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邓小平无法超越的历史伟人
张杰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华国锋。稍年长的朋友对他都有记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也被誉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他为人憨厚老实。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时发动了政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走出十年浩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华国锋退出历史的舞台。退出舞台、失去权力的他并没有消沉,相反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如慢跑、练习书法,终得善终,享年87岁。围绕着华国锋有种种谜团,官方也有评价。华国锋到底是一代伟人还是庸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华国锋。华国锋生于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去世。他是山西交城县人,曾经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是1949年以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他早年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真正崛起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提出的农村合作化建设,深得毛泽东的好感。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成为中共领导人,他执政5年,从1976年到1982年,但真正主政时间很短,也就两年,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就离开了政治舞台。
1980年以来,中国官方对华国锋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是指“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我认为,官方对华国锋的评价并不公允,甚至有违历史事实。下面,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
第一,首先提出并组织抓捕了四人帮。
官方评价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这件事上有功,但也有的观点认为是叶剑英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根据史料的记载,第一个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是华国锋。
《叶剑英年谱》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曾经去采访过华国锋等人,结合其他历史史料显示,在1976年9月10日和11日,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去找叶剑英,提出抓捕四人帮的建议。李先念受托专程去拜访了叶剑英。
华国锋与当时1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刘伯成重病、“四人帮”,还有吴桂贤外,在不同的时间和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具体的抓捕方案也是华国锋与汪东兴、吴德分别商定的。
最后,在10月6日的晚上8时开始实施抓捕行动。华国锋与叶剑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指挥,具体的组织抓捕是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华国锋就能果断抓捕四人帮,显示了一个领导人的勇气、魄力和政治智慧。
第二,积极推动邓小平复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官方认为,华国锋阻碍了或者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包括邓小平本人对此也有怨言。但是根据史料分析,华国锋从来就没有阻止过邓小平的复出,相反最早提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就是华国锋。
1976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对邓小平的复出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出来工作。第三,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三个人就代表中央去了玉泉山。玉泉山是当时邓小平的住所。他们向邓小平通报了中央的意见。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他说要有一个转弯的过程,因为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人们的思想和群众的接受都还有一个过程,要防止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问题做文章。
1977年9月9日,邓小平实际上就已经作为国家领导人与华国锋一起出席了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和纪念堂落成典礼。1976年12月,华国锋就恢复了邓小平阅读党内文件的权利。1976年,邓小平患严重的前列腺炎,需要到301医院去动手术,整个手术方案就是华国锋批准的。在手术前,华国锋还曾经与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专程到玉泉山看望邓小平,集体向邓小平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整个经过。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不仅华国锋首先提出并推动邓小平的复出,而且对邓小平礼遇有加。邓小平的抱怨,实际上是不公正的。
第三,不应承担“两个凡是”的全部责任
历史学家韩钢研究认为,华国锋执政以后,中央高层只有四次提到“两个凡是”。第一次是1976年的10月26日,华国锋在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上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说8个样板戏,还是要去演,如果某个演员演得不好,换人。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政治局吴德,也就是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汇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就说过,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
第三次是1977年到2月7日,红旗杂志社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学好文件抓住纲,它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所谓“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守。”
第四次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两个凡是”的提出,应该说华国锋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分析,也就是在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的情况下,它还有一个政策的延续性的问题。所以不能简单把“两个凡是”的责任完全扣在华国锋一个人的头上。
第四,没有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
中国官方给华国锋的定论,认为他压制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事实依据。
1978年5月,中国开始真理标准的讨论,始终没有证据证明华国锋压制了这场讨论运动。只有在两次会议上涉及到有人提到了几件事。
第一个是1978年6月,有人向华国锋请示,《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华国锋说暂时不要表态。
第二个是1978年10月6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海军党委会传达华国锋的六条指示,说其中一点提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急于表态。
我认为不能说华国锋压制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这比较符合华国锋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他的性格。他是国家第一领导人,表态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对这个问题,他一直是比较谨慎的。比如说,1978年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筹备情况的时候,就说有几个理论问题,比如说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中央是不是要表态?华国锋就说放一下,不要轻易表态,因为我要是说了,人家就没有办法再说话,给这种理论讨论留一定空间。所以,我认为华国锋还是比较开明的,没有对言论进行打压。
第五,没有阻止和拖延对老干部恢复工作
这也是中国官方对华国锋的指责,认为他拖延阻碍了恢复老同志的工作。但是这个观点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事实依据。
相反,华国锋一直积极推动老同志恢复工作。1976年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方案风后,胡耀邦就靠边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曾经亲自到胡耀邦的家里去拜访,请胡耀邦出山。但胡耀邦拒绝了。华国锋又请叶剑英做胡耀邦的工作。由于叶剑英和胡耀邦有很好的私交,胡耀邦就答应了。华国锋紧接着就与胡耀邦谈话,请他担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主持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请胡继伟当《人民日报》的主编。当时,胡继伟说我能力不行,予以了拒绝。华国锋采取激将法,说难道你还比不上现在被人称为草包的《人民日报》主编吗?在这种激将法下,胡继伟答应出任《人民日报》的主编。所以,华国锋一直积极推动老同志恢复工作,这个指责是不实的。
第六,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很多人的眼里,华国锋以阶级斗争为纲,想延续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专制主义路线。事实不是这样,华国锋一直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并且积极的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当然,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还是有很大区别。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当然有。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1978年3月13日,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中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文革刚刚结束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借钱搞建设方案。借谁的钱,当然是借国外的资金。1977年他就提出来要引进外国的设备、资金和技术。197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了43亿引进外资的计划。但1977年,华国锋就把这43亿提到了65亿,1977年的10月份又把这个标准提到了100亿,1978年2月提到180亿,3月提到200亿,4月份就提到了500亿。1978年,华国锋建议派两个代表团去国外考察。一个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到西欧5国,法国、瑞士、瑞典、比利时、西德和丹麦。1978年,华国锋提出了“四个一点”,即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最早提出中国建立深圳和珠海特区观点,或者进行思考的,就是华国锋。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建议,要利用宝安,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和珠海比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生产基地,对外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一个新型的边境城市。华国锋对此大力支持,并要求立即落实,说不要纸上谈兵,定下来的事就赶快去办,要去抓落实。
以上,我们对华国锋做出了六点评价。华国锋有没有人生的缺憾呢?当然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所处的环境和对中国所做的贡献。1988年,邓小平对华国锋有一个评价。他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所以他对华国锋的评价是很低的。但这个评价公正吗?从顺应历史潮流来说,邓小平实际上是远远比不上华国锋的。华国锋通过抓捕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
邓小平虽然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在民主宪政上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接班人,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潮流,这是相当不容易和不简单的。
当邓小平成为中共的核心,华国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又能够以很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际遇,顺其自然,安享晚年。晚年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对此不屑和批评他愚忠独裁者,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华国锋为人的憨厚朴质。出于他的认知局限和特殊经历,我相信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诚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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