具有政变经验，所以提防他们。习近平会忌惮他们经政变成功而增长的实力、能力、胆量、能量、权谋、操作经验，更会忌惮他们或许已经悄然膨胀的野心。今日既已功高震主，明日岂不位高迫主、权重欺主、势众废主？如此潜在叛将，岂可久留于卧榻之侧？！

2012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让王歧山挂帅中纪委书记，展开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腐”风暴(其性质当然还是“选择性反腐”)。扫除相当一批高层贪官后，习近平便在2017年十九大时把王歧山弄出政治局，仅给了他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虚位。

习近平为了拿下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便自己全面掌控军权，便让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充当急先锋，冒着政治风险挑战郭、徐两头“军老虎”。待到清除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后，刘源便于2017年被习近平打发去人大机构赋闲度日。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略同刘源，也是支持习近平军内“打虎”的一员干将；而且刘亚洲还频频为习的军队改革(2015年至2017年)出谋献策。但在2021年岁末，刘亚洲突然遭习近平软禁。

中国职业军人中任职最高者──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更是处于当前中共党内政变、兵变危机的聚焦点或“台风眼”，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政变者盯上、拉拢、求助和任用。当然，他们也最有条件和能力来采取抵制政变命令、反对政变行动的措施，从而让军方在波诡云谲、杀机暗伏的党内纷争中保持中立或相对中立。

因此，许其亮、张又侠两位将军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来了政变命令，我应当“从命”政变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前任军委副主席中，哪一位可供效仿呢？林彪？杨尚昆？张万年？或许，可以学一学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

二位不妨继续扪心自问：我就像“叶帅”那样命令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政委陈登铝率部在中南海、北戴河、钓鱼台等处去抓人吗？抓捕对象那可是一批甚至一大批“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的，我到底该不该抓呢？一旦抓了人，我该承担多少政治后果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真的决定去抓人，政变方在京畿的兵力集结是否足够呢？是否还要从不久前视察过的西部战区调集大批部队紧急空运入京呢？然后么，要不然兵分三路：一路接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喉舌”，一路控制天安门广场及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一路包围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国家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目标”？

请继续扪心自问：果真让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政委李凤彪兴师而来、挥师而至，上演一出二十一世纪的“董卓进京”的话，“进京”后的“董卓”能否对下始终管得住部队的纪律、对上继续听命于军委的指挥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全军其他建制单位──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陆军各集团军、火箭军各基地、海军各舰队等等等等，如有不服者起兵抗争，就下令围剿吗？第一时间围剿不成、制服不了对方，就不惜全面内战、不惜兵火四起、不惜生灵涂炭吗？

请继续扪心自问：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一自己死于内战，家属子女还有家产等事宜谁来打理？如果战败，出逃何方？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要不然干脆投奔西方？不幸被俘进秦城监狱的话，那里套房的规格标准应该也不致于太低吧？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大获全胜，把党内、军内反对派一网打尽，接下来如何对他们“杀(掉)、关(押)、管(制)”呢？全党、全军、全社会如何搞“揭(发)、批(判)、查(处)”呢？全国如何军管、如何戒严呢？是否还得重回“文革”呢？或者干脆搞“朝鲜化”呢？党史、军史到头来会如何评价本次政变及自己的角色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如此乱象呢？国际制裁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盘呢？经济崩溃会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土崩瓦解呢？“后中共体制”会如何评价本次政变及我本人呢？老百姓会不会骂我“千古罪人”呢？未来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又将对此作何评说呢？

如果许、张二将军的确无意“从命”政变，又不想听任或放任上文提到的“内战”之类的“乱象”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也不愿步王歧山、刘源、刘亚洲的后尘而委曲却求不了全，那么，有一人似可供效法，或可资借鉴。此人为上将，与二位军衔相同。此人为政治局委员，与二位党内职务相同。此人为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内地位略低于二位。此人为老红军，走过“长征”路，其“政治上可靠”应该也不是问题。此人姓甚名谁？杨得志。

中共史上(尤其是中共建政后)“抗命”案例相当少，只有1989年“六四”期间集中出现了若干军队“抗命”事件。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的“抗命”事迹，人们耳熟能详。当时还有一事件更具轰动性，那就是解放军“七上将”(张爱萍上将一马当先，杨得志上将亦在其中)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决不能镇压民众。这一“抗命”之举，也被广泛流传，历久而不绝。

[北京宣布戒严的次日，即1989年5月21日，] 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亲赴第3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当面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督促他率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徐勤先接着问道：“有中央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吗？”(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当时连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已知赵紫阳失势，身为高级将领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

