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号-中国政情 张洞生简介 张洞生文章检索

 

 

从赵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谈起
==共产党以‘思想、理论、主义’为党国指导思想以图骗取其合法性是徒劳的==

 

张洞生

 

《前言》习近平上台近3年来,许多‘伪公知’妄作‘帝师梦’,给习近平上书,建议实行‘党内民主’‘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这正如建议太监吃伟哥就可以生孩子一样。其目的就是要麻疲欺骗民众,静待习近平的政治改革,以延长中共邪恶的‘一党专政’。在现在‘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下,其必然的趋势只能是‘增量专制独裁’,习大正一面搞什么‘恶法治国’、‘四个全免’、‘个人崇拜’忽悠老百姓,一面大抓捕维权律师和记者们,遍地黑监狱,不就是在作‘皇帝梦’吗?如果习近平想搞政治改革,其大方向应该是‘减量专制独裁’,像以前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做的一样,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取消宪法中的‘序言’,给民众以实质性的权力、利益、自由和尊严。

每个封建王朝和专制独裁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的首要任务都要为其统治权的合法性和道义性编造各种谎言,伪造历史以掩盖其邪恶和罪恶,把自己捏造和朔造成一贯地‘伟大的英明的导师和领袖’、 一贯地‘伟光正’,以便使无权的平民大众对最高掌权者产生敬畏、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成为他们逆来顺受的顺民、待宰的羔羊、带锁链的奴隶和脑残的炮灰。这就是历代赵普们和共产党豢养的‘指鹿为马’的笔杆子们绞尽脑汁所想要完成而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共掌权快70年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只要不实行民主,政权就时刻存在合法性与道义性的危机。习近平就不得不大搞伪造历史,为中共政权和他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寻找历史的依据,企图否定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的事实,实在是可耻又可悲。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李鹏等大佬(老虎)9.3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和习近平阅兵时‘手足无措’地行左手礼,和整个阅兵过程中的无精打采,证实习胖不仅是弱主,而且弱智。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习近平右边的,除了朴槿惠,几乎是全球的专制独裁者,习大帝权位的道义性何在?站在习近平左边的,除了王岐山之外,谁还是习的强力支持者?习大帝权位的合法性何在?宋朝的赵普可以用‘假道学’堵住众臣之口,取悦皇帝,欺骗世人,打造出政权和皇位的合法性和道义性。毛太祖可以‘面不改色’地当众大讲他伪造的‘十次路线斗争’,媚臣周恩来都不敢揭穿毛皇帝的新衣。在当今的信息网络化时代,习大帝还想靠共产党一贯的歪曲伪造历史谎言的那套旧把戏,为自己的‘皇位’打造合法性和道义性,现在连一个普通的网民都敢戳穿谎言,使广大民众看笑话,这不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吗?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宋太祖出谋划策,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后被任命为宰相。趙普為官前后長達三十年。年輕時只是專心為吏,而讀書不多。為相之後,太祖經常勸他讀書。趙普到了晚年手不釋卷,常常一回家,關上門拿出書籍一讀整天。到第二天面對公務時,處理起來果斷利落,其实就是‘正合圣意’。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赵普说我是以半部《论语》帮助皇上治天下的。赵普臨死時對宋太宗道,臣有《論語》一冊,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治太平。後人說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去世後,家裡人打開書箱一看,原來是《論語》二十篇。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由专制独裁的人治走向现代‘宪政民主依法治国’的民主法治。宪法是公民与政府执政者的契约。执政者必须按照宪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他们的执法必须受到公民及其代表们的监督。所有共产党包括纳粹德国,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不受公民的制约和监督,以‘思想、理论、主义’的意识形态骗民治民,是自欺欺人。这种历史的逆流和倒退将会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倒台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为什么赵普用《论语》的意识形态能帮助宋太祖和宋太宗治国,能得到二帝的特别青睐?因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由‘陈桥兵变’取自幼儿寡母,其合法性与道义性欠佳。赵匡胤坐稳皇位后,对弟弟赵匡义特别厚爱厚待,50岁的宋太祖英年突然驾崩,赵匡义继位为宋太宗,有‘斧声烛影’篡位之谜,宋太宗继位后,为了传位给自己儿子,于是加害宋太祖的几个儿子。宋太宗为了昭示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因此,需要赵普的‘假道学’掩饰自己的罪恶,宣扬自己‘正大光明’,平衡自己的心理。这就是赵普贩卖‘假道学’能在太祖太宗二帝面前‘大行其道’的原因。这与共产党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就宣扬和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治国是同样的歪理邪说。

