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的“历史垃圾时间”还有多久

袁崛

    中国国内舆论继前些年流行 “躺平”一词后，近来又出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些说法都来自于中国网民，而“历史的垃圾时间”最近更频繁被外媒所引用，说明不仅身处局内的中国网民认为中共专制政权气数将尽，局外的严肃媒体也认为中共政权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中。

    “垃圾时间”源于体育比赛即将结束时，由于双方比分悬殊，败方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胜负结果，通常主力球员会被换下，比赛进入了没有悬念的垃圾时间。网友们更托名人言，把“历史的垃圾时间”说成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米赛斯所言：“历史垃圾时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一个时代严重违背经济自然发展规律，个人无力改变其走向，整个时代必然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

    从“躺平”到“历史的垃圾时间”，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两种说法不仅一脉相承，更是一种从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到对社会不公感到绝望的吐槽升级版。 “躺平”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个人能力与运气，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或没有可依靠的家族背景，也可能是个人的努力不够。“躺平”更多地强调个人因素，个人无法掌控在社会大潮中的命运，并未对当时的社会运转及制度有更多地批判与揭露，而“历史的垃圾时间”更多地强调社会整体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时间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共治下的人们用“躺平”、“不生孩子，做最后一代”来用脚投票，表达自己的绝望与愤怒，这也表明中共政权的统治已经进入倒计时。

    “历史的垃圾时间”是否为某些网友或外媒的一厢情愿，是否有社会的现实依据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佐证。

中共意识形态的机械与僵化，社会主义早已失去道德感召力与吸引力。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中共为维持专制统治与特权利益而披上的一张虎皮。1976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已宣告中共乌托邦式狂热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1980年代，出于对“文革”的反思，中共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稍有放松，社会出现了反思专制与乌托邦意识形态，学习西方民主理念与价值观的浪潮。1989年六四运动被中共血腥镇压，追求自由与民主的道路被彻底堵死后，社会大众放弃崇高的社会理想，转而寻求个人的实际利益。经商热兴起，社会大众的兴趣转移到能赚多少钱，能买多大的车子房子，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而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又未能产生新的道德标准与体系，于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官场上犬儒主义盛行，唯权力是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愿承担责任，官员同样选择“躺平”。

    习近平上台后，意识形态宣传的僵化尤为明显，为了树立他的一尊地位，各种加强个人崇拜的词语层出不穷。从“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到主管宣传的蔡奇在号召民众学习习思想时要 “入脑、入心、入魂”，试图彻底洗脑民众。但是中共非常空洞及僵化的教条式宣传，不仅对普通民众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体制内官员也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虚假口号和政治学习。

习绝对权力所导致的集体躺平、无人负责的负面效果。习上台后，中共权力结构由原来集体领导时的“九龙治水”过渡到现在的“一主六仆”，六常委都是其心腹，经常作为习近平特使出使其它国家。表面上看习近平掌握了绝对权力，有利于施展他的政治主张与勾划政治蓝图。如在武汉疫情刚开始时，习自信满满地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疫情防控是由我亲自指挥、亲自布署的”。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绝对的权力意味着当出现问题时，权力的掌控者理应负最大的责任。疫情防控后期的“白纸革命”，抗议的青年将矛头直指习近平，“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抗议现场。最近屡禁不绝的习近平出事、张又侠发动兵变的传闻虽被证实是虚假的，但是各方力量都希望他早点出事，早点下台的愿望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因为习近平的唯我独尊以及这些年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普通民众因经济萧条而生活艰难，官僚及红二代等权贵阶层也丧失了寻租的机会，侵犯了他们的特权。有很多人甚至都已经思考在后习近平时代，中共统治集团利用个人强权挽救局面失败，经济濒于崩溃之时，中共将如何应对社会危机以延缓统治。

中共治下社会的腐烂与溃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中共权贵资本主义通过官商勾结，既保持政治制度的专制性，又通过一定的市场开放，让民营经济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通过垄断资源与审批创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所以在官场和商场，贪污、受贿、行贿是普遍现象。但是除了在官场、商场，腐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教育、医疗、甚至宗教界无不如此。不仅最基本的食品安全没有保障，就连婴幼儿的奶粉，儿童的疫苗都造假，完全没有了任何底线。最近又爆出化学品与食用油混装，医疗公司盗取火化的尸体用于谋利。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不仅社会底层人的基本生存与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没有保障，享受不到健康的食品与清洁的空气，全社会的焦虑和不满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

