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前话兵变（下）
宋征时
(中共军队将领参考读物)
第六节 杀机四伏，祸根何在？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共军队的将领们“从命”也凶，“抗命”也险，“怠命”也危。从具体结果来看，“从命”者皆下场不妙而无例外，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六四”期间敢于对中央军委和戒严指挥部公然“抗命”的“七上将”(其中包括杨得志上将)居然反而没有摊上什么事，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中共军队的将领们，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哪一类背景及情况，只要面对政变命令，无论他们选择“从命”、“抗命”还是“怠命”，他们都处于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直接的生命危险之中；他们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甚至被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极刑。所以他们往往左右为难、进退两难。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也能够或应该理解他们的难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 [19]，安全需要是人的基础性需要。这对军人也不例外。但中共党内接连不断、没有底线的纷争，却往往让军队将领处于本来无需也不应承受的担忧、焦虑、无所适从甚至“政治性恐惧症”之中。
某种意义上，军人是一个低安全、高风险的职业。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场上，他们确实应当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纵然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事例也很多。当然，即使不在战场上，军人也还是需要勇气的。如“抗命”英雄、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六四”期间就曾留下誓言：“宁杀头也不做历史罪人。”
但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组织机构，凭什么要让原本还能恃勇以战的大批军队将领无谓且无辜地被迫卷入和平时期的党内纷争，从而丧失其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感呢？
如果说，一旦接到政变命令，将领们不管“从命”、“抗命”还是“怠命”，都不能免于祸患的话，那么，没有接到政变命令的将领和部队，是否就能得以幸免于祸呢？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我军”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有些部队、有些将领，根本没有接到过任何政变命令，也无从选择“从命”、“抗命”还是“怠命”，更没有参予任何政变准备或政变行动，结果还是因所谓“政变”问题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事例中最知名的便是：驻扎在北京昌平南口镇一带的北京军区第38军坦克第6师，因被怀疑要在1976年10月参与“四人帮”准备的“兵变”，于是该师上上下下被查了好几年，结果证明：所谓“兵变”，纯属子虚乌有。这真是：军在营内驻，祸从天上来。
在中共体制下，元帅、大将等军头更容易被无端指认为政变、兵变的“主谋”。“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一会儿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一会儿说陈毅要搞兵变，一会儿批彭德怀1959年准备搞政变，还有批罗瑞卿、廖汉生、杨成武搞“兵变”的，不一而足。那些揭露、声讨上述元帅、将军们“兵变”的大幅标语、大字报、传单、红卫兵小报等等，笔者未成年时在上海市中心街头见识过不少。1971年“九·一三”后有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说是林彪要搞政变，但也不见有充分的材料佐证和事实依据。
历史资料表明，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毛泽东直接害死了朱德(1976年)、彭德怀(1974年)、林彪(1971年)、贺龙(1969年)，间接害死了陈毅(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斗徐向前，长期打压刘伯承。除刘伯承外，以上几位元帅被扣上的各项罪名中都有“政变”或“兵变”一项。
1966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针对朱德所谓“政变”一事。会上，陈毅喝问：“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大概是为了证明朱德有政变的思想基础，周恩来指责朱德“长征”途中想“黄袍加身”而与张国焘“勾结”，还诽谤说朱德是党内的“定时炸弹”。林彪、康生、张鼎丞、乌兰夫、薄一波等人纷纷发言和插话，参与围攻。面对这等谰言、这种危局，朱德已经不便反驳，只好退而辨白：“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20]
与朱德共度共产革命生涯几十年的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能不了解朱德的为人吗？自“南昌起义”以来与朱德共赴沙场、在其麾下几十年的那些元帅、大将，能不了解他们的“朱总司令”吗？但只要毛泽东稍加指使，这些人就变得像疯狗恶狼般扑将上去，狠命撕咬，血口喷人，把“我军”一号元帅摧残得惨不忍闻。
[不久后，这些人自己又被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密战友”和部下揭发、批斗、整得死去活来…… 如此一轮轮人整人、人杀人，或见血或不见血，轮轮不已，整人不停、杀人不休。这就是中共体制的“绞肉机”效应。]
1967年毛泽东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带枪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之后，不仅元帅、大将接连落马，很多上将、中将、少将也在劫难逃。彭德怀在外省屡遭批斗而被打成重伤未愈，1967年夏秋又被揪到北京各大单位到处批斗。陪斗者中就包括：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解放军大将黄克诚、谭政，上将张爱萍、李志民，中将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等多名高级干部。[21]
2021年，中国历史学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书中统计，清洗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时的十名元帅和十名大将中，七元帅被整肃，五名大将被削职；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中将总数42%；少将153人，占少将总数11%。[……] 据中国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中国解放军受审查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22]
以上仅仅涉及“清洗”、“被整肃”、“被削职”、“受审查”人数。至于大面积的“受冲击”者，则难以统计。而且上述统计截止于1975年，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假如统计截止于1976年“文革”终结时，相关数字应当更高些。
解放军每一位将领都应当想一想：军队为什么会遭如此劫难？国家为什么会那样混乱不堪？即便可以搪塞说那不过是“文革”那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发问：“文革”的罪恶清算了吗？“文革”的教训总结了吗？“文革”如果卷土重来，我们靠什么来避免和预防呢？有制度保障吗？如果无法排除“二次文革”的潜在危机，军队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呢？
以“文革”之荒唐残酷可以想见，一旦“二次文革”降临，又有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发生不了呢？比如，有朝一日，发动“二次文革”的“人民领袖”指令“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许其亮、常丁求、郭校普反党篡军集团的通报”，下发至县、团、局级。《解放军报》还作出相关报道，标题为《从林立果到许其亮──空军新党委深挖政变根源》。再比如，张又侠在政治局、军委联席会议上，被众人指责为“有野心”、“想当军委主席，称自己有这个条件”、“羡慕林彪成为毛主席接班人，说只怪林彪后来太高调，班才没接成”。这些指责当然无需证据。张又侠若要辩白，就是“对抗中央”。再比如，三十多所外地军校的造反派联合进京揪斗张升民，把他打得休克，送进医院。医生问打人者：“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回答是：“他过去整人，现在文革来了人家当然要报仇。”再比如，按“人民领袖”旨意而举办的十万人规模的“全军反兵变”批斗会上，李作成的罪名是“搞兵变”，魏凤和的罪名是“策动火箭军部队支持李作成叛乱”，苗华的罪名是“为兵变作动员、为叛乱造舆论”。这三位军委委员一开口申辩，就像彭德怀、张升民那样被当即打翻在地。给三位陪斗的二十多位正战区级、副战区级将官站成一排，低头作认罪状。站在排头的北部战区司令员李桥铭，其罪名是“里通俄国、对抗中央的当代高岗”。主席台上，领头在军内造反、主持批斗会的一位校官手持电喇叭高声嚷嚷的倒是实话实说：“你们这些军委的老爷们，过去根本不把我们基层部队官兵放在眼里，还要把我们踩在脚下。现在，有人民领袖撑腰，我们基层官兵翻身站起来了！我们要把你们批倒批臭！让你们像徐才厚、郭伯雄那样遗臭全党、全军！毛主席过去搞了第一次文革，现在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在人民领袖指引下，把第二次文革进行到底！”