《关键词》。赵普;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主义治国的危害性;马列主义;


 

《1》;赵普对宋太宗道,他以半部論語助君治天下,究竟暗含些什么意思?。

(1-1)。赵普死后,他的书箱内有整部论语,可见,他对论语可能是‘深究不懈’,而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为什么他要说論語‘一半可打天下’,‘一半可治天下’?‘半’字的学问在哪里!对赵普的用意可以作以下几种推测。

趙普本人为人为官并非论语中所描述的‘正人君子’,在太宗时,也因專權、貪財爲很多大臣所忌,並被人抓住把柄,結果趙普被罷相。他还可能参与太宗传位的许多伤天害理的阴谋,可能假造‘金匮之盟’。因此,他对论语之‘得心应手’,并非要借太宗之手,实行孔子的仁政而治天下。可能是借用孔子对人性和‘为政之道’的诸多解析,反其道而行之,用于揣摩圣意,玩弄权谋权术、和帮太宗排忧解烦,和平衡其肮脏罪恶的心理而已。

   第一种可能性;赵普是在故作谦虚憨厚,以弱示强,装作正宗的论语信徒。他故意标榜自己所学不多,学问不大,只学了半部論語。故作‘宰相肚里能撑船’状。说我‘不学无术’又能怎样?如果自己学问不大,能耐不大。圣上乐意,自己是可上为相下走人的。

第二种可能性;遇事拿孔夫子的论语中的教导装门面、表正统、假仁假义、堵人口实、为皇帝寻找冠冕堂皇的处事治国的依据,帮太宗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可能因宋太宗作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伤天害理的夺位传位事情,不安心,不能服众,赵普不过是挖空心思地从论语上找出孔子的话,使皇帝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为某些不耻行为找些合理的依据而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即吓唬别人,又掩饰和保护自己,还可安慰皇上,使皇上作坏事时心安理得。

   第三种可能性;赵普认为孔夫子在论语中的教导并非‘句句是真理’。其中,有无法应用的,有不合时宜的,有前后不吻合的。更有甚者,论语中还有许多正邪不两立、无法正话反用的。比如,当然赵普可以给太宗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道理。但是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等,赵普能给宋太宗讲这些、用这些教导吗?因此,赵普只能挑选论语中合用的部分语句和章节,在朝廷和皇帝面前予以运用而已。赵普是在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出众,取悦圣上。

   赵普表面上说他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不过是在故弄玄虚、钓名沽誉而已。宋朝由于从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因此,赵普也可能用过几条论语帮太宗实行了几条仁政。就是说,赵普真正帮太宗‘治天下’所用论语也许只有1/N(=论语的全部节数)而已。

(1-2)。至于赵普临死时对太宗说,论语的 ‘一半可用來助太祖打天下’,多半是赵普在向皇帝表功、忽悠皇帝而已。这话是不能当真的

   试问,赵普所谓‘治天下’和‘打天下’的‘半部论语’是相同的呢,还是完全不相同,还是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古人云,‘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按照南怀瑾大师的说法;纵观中国历史,儒家像粮店,和平时期治国可以用一些。「而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请看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等,哪个不是脸厚心黑,谁是实行孔子的‘仁政’打天下、得天下的?赵普帮赵匡胤‘黄袍加身’打天下是用论语吗?可见,赵普死前对太宗的话,或者是对论语运用入迷后的胡话;或者是马屁话或是自己‘得意忘形’而自吹表功的话,以求太宗好好地为他善后而已。