经济濒临崩溃下，房价腰斩，中产一夜返贫，底层生存艰难。过去一二十年的经济繁荣表象与少数中产的富足生活建立在房价暴涨、资产升值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疫情封控，不仅国内经济增速变缓甚至为负，大部分中产在房价暴跌和投资失败后，资产严重缩水甚至负债，底层内卷严重，刚毕业大学生和青年失业率达到了30%以上。随处可见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多购房者付不起房贷而选择断供。大多数中国人既看不到个人的前途，也对国家不抱希望，整个社会的信心崩溃。大多数民众选择“躺平”来应对，绝望者采用极端手段来报复社会，9月3日山东泰安一校车冲撞学生与家长，造成11死24伤的惨剧，互害模式已经从底层扩展到全社会。

中共政权已经进入到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中。过去40多年，经济发展掩盖了社会矛盾，因为随着利益蛋糕的做大，民众多少也能分一小块，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民众对贪污腐败及社会不公保持了极大的忍耐力。而现在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普通民众不仅分不到一小块蛋糕，还要防止政府与特权阶层各种方式的掠夺，整个社会已经到了矛盾激化与集中爆发的时期。

那中国经济是否会迅速崩溃，中共政权是否会立马跨台呢？我们也要看到，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共政权不会坐以待毙，会采取措施进行某些改革，延缓它的统治。回顾历史，中共政权善变的流氓本性好几次挽救了命运：中共早期听从共产国际指令，在城市发动暴动失败后，毛泽东分析国情，看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于是采用暴力土改，在偏远农村建立据点的方式存活下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调整方针政策，表面上与国民政府合作抗日，实际上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无暇剿共的机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为日后国共内战夺取政权奠定基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共看到长期的阶级斗争不仅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许多中共权贵也在斗争中家破人亡，于是重心转为发展经济，表面上作出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的姿态，骗取信任，积极发展与欧美国家的海外贸易，让中共专制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中共之所以在矛盾全面激化的时候还能维持其统治，是因为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崩溃，财政收入还能供养维护其统治的暴力机关。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财政收入呈现减少的趋势，于是中共采用其它方式设法剥削民众，最近常见的报道有某些二级公路又开始收费，大幅提高居民水、电、天燃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又发文件开始砸锅卖铁，通过变卖国有资产和资源的方式以求能够解决危机。这些行为只能够延缓统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划上句号，在社会不公没有获得制度性解决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不会太久。

国内民众的醒悟程度与抗争的力度是决定力量。经过三年的疫情封控，“白纸一代”勇敢地走上街头，宣告“六四运动”后在中国消失30多年的大规模有政治诉求的抗议运动重启。大多数人看清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节，经济的萧条让大多数人对个人和国家没有信心，加上习近平上台后的各种倒行逆施，现在的年轻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网络上直白地表达不满、愤怒。他们对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了信心，下一次黑天鹅事件，所积累的不满与愤怒集中爆发，他们会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抗争。海外民主运动同样是推翻中共专制政权的重要力量。民运参与者在海外能自由表达与活动，通过“一人一推”、中领馆抗议、声援国内政治犯、自由雕塑公园等活动与国内抗争运动联动，加大宣传的力度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与报道，为国内抗争者提供精神、物质及信念上的支持与帮助。

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是中共政权崩溃的重要因素。2022年的俄乌战争及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让世界认识到，今天世界主流文明国家仍然处于野蛮势力攻击的危险中。目前的局面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以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三角联盟分布于欧亚大陆，今天的中俄伊朗反文明联盟也是横跨亚欧，由俄罗斯及在中东的代理人哈马斯主动发动战争。现在中俄伊与美欧日的实力差距比二战前双方阵营的实力差距大得多，美国用少量的快退役的武器支持乌克兰就能让俄罗斯难以应对，中俄伊不足以构成对美欧日自由世界的战争攻击。以色列坚定要消灭的哈马斯存活不了多久，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中的俄罗斯也会找台阶结束战争，那时的欧美各国有更多的精力来应对中国，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会更恶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遏制中共势力的渗透与崛起有相当的共识，最近FBI对中共代理人的大规模打击和抓捕即是例证。中共及其代理人通过低人权优势与人口红利发展经济以巩固专制政权的发展模式到头了。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袁崛

本文关于“历史的垃圾时间”表现的几个方面，参考了邓聿文先生发表在美国之音的《中国内部溃烂的状态评估》，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