与上述设想类似的荒诞剧情，在“文革”中曾经普遍上演。它们如果在“二次文革”中再度重演，也是不难想见的。
的确，“文革”是“我军”将领这一群体迄今所遭受的最精准的打击，是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损失，也是最不堪回首的历史梦魇。“我军”广大将领固然应该时刻警惕偏爱“文革重口味”的“人民领袖”再度出现，但是，铲除“文革”得以产生的各种政治因素、体制结构和社会条件，才是根本之所在。
从根本上说，对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将领们最大的安全威胁，恰恰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军”广大将领一时还难以从思想理论上认识这一悖论，不妨先看一下西方民主国家军队的现实吧！
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地禁止“枪口对内”，能确保军队不参与国内政治事务、政党间纷争及政党内部派系纷争。民主制度还能够保证军队只管国防事务，只允许“枪口对外”。
这一制度保证，其一是杜绝了军队干政。军队不会政变，不会去抓捕总统、议长、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者中间也没有谁可以或敢于对军队下达政变命令。这样就保证了国内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安定团结”(这是中共希望、祈求、鼓吹多年而不可得、不可达的)。
其二，它也确保了国内政治的变化，不会给军队将领们带来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生涯上的不确定性(“我军”将领还多了一重政治前途及政治生命上的不确定性)。
其三，西方军队将领不需要听从某一特定政党的“指挥”，没有“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有政治学习来挤占军事训练和业余休息的时间，没有必要搞弄虚作假的演习，不会参与演出“内紧外松”之类的地方“维稳”戏码，没有“组织纪律”事先规定好的站队表态，没有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所谓“大局”要违心地加以维护和顾全，更没有人用“党性”来作为禁锢每个将领的精神枷锁、思想牢笼……
其四，西方军队将领可以不受政治干扰而“全部心思谋打赢”，全神贯注于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全部精力奉献于国防事业，不会也无从“枪口对内”。
其五，没有人可以或敢于向西方军队将领下达镇压人民的命令，因而将领们也绝不会被迫背上“镇压人民”的黑锅。按照西方将领们所熟悉并充分享受其中的法制社会背景和军事制度，假设他们身处“六四”期间“七上将”的位置，他们不仅可以抗命，而且还有责任起诉中央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
所有以上这些，其中大部分不正是“我军”不少将领心向往之的军队发展愿景、梦寐以求的国防建设格局吗？
归根结底，只有“我军”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国防军，成为一支非“党军”化、非政治化的国防军，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唯其如此，“我军”将领们才能最终避免由某位或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于一己之私、一派之私而悍然策动政变所强加于职业军人的人身安全风险、职业生涯风险和政治生命风险。唯其如此，“我军”将领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中共体制这个“绞肉机”所吞噬的凄惨命运。
第七节 严守中立，远祸自保
也许有读者会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目前也还不是民主国家。一党专政是目前国情，“党指挥枪”是目前现实。讨论问题要立足国情、面对现实。那么，我们就根据目前的国情和现实，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军”众将领完全有权要求不要让他们卷入政变、兵变。他们可以就此联名上书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可以学一学“七上将”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七上将上书”不正是发生于一党专政的国情、“党指挥枪”的现实、“六四”期间党内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吗？
“我军”众将军可以上书请求“党中央”各位领导──
如果您像毛泽东那样身为党的一把手，在党内又属于少数派，那就请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按党章原则办事。请不要借军队来震慑多数派，请不要用类似于发动“文革”的手段行事。若您动用军队、靠发动“文革”的手段行事，则最终会让全党、全军所有人都招致灾难，也会让您的配偶像江青那样招致灾难。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林彪。
如果您像邓小平那样属于已经退休的“老同志”，那就请安度晚年，不必过问中央日常工作。如认为确有大事需要“老同志”躬亲参与，可以请求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您和其他“老同志”扩大进去，或者采取其他办法如去北戴河议政之类，反正要按党章办事。请不要以“南巡”、“西巡”来号召军队闻风而动、“保驾护航”。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杨尚昆或杨白冰。
如果您像江泽民那样党内最高职务任期届满，则理当卸任而不应谋求超期连任。超期连任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党内共识，还可能为个人崇拜招魂、为“文革”复辟张目。请您和我们一起记取军队违反党章的教训，更确切地说，是记取策动军队违反党章、搅乱党内重大会议议程、推翻政治局决议的教训。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张万年。
如果您像华国锋、叶剑英那样面对不明朗局势，请不要靠枪杆子铤而走险，请不要命令军队用武力解决党内反对派。我们听命于反对派来抓捕你们显然不合适吧？那么，我们听命于你们去抓捕反对派显然同样不合适。而且陈云已经有言在先：“粉碎‘四人帮’”这种政变行动，要“下不为例”。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汪东兴。
其次，“我军”众将领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还有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另外还有人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及副主席。他们完全有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和军内顶层机制及其运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以往“伟大领袖”之类的领导人“据党为私用，握军为私器”的弊端积重难返，非经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去除，所以众将领似可暂不讨论这一论题。至于二十大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应当先着手尽量减少“党指挥枪”运作中的派系化、私有化、个人化程度。换言之，众将领可以而且应当尽力而为，促进“党指挥枪”运作中的非派系化、非私有化、非个人化。
党领导军队要非派系化。不能强制要求军队将领们在政治上表态、站队，以逼迫他们支持或反对党内最高层的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一派别。不能以此搞政治划线，更不能以派系决定将领们在军内的升迁沉浮，甚至生死存亡。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曾以对“六四”的政治态度划线，在军内搞过“杨家将”(尽管这个名称是别人起的)。这样的做法今后应当绝对禁止。
党领导军队要非私有化。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之子、少将郭正钢说过：“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这就是军权私有化最典型的写照。即使不具有家族化性质的准私有化也应当绝对禁止，如上文提到的“杨家将”。
党领导军队要非个人化。不能搞“定于一尊”的君主制，不能搞“一言九鼎”的一言堂。“党指挥枪”，指的是全党指挥全军，并非只是让党的领导层内摸得着枪的人指挥枪，即使任职最高者亦不能例外。例如兼任军委主席的政治局成员，在政治局表决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见时处于少数，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而不应该利用军委主席的职务便利，在军队推行自己被政治局否决的意见。否则，就属于个人或少数人不服从根据多数人意见而作出的组织决议，也就同时违反了“个人服从组织”。某些政治局的决议可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谁违反这样的决定也就同时违反了“全党服从中央”。