(1-3)。结论。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赵普的高明骗术之处在于,他明知道整部论语是无法治天下的。只能选择其中适用的部分为他所用。所以他不是‘本本主义者’,而是古代的‘活学活用’论语者。所以他在学习论语后,第二天處理公务果斷利落。赵普的经验告诉人们,即使对经过约1500年时间考验的圣贤书--论语,也要‘褒贬参半’、‘去粗取精’、‘半信半疑’、作选择性、批判性的吸收和运用。特别是对非原创者的后继鼓吹者们的观点,人们更应作理性的分析和严厉的批判态度

(1-4)。 赵普在年轻帮宋太祖打天下和为相时,读书不多,所以宋太祖要他多读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靈感」就是受了趙普的啟發。赵普曾劝太祖提防赵匡义,当赵匡义当了皇帝成为宋太宗后,他又怕太宗疏远和迫害自己,就为太宗編造「金匱之盟」,使其皇位合法化。因此,实际上趙普是以「奸智」玩轉官場的,靠的是善于揣摩圣意以为皇帝避讳园谎遮丑除烦消灾;在封建官場弄權謀、耍手腕、使奸詐,相互傾軋;这豈是半部<論語>就能應付自如的?趙普半部<論語>之說,实是一個拙劣的彌天大謊。因此,赵普实际上是一个打着行孔子之道的‘假道学家’‘厚黑学家’。任何时代,都有口念真经的假和尚。从古至今,帝王将相和现在专制独裁的掌权者们,哪一个不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装扮成某‘圣贤、宗教、主义’的信徒,以欺骗和吓唬别人,而保自己的权位?

   现在中国官场的大小赵普遍地都是,打着马旗号毛旗号邓旗号者都在招摇撞骗,‘闷声发大财’,欺压民众。美其名曰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看中共高层从毛太祖起,到现在的百鸡王周永康、勃起来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老江、曾庆红,谁不‘特色’?‘色’就是‘权’的春药。   

《2》;当以某去世人的‘思想、理论、主义’成为群体或党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变成为信仰和准宗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往往在一阵辉煌之后,成为黑帮教主的旗号,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灾乱。

   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和作风对待和运用圣哲、先贤、大师、理论家们的‘言论、教导、思想、观点、理论、主义’等,这对每个人的‘为人处事处世’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有站在先哲巨人们的肩膀上,善于利用先人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才可能在学问和事业上取得新的巨大成就。没有哥白尼和刻卜勒,就不可能出现牛顿。

(2-1)。上面一节中表明赵普学用论语的3种可能用意,不管赵普是哪一种用意,或者3种用意都有。现在已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吸收先人们的有益的思想观点和知识遗产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管赵普的话是真还是假,如果论语真能用于治天下的话,是只能用全部论语、还是半部论语、还是1/N部论语?可以肯定的回答是:无法用全部论语治天下。任何一个先人的的‘思想、言论、观点、理论、主义’,都不可能全部、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总会有缺陷、片面或者错误,都有一定的时空和条件的限制,甚至有可能自相矛盾的。还有可能作大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理解和运用。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孔子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因此,后人对任何先人们的思想遗产只有在通过实践的检验后,对其作选择性的、批判性的‘择优去劣’的吸收,才能不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才能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2-2)。自从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理论被鼓吹之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信奉马克思的人、特别是有权威的人成为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带给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灾乱。以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莫不如此。这是现代国家和民众必须吸取的最重要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为当将某种‘言论、思想、观点、理论’被提升到‘主义’高度的地位之后,主义的创始者就被神化了,就变成为‘准宗教’的教主。而且,当该主义附体在一个国家的政权或政党上而成为指导和统治思想时,创始人就变成为该国或该党的教主,其子民或党员就自觉或被迫、被诱惑成为该教的信徒。该国或该党就无形的变为‘政教合一’的邪教式的政体或政党或黑帮,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内具有极强的迫胁性。而信仰化后的‘理论或主义’是‘非理性的和排他性的’,会成为许多人‘盲目的’信念和感情。普通的信徒是无能力用或懒得用‘理性’去思考主义的对错的,只有创始人或者高层才对主义有解释权。少数个人可能由于遭受到许多失败和挫折、悲观失望、或亲友的死亡、或顿悟而导致信仰改变或破灭。但多数人的信仰固定后是‘难得回头’的。这是思想感情的巨大‘惰性即惯性’造成的。因此,当许多人群陷入某种‘信仰’ 的泥潭中时,他们往往是盲目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后果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乱。当某种信仰或主义能给某部分人带来利益时,危害就更大了。