依照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调动一个班以上兵力携带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北京，必须有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而且调兵命令上必须同时具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常委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缺一不可。[2]

由于抗命，“徐勤先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说，这一句话在解放军中反响很大，对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意充当‘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3]

“七上将上书”一事也在解放军内部和民间传为佳话。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5月21日，多路戒严部队进抵北京郊区，兵临城下，屠城的危机迫在眉睫。解放军这七位上将临危“抗命”，反对戒严。他们联名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有记载如下──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曾任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如上所述]、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1989年5月21日(签名)’” [4]

据一位原《解放军报》记者提供的信息：“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军队并没有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搞人人过关。而这就与七上将联名上书有关，而且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差点发表七上将上书。[5]

“六四”事件尽管其背景及情形相当复杂，但其性质属于政变或至少具有政变成分则属无疑。将领“抗命”，也意味着军队(或部队)拒绝参与违宪、非法的军事政变，并力图避免政变所带来的人道悲剧及社会的剧烈动荡。“抗命”的徐勤先和“七上将”，堪称中国职业军人的楷模。他们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中国民间社会以及很多中共体制内人士的同情、钦佩、支持和赞誉。将军“抗命”，英名流芳，人民将永志不忘！

不知“怠命”一词是否业已存在或竟为笔者原创，但还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一下：“怠命”与“怠工”一词结构上相似，两者语义上都带有“消极”的含义。对该含义加以强调时，人们还可以说“消极怠工”，当然也可以说“消极怠命”。至于“怠命”、“从命”、“抗命”三者之间关系，或许可以说：“从命”和“抗命”是黑白分明、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怠命”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过渡类型或灰色地带。对“从命”来说，“怠命”就是“消极从命”；就“抗命”而言，“怠命”则是“消极抗命”。

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军队“怠命”事件为数众多，虽然其中大部分至今还不为公众所知晓。北京军区第28集团军即为“怠命”之最典型一例：军长何燕然少将、政委张明春少将为保护学生和北京市民而消极抗命(“怠命”)，自始至终拒绝开枪镇压民众。

根据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1989年6月3日夜，由第38集团军担任戒严部队“西集团”的第一梯队，沿西长安街向东率先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而第28集团军作为“西集团”的第二梯队，则应于1989年6月4日晨，沿第一梯队的开进路线后续跟进，限定于当天抵达天安门广场。该部沿西长安街行进至木樨地一带时，“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第28集团军的庞大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但仍然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军队”指6月3日夜在此经过的第38集团军]开枪屠杀[民众]情景，许多人说着说着，泣不成声。”[6] 还有人从附近医院拿来了死者和伤员的血衣等物证。

“血的事实立刻震撼了整个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 围堵的学生和民众与停滞不前的第28集团军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好，互相交换了许多情况，[……]”[7]。中午时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临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下达中央军委开枪镇压、强行推进的命令 [8]。但是，第28集团军全体官兵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持“怠命”，坚决不向民众开枪，拒绝踩着百姓的尸体强行推进。民心所向决定了军心所向。这无疑也为该集团军两位军政主官的“怠命”壮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1989年6月4日清晨，第28集团军部队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民众拦阻，乘坐同一辆装甲指挥车的军长何燕然和军政委张明春，不但不按照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当时，第28集团军从上到下，特别是高级军官，基本上都与何燕然、张明春持相同态度，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结果，“在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中，第28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9] 这支以消极“怠命”而功成名就的爱民之师、英雄部队，其停滞不前于西长安街的辉煌时段，必将永远载入中国军事史，历千载而长存！

“中共高层事后对第28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处理结果是：1989年11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受到降职使用的处分，整个军部被一锅子端掉了。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非常不幸的是，张明春在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一年后病逝。”[10]

“六四”期间又一起“怠命”事件是：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校消极抗命，以电台故障为借口，不断延滞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出发时间。“六四”以后，许峰大校因“怠命”婉拒戒严令而被迫转业 [11]，但他的事迹却传为美谈。[注：中国军队的“大校”相当于西方国家军队的“准将”]

第39集团军(及其下辖的步兵第115师、步兵第116师等部)属戒严部队“东集团”，奉命经建国门、东长安街等处向西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3日下午，步兵第116师接到立即全副武装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命令。该命令明确要求，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于6月4日凌晨1点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12]

6月3日夜晚，许峰带领师部的几名参谋便装进入北京市区及天安门广场侦查情况，获悉有的戒严部队在开进时开枪镇压民众。许峰回到第116师大部队集结的北京东郊时，有部队开枪杀人的消息，已经在第116师部队官兵中流传开了。他便告诉部下：现在通讯联络中断，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就一头钻进师部通讯车，再也不露面。此后，许峰带着该师大部队的车队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13]