以往的中共党纪表述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像毛泽东那样的人，往往利用自己的党内最高职务和“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存在的漏洞，大搞个人崇拜，把“下级服从上级”偷换成“中央服从主席”、使“下级服从上级”服务于“全党服从领袖”。
以往的四个“服从”现在已经作了修改，由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重新表述为：“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3]。至少在字面上，“服从”的对象都是组织及其机构或一批人(多数人)，从而排除了个人独裁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能否兑现，可以说中共高级干部中没有谁持哪怕是虚假的乐观态度。
其三，鉴于目前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机制，鉴于目前“党指挥枪”运作中的派系化、私有化、个人化现象远未清除，鉴于强制军队将领参与政变、兵变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或者说，军队将领被迫参与政变、兵变的外在压力始终存在，“我军”众将领还可以恳请并委托中央军委出面，为将领们“请命”。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四款 [2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 [25]，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和政治局的下级组织，中央军委有权上书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
如受广大将领委托，中央军委或至少其职业军人成员，不妨以上书形式，出面建议“党中央”在当前的二十大前夕先行建立临时机制，以确保“我军”将领有权不接受明显涉及胁迫将领参与政变的命令，有权拒绝严重涉嫌强制将领参与兵变的军令。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还可以请求“党中央”以二十大为起点着手建立制度性机制，使军队不再继续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我军”将领今后再不能像林彪、杨尚昆、张万年那样“从命”政变而诉诸武力威胁，作出要“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的架势；更不能像汪东兴那样“从命”政变而诉诸武力，直接“把刀砍到对方脖子上”。
在任何政党内部，不同意见及争论是经常性发生的。不论是观点之争、方法之争、策略之争，还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都要通过讨论、磋商、协调等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要文斗，不要武斗！”1950年代出生的将领们应该都还记得这句“文革”口号。不论党内意见分歧、党内争论还是党内斗争，其性质或可算是“文斗”。军队不应介入其中而使之变为“武斗”。
[提出该口号的毛泽东却转眼间又对红卫兵“小将”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如此出尔反尔，是中共党内职务最高者的通病，也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体制使然。]
为此，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可以也应该上书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要求提供军队不介入党内斗争、中立于党内派系间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武斗”或军人干政加剧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无序性，也会赋予军队以破坏性甚至不可驾驭性，从而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平衡趋于崩溃。如“文革”期间召开的九大，军队代表的比例高达28%。表面上军队可以有更多发言权而受惠，实质上更容易导致乱军祸国的后果。谋其惠而遗其患，乃军委之所不取，亦我众将之所不为也。军人干政通常由握有军队统帅权者或最高统治者发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即使不加上长期执政，也容易导致苛政甚至产生暴君，弄得党内和军队高层人人自危。“苛政猛于虎”，暴君更何如？官升至君侧，“伴君如伴虎”。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可以也应该上书说明：只有在党内斗争保持中立，军队才能务好“正业”，才能心无旁骛、心无余悸地切实履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十条 [26] 所规定的军队“对外”职能。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和众将领并不推诿在特定的例外情况下军队应该承担的“对内”职能。例如，遇到2012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三·一九”在北京策动武警叛乱那样的事件，“我军”将领会像当年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长许林平少将那样闻令而动，遂行使命。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上书还应当说明：军队在党内斗争中保持中立，不仅是军心所向、将心所向，不仅能稳定党内、军内政治生态，不仅能为军队行使“对外”职能提供更为切实的制度保障，而且还是避免内战的一项措施。
军队不退出党内纷争，军队参与党内斗争，最终有可能将党内纷争引入军队内部，甚至有可能造成枪杆子的断裂、军队分裂而引发内战。
请求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或二十大批准：军队退出党内纷争，军队不得干涉党内纷争，军队保持中立，军队基本职能只“对外”。
本着职业军人的负责态度，中央军委所有职业军人成员和全军将领应当拒绝介入党内纷争，并用以下口号互勉自勉──
职能“对外”！切勿干政！严守中立！远祸自保！
(全文完)
注释
[1]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载《百度百科》，2017年10月29日。
[2] 刘亚洲 ：《道德与信念》(对成都军区空军驻云南某基地营级以上军官所作的内部报告，2002年)；转引自《8964 / 38军徐勤先少将抗命事件的“真相”》，载《阿波罗新闻网》，2021年6月4日。
[3]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加利福尼亚，真相出版社，2009年，93页。
[4] 黄河清：《六四军人列传》，载《博讯新闻》网，2009年5月17日。另参见《六四事件：七上将上书反对戒严始末》，载《万维读者网》，2021年6月4日。
[5] [秦鹏直播]《六四学生领袖：七上将反对镇压(上)》，载《大纪元新闻网》，2022年6月3日。
[6] 同[3]，404页。
[7] 同[3]，404-405页。
[8] 据《太阳系里一颗星──记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某部干事王强》(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100-111页)；转引自[3]，405页。[注：王强，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少尉、“共和国卫士”(中央军委1989年7月27日授予)]
[9] 同[3]，406页，405页。
[10] 同[3]，407页，408页。
[11] 参见[3]，289页。
[12] 同[3]，287页。
[13] 参见[3]，287页。
[14] 参见[3]，第十一章《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与六四事件》，348页-374页。
[15] 参见[3]，第十一章《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与六四事件》，359页-360页。
[16] 同[3]，260页。
[17]《六四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口述当年进京过程(2/2)》，载《自由亚洲电台》网，2018年6月5日。
[18] 主要参考资料：
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载《炎黄春秋》杂志，北京，2012年第8期。
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二十一世纪》杂志，香港，2014年8月号。
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傅国涌博客，2006年12月7日。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载CND《华夏文摘》，2013年12月22日。
[19] 参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载《百度百科》。
[20] 主要参考资料：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内幕》，载《凤凰网》，2008年3月23日。
肖思和：《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载《阿波罗新闻网》，2008年。
《解密：朱德批判会上周恩来说朱德不可靠》，载《新浪读书》，2012年7月2日。