   更可怕的是,同一主义中的不同派系之争、争正统、争主导,是最残酷无情的‘争权夺利’斗争,如伊斯兰教中的叶什派和逊尼派的斗争一样,从前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中国和前苏联的派系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前中共内部自己互相残杀的人数,比国民党所杀的共产党的人数要多得多,就是为了争正统,争话语权,争领导权,以杀戮排除异己

(2-3)。对‘思想、理论、主义’的不同解释和派别之争的危害性,最典型的一个历史事例。

   在(1918年10—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马上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写了一本书名<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严厉批判考茨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说,考茨基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证明他 “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说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不能实现世界革命的目的。下面简单的介绍他们3人的观点。

   马克思的经典原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对‘专政’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考茨基对‘专政’的观点,‘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对上面3人观点的分析和结论:

1;上面他们3人的不同观点和理论,如果作为不同观点作理性的探讨和分析,只有根据各国不同的社会的广泛而长期的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长期性的历史问题,是不可以‘暂时的成败论英雄’的。   

2;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神化’为‘主义’之后,创始人和信众就演变成为‘教主’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本来是观点之间的对错、是否完善、是否经得起今后实践的检验等问题,就变成为谁是嫡传弟子、谁是叛徒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3.;经过近百年长期的广泛的灾乱性的社会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和考茨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都要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考茨基的观点较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  

4;一种被千万人信仰和崇拜过的社会历史观点和理论尚且能够错误得如此离谱,而用一种‘政教结合’的宗教或主义作政体,与政治权力结合后,会带给人类社会多么大的灾乱啊。请看公元392年,当羅馬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基督教被竄改為天主教,在欧洲形成了一千年的黑暗世纪。再看19--20世纪,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相应的各国政权结合后,给各国社会和民众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灾乱。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亦是如此。    

5.;有哪个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有哪一个人的话是‘句句是真理’的? 有哪个主义不能做多种解释和运用的?有哪个专制独裁政党或政权不仰仗宗教或主义作护身符的?     

6;现在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政教(主义)合一’的,或者用什么理论或主义作为一国的指导思想的。这难道不是其政治民主化后,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吗?用某种主义作一国的指导和统治思想,无论该主义是少数人的信仰,还是多数人的信仰,都是造成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和灾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7;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的观点只可能对社会中的某些阶级阶层、某些群体、某些个人的权利有利,而对其它的人不利,所以主义只会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最简单正确的社会历史观点。而有权势的人和群体往往对有利于自己的观点作极大地夸大,而对其危害作轻描淡写,这就会扩大灾乱性的后果。这是人性中‘见利忘义’‘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等劣根性的表现。

 

《3》;‘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写进中共党章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毛奉为党的教主,即绝对的权威和领袖,相当于邪教的掌门人或黑社会的老大。因此毛在世的一切言行,不管好坏对错,都成为最高指示和绝对权威,这就是毛能够‘无法无天’地瞎折腾,可以用其错误的思想理论和号召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巨大灾乱的根源。

(3-1)。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败’是铁律?因为人的欲望必然随着无制约的权力的增大而恶性膨胀。绝对的权力使掌权者变得丧失理智和人性,造成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残酷地排除异己和危害社会。   