6月4日凌晨5时许，第116师的先头部队步兵第347团由团长艾虎生上校带队，先是脱离该师大部队孤军单进，多次强行突破；而后再从北京火车站发起末段突击，用刺刀挑开血路，一路杀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许峰率领的该师大部队依旧在北京城外转悠。

就“怠命”而言，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的情况，与上述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的情况似乎有某些共同之处。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也属戒严部队“东集团”。1989年6月3日下午4时，该师奉命从临时集结地河北省三河县紧急出发，速抵京城后沿东长安街等处向西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参加天安门清场行动。坦克第1师部队几乎是倾巢而出，进京部队包括坦克第1团、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装甲步兵团，以及侦察营、通信营、工兵营、修理营等部分保障分队。这些部队编为两个梯队，分梯次开进。

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该师第一梯队即先头部队以装甲步兵团为主体，另编入坦克第1团、侦察营等单位的部分官兵，由姓阎的师参谋长带队先行。第一梯队在北京地区的十里堡、八里庄、定福庄、大北窑、呼家楼、日坛路等多个地点遭到民众阻拦，这个阎姓师参谋长每每下令强行突破、强行推进，不惜冲撞百姓，多次制造流血事件。而更为令人发指的是：6月4日晨6时许，坦克第1师编入第一梯队的军官、来自某团(坦克第1团？)的团长罗刚上校在北京六部口指挥坦克突然碾压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学生人群！[14]

与阎姓师参谋长和罗刚截然相反，该师的两位军政主官则表现出鲜明的“怠命”倾向。坦克第一师师长徐庆仁大校、政委吴忠明大校率领的第二梯队即后续部队由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通信营等保障分队，以及坦克第1团、侦察营等单位的余部而编成。第二梯队开进途中也一路受阻，但始终不肯强行推进、伤及民众。6月4日清晨6时40分，部队开进至北京朝阳区双井地区，再度受阻。徐庆仁、吴忠明果断决定：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双井百姓围住军车，劝阻开进，诉说真相。看到官兵们补给不足，没吃没喝，百姓们又给他们送来热水热饭，但就是不肯让开道路。如此对峙了十三个小时后，徐庆仁师长下令部队绕道而行，迂回开进。迟至6月5日凌晨1时40分，第二梯队的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才到达天安门广场。有的车辆和官兵直到6月7日才抵达天安门广场。[15]

但是，许峰、徐庆仁、吴忠明三位大校守住了人性底线。其决策有优柔但果断，无惧责罚；其行动虽一往但不前，不为裹挟；其精神虽平易但警人：心虽方寸居人性，头上三尺有神灵。军人固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就位可以迟到一步。在他们各自率领下，步兵第116师大部队和坦克第一师第二梯队的官兵们分别以“怠命”方式赢得了“时间差”，从而避开了血腥的天安门清场行动。

第54集团军是“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部队。该集团军6月4日凌晨抵达指定位置天安门广场后，戒严部队指挥部询问：你们在开进途中为什么不开枪？该集团军军官称，部队开进途中没有接到开枪命令。这些军官很可能与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一样，因有意“怠命”而“无法”通过部队携带的电台接到命令，从而立下了“就位迟到一步”、“枪口抬高一寸”之功。

“第54集团军编写的资料称：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以及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整个集团军没有开过一枪。”[16] 实际情况是，少量开枪案例还是有的 [17]。但北京各戒严部队中，除第28集团军没有开枪外，第54集团军确实是整个“六四”事件中开枪最少的部队。

第54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南省境内新乡市，军长朱超少将“六四”后被调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差不多算“就地消化”。论行政级别，省军区司令员与集团军军长都是正军级干部，朱超表面上算是平级调任。但从军事角度而论，省军区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集团军，朱超事实上已被“降级安排”。更何况第54集团军还是中共陆军的第二号主力，仅次于第一号主力第38集团军，当然不能让“忠诚度”存疑者执掌如此威猛之师，此谓之“控制使用”。由此可见，朱超少将“六四”后已不再受中央军委信任，实际上已经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8] ──此“十六字方针”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待曾长期潜伏于原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地下党秘密工作人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中共体制的“绞肉机”效应之一例。详见下文。]

明哲保身系人之常情，亦系将之常情也。与“从命”、“抗命”相比，“怠命”多少显得较为“中庸”──其安全系数高于“抗命”，而获罪风险则低于“从命”。不知解放军各位将领对此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