[21] 据《彭德怀全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22] 《中共军队与核心权力：余汝信新书揭密“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载《BBC News 中文网》，2021年7月7日。
[23]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载《百度百科》。
[24] 参见 [23]。
[2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2020年修订)，载《百度百科》。
[26] 参见 [25]。
附录一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
本表包括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若干部门及建制单位。所谓“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表述指的是：这些部门及建制单位无论是被动卷入或主动涉入政变、兵变的可能性，还是被动置身于或主动投身于反政变、反兵变行动的可能性，总体上高于其他部门及建制单位。
* 非军队系统的部门及建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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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建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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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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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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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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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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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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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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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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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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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援部队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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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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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部队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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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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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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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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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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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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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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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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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管辖，警卫“正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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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特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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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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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管辖，警卫“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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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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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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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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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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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野战师，卫戍区一号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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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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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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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武警北方机动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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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猎鹰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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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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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雪豹突击队驻广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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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武警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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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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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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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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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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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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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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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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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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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95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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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朱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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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日和基地“蓝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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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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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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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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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2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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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高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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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2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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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6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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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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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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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空中突击第161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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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汤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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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组建的第一个空中突击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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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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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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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军区秦皇岛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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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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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地处秦皇岛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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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武警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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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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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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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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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有重型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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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警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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