   当一个人有了权力而没有其它的权力可以制衡时,就可以得到权力以外的、他所想要的一切,比如,名、利、功、财、色、势(为所欲为,谁也管不着,人人都畏惧其权力和威严)。失去了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甚至生命。而且‘权’无止境。一个人有了小权,为了保权和怕丢权,一定会设法而可不择手段地夺取更大的权。赵匡胤当了皇帝为保江山和子孙皇权,演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但赵对与其共打天下的大臣算是够仁慈的了。朱元璋对与其共打天下的大臣就是赶尽杀绝。历史学家郭沫若有名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

   时代进步到20世纪,在封建和专制独裁政权里,包括各国共产党政权,为夺权保权的大屠杀惨剧超过以往任何的封建王朝。所有以马克思主义或其它的主义作指导思想的政党,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霍查、波尔布特等所有共产党,其内部的派系和争权的屠杀都惨不忍睹。虽然各党都无不以轰轰烈烈地的夺权斗争的巨大成功开始,最后均以失败倒台告终。民众成为党内争权斗争的工具、帮凶、奴隶或者被杀关管。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表明,当一国共产党将其领袖的‘思想、理论、主义’作为该党的指导思想,而驾临于其党纲时,这个党就会逐渐变成为该领袖个人专制独裁、争权夺利和为所欲为的工具,他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同样的导致其绝对的腐败,和残酷地迫害他人。这个党最后就必然会走向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为广大民众所抛弃。

(3-2)。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不都是在重演朱元璋的屠杀大戏吗?为什么?因为专制独裁政权最高头头的绝对权力和权威使人性扭曲。由于‘权’和‘名’总是联系在一起,‘权’需要‘威名、英明、盛名、虚名’来维护权位的合理合法性。因此,为了保‘权’,既要不择手段搞阴谋诡计和作损人利己、杀人立威之坏事,作了坏事后又要保‘名’和圆谎。而独裁者身边的近臣和‘亲密战友’,既可能是其夺权篡位者,又是其做坏事的参与者或知情者。这就是他们‘伴君如伴虎’、‘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获罪的灾乱性根源。这就是每个独裁者必然会借故整肃、整死、杀死‘亲密战友’的原因。毛泽东整死刘少奇,是怕刘接班后揭发其罪恶,毛整死张闻天陈伯达田家英等,完全是因为他们对毛的根底所知太多。然而,毛百密一疏地对汪东兴网开一面的结果,造成毛王朝在他死后27天就彻底覆灭。因为毛低估了文革和四人帮的罪恶,低估了汪东兴对江青的厌恶,把汪仅看成为不过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太监。

(3-3);中国在1949年前,是一个用牛耕作的农业大国。在建国后,按照国情,本应该按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然而,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是教主,一切是他说了算。毛在1953年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推翻了刘少奇提倡的‘巩固新民主主义’,而跑步走向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大屠杀罪行,这本来是促使各国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向民主化转变的第一步。却引起了毛的极度恐惧。56年中共8大召开,在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是強調集體領導,使毛有大權旁落之恐惧。在57年毛利用指挥反右派,而重新独揽大权。毛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对抗国际共产党反‘个人崇拜’的潮流,在58年炮制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3面红旗。并在58年当着赫鲁晓夫的面炫耀的说,‘中国粮食多了,怎么办’?毛稍后又公开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又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毛的教主绝对权威无人敢反对,瞎折腾的结果,从59-61年3年内饿死3千7百多万人。恼羞成怒的毛泽东才不得不暂时退居第二线,把烂摊子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收拾。自己蛰伏起来。毛泽东的性格就是像赌徒一样,是一个从不认输、甘居下风的人。毛处在这种“走麦城”的状况下,要想保其‘身前身后名’,就必先夺回手中失去的权,而后家传天下。这就是他的思想上逻辑思维的必然结果。再就是找出更多的、更大的可以打倒的敌人,用‘更伟大’的胜利以掩盖‘三面红旗’的失败和过去所有的失败和罪恶。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来一个‘大翻盘’。于是在国际国内又扯起了‘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对派’的大旗。为了要当国际共产党的红头老大,在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毛氏社会主义比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更优越。在国内,以反对修正主义为名,要清除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打倒所有亲密战友和了解其底细的秘书们,然后家传天下至江青毛远新。

   毛曾说,“ 帝王者,一世之帝王.圣人者,百世之帝王”。这就是他权势膨胀后,欲望更加膨胀后产生的内心动力。毛在文革中提出10次路线斗争,就是要将中共10次路线中的对立面全都打倒整死。以便他在篡改党史历史后家传天下,妄图向后世表明自己是一个一贯正确的圣人---百世之帝王。这说明绝对的权力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成为掩耳盗铃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谎言制造者。他为了在政治上和中共党史上永远骗取‘伟大导师’的美名,只能展开腥风血雨的斗争,想学朱元璋一样,为保其二、三代皇权而残杀近臣。这就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缘由。毛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他掌握了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之后,他可以撕毁党纪国法,将现任的国家主席、副总理等不通过任何法律审判,用私刑整死。为了给他‘家传天下’扫清障碍,又挑起全国性的武斗,何其残暴。

   毛被权力充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有绝对权力,就可以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可以用权力消灭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不要法治民主,而用专制独裁就以维持终身制和世袭制。结果,他死后仅27天,他‘家传天下’的美梦就破灭了。

   毛斗到最后,身边除了毛远新一个男人之外,就是一堆供他玩弄的年轻女人。76年的45天安门广场运动表明,民众已开始觉醒,毛泽东已经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也许是毛泽东大限之前要张玉凤朗诵悲凉<枯树赋>时的心情写照吧。

(3-4);从以上可见,当一个党以其在世的领袖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时,该党就成为其领袖专制独裁和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它愈强大,独裁者的权力和威信可能愈大。当领袖的坏的欲望恶性膨胀到而无法阻止时,必然会给该党和社会民众带来巨大的灾乱。因此,一个专制的执政党只有首先废除党领导人的终身制和绝对权力,按时按公开程序换班下台,才可能保证其高层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取消以某人的‘思想、理论、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和批毛是中共走向民主化的必须的第一步。

 

《4》;简单结论。强制推行以某个人的‘思想、理论、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将他捧上神坛,成为最高领袖和教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借用他一个脑袋控制全国所有人的脑袋,以维护其个人专制独裁和‘一党专政’。

(4-1)。为什么2500年前的孔孟和其弟子们对孔孟的经典言论比‘马列斯毛邓’及其追随者们更为明智呢?因为孔孟之道,只在于规劝在上位者(大人)对民众‘施仁政’,是对其言行作规范。所以孔子的学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不是要‘强制推行统一思想’,也反对‘小人’(流氓痞子)‘犯上作乱’的造反夺权。所以孔孟之道的实质就如同‘劝世文’,无法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对‘治国,平天下’有益。它作为每个人(大人君子小人各阶层)的为人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来说,对维护家庭和社会和谐是很重要的。

但‘马列斯毛’的‘思想、理论、主义’,是以仇恨为基础,以斗争为手段,以夺权保权为目的的。其实质如同黑帮的帮规,因为其远程目标的‘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其最终理想‘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所以邓小平实事求是的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既然说不清楚,为什么把这些‘思想、理论、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强制推行,强迫别人接受呢?其结果只能被高层野心家利用,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保护伞和骗人的工具。他们为维护其权位私利,可随意解释和歪曲理论,制定出利己害人的政策,把社会推进深渊,并且成为党内不停地权斗的根源。结果就是苏联的昨天就一定是中共中国的明天。