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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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空降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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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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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空降兵第15军，伞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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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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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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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海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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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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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海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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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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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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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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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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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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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司令部空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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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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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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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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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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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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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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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
本表包括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的军头、将领。所谓“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表述指的是：这些军头、将领，无论是被动卷入或主动涉入政变、兵变的可能性，还是被动置身于或主动投身于反政变、反兵变行动的可能性，总体上高于其他将领。
(*) 非军队系统的部门及建制单位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空军上将，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海军上将，委员、军纪委书记张升民上将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中将
空军司令部：司令员常丁求空军上将，政委郭校普空军上将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部：司令员巨乾生上将，政委李伟上将
(*) 武警部队司令部：司令员王春宁武警上将，政委张红兵武警上将
(*) 公安部： 部长兼党委书记王小洪总警监(兼)
(*) 国家安全部 ：部长兼党委书记陈文清总警监
中央警卫局 ：局长周洪许少将，政委陈登铝少将
(*) 中央特勤局：局长王小洪总警监(兼)，政委李宪法副总警监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少将，政委张凡迪少将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师长，政委
(*)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司令员朱文祥武警少将，政委王焕章武警少将
(*) 武警猎鹰突击队：队长，政委
(*) 北京市武警总队：司令员李志刚武警少将，政委刘振所武警少将
中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吴亚男上将，政委徐德清上将
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员韩胜延空军中将，政委王成男空军中将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军长吴爱民少将，政委汪志斌少将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95旅：旅长满广志大校，政委周勋大校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长段应民少将，政委王孝永少将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2旅：旅长，政委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6旅：旅长，政委
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空中突击第161旅：旅长武建大校，政委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继平少将，政委傅晓东少将
河北省军区秦皇岛军分区：司令员何晓东大校，政委张太富大校
(*) 河北省武警总队：司令员荣久华武警少将，政委陈维旭武警少将
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白忠斌少将，政委李军少将
(*) 天津市武警总队：司令员少将，政委少将
空军空降兵军：军长孙向东空军少将，政委陈德民空军少将
北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李桥铭，政委刘青松海军上将
北部战区海军司令部：司令员王大忠海军中将，政委傅耀泉海军中将
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军长郑守东少将，政委郑堰坡少将
西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汪海江上将，政委李凤彪上将
西部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员王强空军中将，政委姜平空军中将
新疆军区司令部：司令员柳林中将，政委杨诚中将
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军长丁来富少将，政委方明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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