(4-2)。任何一个思想家、革命家、领袖的‘思想、理论、主义’都必然有错误、有局限性、片面性、两面性、前后矛盾性。孔子是最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著<春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多么精辟!正是孔子没有近代‘主义者们’的狂妄和‘走火入魔’,不把自己的话当做‘宇宙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才显示出孔子平凡中的伟大。从古到今,哪有一个人的‘思想、理论、主义’是‘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思想、理论、主义’总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有错误,所以都只能是‘毁誉参半’的。每个想了解学习运用它的后人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半信半疑’,作批判性选择性的吸收和运用,以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马列斯毛也提倡批判,但他们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批判别人,无限上纲;而不允许别人批判他们自己。梁漱溟说了几句毛‘不中听’的话,毛就像疯狗一样狂咬梁。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对‘仁’的解释可能超过10种,经过2500多年的考验,但人们无法用孔子的一种‘仁’去反对他的另一种‘仁’。而马恩列斯毛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马恩列斯毛邓理论‘三块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可以互相批判斗争否定,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1848年起,共产党将在不到200年内,会灰飞烟灭。所以,实际上‘思想、理论、主义’只不过是共产党高层永远掠夺压迫奴隶广大民众,而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而已。反观所有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都是根据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和要求,解决现实中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谁用主义作指导思想?

(4-3)。人都是熊猫,都有黑白两张面孔,这是人性使然。早在1945年中共7大闭幕时,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正是在这7大,中共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那时毛所领导的中共还只是沦陷区中的一片片解放区,还没有在全中国掌权。毛喊‘民主’不过是向蒋介石要民主。所以5个月后,毛到重庆与蒋举行和平谈判时,可以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到49年底,中共掌权了。毛的权力大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欲望也随着增加了,谁愿意穿‘民主’的紧身衣呢?在1950年的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口号上,毛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所以将一个活人的‘思想’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赋予他‘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后果很严重。

    (4-4)。而将无法避免有缺陷的、片面的、甚至有错误的某人‘思想、言论、观点、文章’拔高成‘思想、理论、主义’,而作为党国指导思想的作法,也许能迷惑民众于一时,取得暂时的夺权保权的辉煌胜利,但接踵而来的失败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灾乱。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夕之间的垮台证明:因为这些‘思想、理论、主义’是要求其追随者组成政党,用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来夺权和保权。而专制政党又被高层几个人所控制,以准宗教的形式,搞个人崇拜成为新的一代一代的专制独裁者,而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少数几个专权领袖就可以为所欲为,往往在被崇拜和权欲的驱使下变质作恶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思想、理论、主义’ 往往有不同的、多方面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解释。在创始人去世后,而形成敌对的派系,造成争权夺利和争正统的残酷斗争。其社会效果,轻则导致高层权斗重则使他们变成邪教的暴徒,领袖变成邪教教主和暴君,残杀大量的无辜民众;比如中国文革中的惨烈的派系斗争和社会的大武斗劫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4-5)。关键问题是,这种以单一的‘思想、理论、主义’作为党国指导思想,就会驾临于党纲宪法之上,对它又无确定的、具体的定义和规范,如果党政高层领导为了私利而作错误的解释和引申后,或者用‘虚’的指导思想,以歪曲、取消、反对‘实’的党章和宪法的内容,就有可能将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推到灾乱的边缘。后果是,只有在发动和领导全国性的灾乱的独裁者死后,才能被动的由他人改正某些错误而向前走一步,这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危害。毛泽东搞文革,至死不回头,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如果某些个人的主义具有一些邪教的性质,以该主义为统治思想,党国将被祸害不止。治国是一项错综复杂的、长期的综合系统工程,高层领导只有执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吸收所有古今中外先哲先贤们的正确、具体、明确的思想观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还要善于‘选贤任能’,才能较正确的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这才是有益的治国正道。

   为什么中国人就非要接受某种思想指导才能活下去呢?现在的极右派权贵集团和极左派的毛左分子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顽固地对抗世界民主潮流,能够顽抗多久?中共党内外民主化的首要条件,就是首先取消以某‘思想、理论、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党国高层就不得不按照具体的党纲和宪法条文办事,才有可能‘依宪治国’作一些实事,不作空洞无聊的‘主义理论道路’之争。这才是中共必须走的‘治国安邦正道’的第一步。而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宪政,依法治国’,即中共首先逐步定期实行‘释放政治犯,军队国家化,开放党禁,实行言论自由’,然后成立‘民主协商联合政府,制定新宪法,一年内实行普选’,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民富国强的光明道路。

====全文完====

9-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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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洞生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5年9月12日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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